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哥，你说他是不是傻？工资卡转账，那转账备注还能写‘生活费’三个字呢，这下可好，银行流水跟铁证似的。”我端着啤酒杯，看着对面坐着的陈默，他刚把离婚证拍在桌上，像拍了一张烫手的饼。
陈默没接话，把杯底的酒一口闷了，喉结上下滚了滚。“你知道最他妈可笑的是什么吗？”他抹了把嘴，“我转账的时候，她就在旁边站着，还问我‘转这么多，你卡里还有钱吗’。”
我差点把酒喷出来，但看他神色，又咽了回去。陈默是我发小，从小一起在城南的筒子楼里长大，那时候他家里穷得叮当响，后来自己做建材生意，跑出了名堂。三年前他娶了林晓，一个在婚庆公司做策划的女人，长得白净，说话轻声细语，谁见了都说陈默捡到宝了。
“你当时怎么说的？”我问他。
“我说，够花。”陈默低下头，手指在吧台上画圈，“她就笑了，说‘那你可真是大方’。”
我总觉得她这话里有话，但没敢往下接。陈默又开了一瓶酒，眼睛没看我，盯着吧台后面那排酒瓶子，像是要把它们都看穿。“离婚那天，她收拾东西，把我送她的那条白金项链扔在茶几上。我说你不要了？她说，假的，不值钱。”
“假的？”我愣了，“那不你花两万八买的吗？”
“我后来才知道，她早把真的当掉了。”陈默的声音没抬高，反而越来越低，“她拿去给她弟还了赌债。”
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窗外的夜市灯火通明，烧烤摊子的烟混着晚风飘过来，有几桌人正大声划拳。这是城里最乱的宵夜街，也是陈默离婚后唯一愿意来的地方。
“那你现在什么打算？”我问他，“那套房呢？”
“归她，房贷我来还。”陈默说，“孩子抚养权归我，她提的，说带个孩子不好再嫁。”
“你妈知道了？”我问。
“知道。”陈默苦笑一声，“我妈气得住院了，三天没吃东西，就念叨着‘孙子不能没妈’。”
“你爸呢？”
“我爸倒没说什么，就扔了一句话：‘你自找的。’”
他这话说完，我反而觉得心里堵得慌。我们从小就是那种一起翻墙逃课的交情，他爸妈吵了半辈子，他爸是个修自行车的，他常说“我这辈子绝不学我爸”。结果他爸当初用一个月的工资给他妈买了台缝纫机，他倒好，用工资卡给前妻转了二十万。
“你转那二十万，到底是为什么？”我忍不住问。
陈默的表情有一瞬间的空白，然后他慢慢抬起眼：“她说她弟又出事了，她跪在地上求我，说最后帮一次。我没想太多，就转了。”
“跪着求你？”
“嗯，就那样跪在我脚边，眼泪打着转往下掉。”陈默的声音有点哑，“我忽然觉得，那三年她跟我在一起，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真实过。”
我没再说话。他说的这种感觉，我懂，又不太懂。他和他前妻的事，我一直看得不算太明白。他们看起来没什么大矛盾——能吵的只有钱，但谁也不提。她在家做全职太太，他早出晚归跑工地，回家她给他留灯，他给她带宵夜。日子像杯白开水，谁也不觉得哪里不对。
“你离婚这事，林晓她那边的人知道吗？”我又问。
“她那几个小姐妹都知道。”陈默说，“听说她们还建了个群，叫‘恭喜姐妹脱离苦海’。”
“你就不生气？”
“生气有什么用？”他说，“你以前说过一句话，我现在觉得特别对——‘男人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婚姻里的沉默是幸福。’”
我点了根烟，烟雾顺着风散开。那是我以前失恋时候说的话，没想到他记到今天。
夜市慢慢散了，摊主开始收拾桌子，卷帘门拉下来的声音此起彼伏。我陪着陈默又坐了一会儿，他看着手机屏幕亮起又暗下，最终把手机揣回兜里，说：“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我打车。”
他也没坚持，站起来的时候，我看着他的背影，好像他整个人矮了三厘米，肩往下塌着，没那么像从前那个在工地上吼着嗓子指挥的陈默了。
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二点，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抽烟。楼下的路灯把树影拉得很长，手机屏幕上还留着陈默发来的一条消息：“兄弟，你说我是不是还该去把那张卡要回来？那是我给我爸妈养老的钱。”
我看着这句话，不知道怎么回。他从来没跟我提过那笔钱是给他爸妈的。他说“转的时候没想太多”，原来不是没想太多，是想得太多了，多到自己都不知道哪一笔才是自己的。
我按灭烟头，打字回他：“明天再说。”
从那天起，我再没见过陈默主动提起他前妻的事，但他有时半夜会给我打电话，什么也不说，就这么沉默地搁着话筒，我听得见他那边的洗衣机转着，还有孩子哭闹的声音。他女儿三岁，叫陈念，跟她妈长得很像，尤其是那双眼睛。
“你闺女睡了吗？”我总这么问。
“刚哄睡着。”他多半这么答，顿了顿又补一句，“她总问，妈妈去哪了。”
“你怎么说？”
“我说妈妈去很远的地方上班了。”他说，“她信了，也没再哭。”
他这话说完，电话里静了一会儿，我听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问：“我是不是特别窝囊？”
“是。”我说。
他没笑，也没生气，只是那句“好”说了两遍，然后挂了电话。
我知道他心里憋着一件事，一直没说。那二十万的转账，好像还藏着一个他没跟我交代的细节。我问过不止一次，他都用别的话岔开了。直到昨天，喝到快打烊的时候，他终于开口了。
“你知道那钱，原来她转给了谁吗？”他歪着头，眼睛红红的，“她后来给我发过一张转账记录，那二十万，经过她弟的账户，第二天就进了另一个人的卡。”
我一愣：“谁？”
“她们公司那个叫程远的老板。”他说，“她离婚前半年，天天加班到十点，我一直信她。”
第二天一早，我被手机铃声吵醒。陈默在电话那头声音沙哑，像是整夜没睡：“他给我发消息了。程远。”
我一个激灵从床上坐起来：“他说什么？”
“他没说什么，就发了个地址，说下午三点，在我以前那个工地办公室见。”陈默停顿了一下，“他说想跟我聊聊天。”
“你打算去？”
“我有什么不敢去的。”他说，“我就是想看看，他能说出什么花来。”
我挂了电话，想了一会儿，还是决定跟他一块去。那个工地我认识，在城北那片还没开发完的荒地上，几栋烂尾楼戳在太阳底下，脚手架锈得发黑。陈默以前在那儿有过一间铁皮搭的办公室，后来项目停了，他就再没去过。下午三点，我们到的时候，铁皮门开着半边，里面搬了张旧沙发和一张折叠桌，程远正靠在那张沙发上看手机，翘着二郎腿，穿一件熨得笔挺的浅灰衬衫，看上去四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哟，来了？”他抬头看见我们，笑着坐直了些，像是老朋友重逢，“陈老板，好久不见。”
陈默没往里走，站在门口：“你叫我来，有事？”
“没什么大事。”程远把手机收起来，站起来走到那张折叠桌前，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就是觉得，你们婚都离了，有些事也该摊开来说清楚。我知道你找过林晓的弟，也知道你查到了那笔钱的下落。”
陈默的肩膀微微一绷。他确实找过林晓的弟弟，但那都是离婚后半个多月的事了，他去找的时候，那小子正蹲在自己租的出租屋里打游戏，见陈默进来，连站都没站起来。陈默问那二十万去哪了，他头都没抬地说“花了”，直到陈默把手机拍在他面前，他才看了一眼屏幕上的转账记录，脸色变了，然后说“那钱是姐让我转的，转给谁我不知道”。
程远现在主动提起来，说明林晓她弟肯定跟他说了。程远继续说：“那二十万，是林晓自愿转给我的。”他说话的语气很轻松，“你要说这是她欠我的也好，还是她对我的一种、怎么说，态度也好，反正跟你是没有关系了。”
陈默盯着他，喉结动了动，没说话。程远像是料到他会这样，又补了一句：“你别这样看着我，我跟林晓之间，没你想的那回事。我们是单纯的商务往来，她在我公司待过一阵，做策划，后来她自己有更好的出路了，就走了。这钱算是她给我的分手补偿。”
“分手补偿？”陈默终于开口了，声音压得很低，“你们不是没有那回事吗？”
程远笑了，笑得很浅：“我说的是工作上的分手，你想到哪去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个中年男人不急不慢的样子，心里涌起一阵说不出的反感。陈默比他高半个头，身板也更宽，可此刻站在那张折叠桌前，却像被人按住了后颈的猫。陈默深吸一口气：“那二十万，是给我爸妈养老的。”
“这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不着。”程远收起了笑容，“你转给林晓的时候，备注写的是‘生活费’。你要怪，怪你自己当初没把该说的话写明白。”
陈默腮帮子绷得紧紧的，我看到他攥起了拳头。我怕他真动手，往前迈了半步，把手搭在他肩上。他挣了一下，又停住了，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行。那我问你，林晓她现在人在哪？”
“这我倒不清楚。”程远摊了摊手，“她从我这儿离职之后，换了好几份工作，前段时间听说又换了家公司。你要真想找她，你那闺女不是还在吗？她总不能不要孩子吧。”
陈默眼里的火气一瞬间灭了，像是被那句话浇了个透。他站在那儿，没有说话，也没有动。程远站起来，拿起沙发上的外套往肩上一搭，从我身边擦过去的时候，停下脚步，偏过头看了我一眼：“你多看着他点。这人是实心眼，容易吃亏。”
他说完就往外走，脚步声在碎石子路上嘎吱嘎吱地响。陈默看着他的背影，忽然喊了一声：“程远。”
程远转过身来，陈默说：“那笔钱，你要是不还，我就走法律程序。”
程远笑了：“你随便。”他走了几步，又回了一次头，“不过陈老板，有些事我劝你一句——你查那笔钱，查得够多了，再往下查，有些东西你可能不愿意看见。”
这一句话，让我明显感到陈默的身体僵了一下。他没再说话，程远的车发动了，引擎声在荒地里震了半晌，才慢慢远下去。铁皮办公室里忽然安静得只剩风透过门缝的呜呜声，陈默在折叠椅上坐下来，胳膊撑在膝盖上，低着头，半天没动。
我递了根烟给他，他接过去点着了，第一口吸得深，吐出来的雾在他脸上罩了一层灰。“他说什么叫我不愿意看见？”陈默像是自言自语。
“别想了。”我说，“他那种人，说话就是故意留半句，让你睡不着觉。”
陈默没接这句，转而问我：“你说我要是去告他，能告赢吗？”
我说：“那不光是程远的问题，关键是林晓。她转出去的钱，你找她要，比找程远要有用。”
他没再说话，只是看着窗外那几栋烂尾楼发呆。陪他坐了一阵，我们各自回家。那天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我以为他睡了，就没再打。直到第二天中午，我正打算出门吃饭，他忽然来了电话，声音听起来意外地平静：
“我去找过律师了。”
“律师怎么说？”
“律师说，那笔钱写的是‘生活费’，而且是从你工资卡划给你的前妻，这属于离婚前的夫妻共同财产分配部分，除非我能证明她是恶意转移，否则很难追回。”
“那你岂不是白扔了二十万？”
陈默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律师还说了个事。她说，如果我能证明林晓跟程远之间存在不正当关系，那这笔钱就有理由判为恶意转移，可以主张追回。”
“那你能证明吗？”
“不能。”他说得很快，“但我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林晓她妈还住在城西那条老巷子里。”他说，“我手里有她以前写给我的一些东西，还有几张照片，没删。”
“你想去找她妈？”
陈默没回答，只是说：“你下午有空吗，陪我去一趟。”
我心里隐约觉得不妥，但拗不过他，还是去了。城西那条老巷子我很久没来过了，路窄得只能过一辆三轮车，两边的老房子墙皮斑驳，电线像蛛网一样搭在头顶。林晓她妈刘桂兰住在巷子深处一间平房里，门口晒着一盆青菜干，大门半掩着。
陈默在门口站了站，像是给自己鼓劲，然后叩了两下门。刘桂兰很快从屋里出来，看见是他，脸上那点笑意立刻收了回去：“你又来干什么？你们不是已经离了吗？”
“阿姨，我来是想问您一件事。”陈默的声音放得很低，带着一种罕见的恭敬，“林晓跟程远，您知道这回事吗？”
刘桂兰的脸冷下来：“我不知道，她的事我管不了。”她说完就要关门，陈默一手抵住门框，胳膊横在那儿没有收回来。
“阿姨，我不是来找她麻烦的。”他说，“我只是想搞清楚那笔钱去哪了，那是我爸妈的养老钱。”
刘桂兰看了他几秒，忽然叹了口气，像是妥协了，把门打开了一条缝：“你进来说吧。”
屋里光线暗，一盏白炽灯吊在饭桌上方，桌上还摆着半碗没吃完的面条。刘桂兰在桌边坐下来，从兜里摸出老花镜戴上，但没有看陈默，只看着自己的手：“晓晓她从小就留不住东西，见她弟有难处，就忍不住伸手。她那个弟弟你不也知道？欠了一屁股债，三天两头地有人上门催。她也是没办法。”
“那程远呢？”陈默问。
刘桂兰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她才低声说：“程远这人，以前帮晓晓她爸找过工作。她爸走得早，那笔钱算她欠他的。晓晓说她总得还清。”
“还清？”陈默的声音有点发沉，“二十万，还清？”
刘桂兰抬起头，隔着老花镜的镜片看了他一眼：“陈默，我问你一句话，你要老实回答我。”她说得很慢，“那三年，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晓晓的事情？”
陈默被她问得一愣，脸上露出像是被戳到什么伤口的表情：“没有。我从来没有。”
“那你有没有哪一次，她跟你说话，你没有认真听？”
这次陈默没有说话。刘桂兰低下头去，声音很轻：“她跟我说，她跟你说过很多次她想出去工作，你总说再等等。她说她不想一辈子待在家里，想自己做点事。可每次你都说，家里不差她那点钱。”
陈默站在那儿，像是被这句话钉住了。我看着他，想说点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屋里安静得能听见墙上挂钟走动的声响，一秒一秒地过去，刘桂兰替他把话说完：“后来她说她跟你过不下去了。不是因为程远，是因为你自己。”
陈默的手慢慢垂下去，指尖碰到桌沿，又收回来。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再看刘桂兰，只是说了句“知道了”，转身往门外走。我跟上去，他走得很快，快到巷子里的野猫都来不及躲开，直到走到巷口，他才停住，扶着墙根蹲了下去。
我走过去，他抬起头，眼眶是红的，但没有哭，他只是说：“她说她想出去工作。我那时候在工地上一天忙十四五个小时，回去的时候她经常已经睡了，她跟我说过好几回，说她想开个花店，我说等工程款结了再说。后来工程款结了，我又接了新项目，就一直拖着，拖到她说离婚。”
我蹲在他边上，没有接话。他这句话说出来，好像整个人都垮了，不是那种歇斯底里的垮，而是像一座一直撑着的架子在内部一点点松掉。过了很久，他站起来，拍了拍膝头的灰，转身往停车的地方走。
“你还打官司吗？”我问他。
他顿住脚步，没有回头：“打。钱是我爸妈的，我必须拿回来。但是——”他停了一下，“不会再拿她跟程远的事说了。那是她自己的账，我不能替她算。”
他说完这句话，拉开车门坐进去，从里面把门关上，隔着玻璃看着我，做了个“走”的手势。我站在路口看着他发动车走了，尾灯在巷口拐弯处消失，街对面的广场上有人在放风筝，线拖得很长，风筝飞到半空中摇摇晃晃，不知道谁扯着它，也不知道它要往哪去。
那天之后，陈默没有再提林晓的事。他跑了两趟律师所，自己把关在床头柜里存着的那几张银行转账凭证翻出来，又复印了一份递交上去。案子立了，等开庭的日子。
他女儿陈念不知道这些事，只是有一天晚上给我打电话，奶声奶气地说：“叔叔，爸爸今天买了草莓回来，好多好多，他说要给我做蛋糕。”
“那你吃了吗？”我笑问。
“吃了。”她说，“爸爸做的蛋糕有点硬，但是我吃了两块。”
我鼻子有点酸，说了句“下次叔叔给你买软软的”，她在那头高兴地应了一声，然后听见陈默接过手机的声音，客气的：“行了，别惯着她。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家里坐坐，我把那案子进展跟你说说。”
我应了。挂了电话之后，我又想着那天刘桂兰说的话，想到林晓蹲在他脚边哭着求他最后一次帮忙的样子，想到他转账时她就在旁边站着，问他“转这么多，卡里还有钱吗”。这里面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我到现在也辨不清楚。但我知道，从那以后，陈默不在半夜给我打电话了。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在超市碰见了林晓。她推着购物车在冷柜前站着，正低头看酸奶的保质期，穿着件白色的短外套，头发剪成了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比结婚的时候瘦了一些，但精神头反而像是更足了。她抬头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笑了：“好久不见。”
“嗯，好久不见。”我有些局促。
她往我身后看了一眼：“你一个人？”
“一个人。”我说，“陈默在家带孩子。”
她点了点头，没有再问下去，又拿起一盒酸奶翻来覆去地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林晓，那笔钱的事，你应该知道吧？”
她的手指顿了一下，抬头看我：“我知道。他他要走法律程序嘛，律师找过我，我没接。”
“你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林晓把酸奶放回冷柜，沉默了几秒，转过来看着我：“他转那笔钱之前，我确实跪在那儿求他。但你可能不知道另一件事——我跪下去之前，他跟我在沙发上坐了一个钟头，他一句话都没跟我说，一直在看手机。我说我要去买菜，他说嗯。我说你女儿今天在幼儿园被小朋友推了一下，他说哦。我说我想开个花店，他头也没抬，说再说吧。”她顿了顿，“那天下午我就去跟程远谈了一笔工作上的分成合同，那二十万，是我跟程远的合同违约金。”
“违约金？”
“他为了追我，拿了二十万给我，说让我解决掉婚姻里的麻烦再去找他。”林晓说到这儿，表情平淡，“我用那笔钱还了他的人情，然后从他公司离职了。你信吗？”
我看着她的眼睛，不知道她说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她也没有继续解释的意思，推着购物车从我身旁走过去，走了两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说：“你替我给陈念带句话，就说妈妈想她了。”
我把车停在巷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陈默的屋里亮着一盏昏黄的灯，窗台上堆着几个空啤酒罐。我推门进去，他正蹲在茶几边，地上铺满了文件，一层叠着一层，像在摆一个复杂的棋局。客厅里到处是烟味，烟灰缸满了也没倒。
“你来得正好。”他抬头看我一眼，指着地上那摊东西，“律师要我把以前的流水都找出来，说是看看有没有能佐证恶意转移的记录。”
“找着了吗？”
“找着了也白找。”他捏着一叠银行回执甩了甩，“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我每个月雷打不动给她转一万二，备注都是‘家用’。你要说这是恶意转移，法官能信吗？”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什么火气，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我弯腰把那些纸理了理，一张压着一张，最底下压着一本旧得发软的文件夹，边角都磨白了。
“这是什么？”我顺手抽出来。
文件夹里就一页纸，已经泛黄。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着一行端正的小字：离婚协议（草案）。落款日期是去年五月。
我捏着那张纸没动，扫了一遍条款。房产归女方，孩子归男方，贷款由男方承担——和最终那份离婚协议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改。
“你去年就写好了？”我问。
陈默的动作停了一下，又继续翻他手里那叠回执。“不是写好的。是那天晚上吵架，我窝了火，一个人坐在这儿用手机打了草稿，第二天打印出来，又懒得撕了。”他顿了顿，“后来也就没管它，塞进文件夹里扔抽屉了。”
“林晓知道吗？”
“我不知道。”他把手里的回执放下来，去够桌上的烟盒，抽了一根点上，“那个抽屉，她没动过。我后来回去找过一次，那纸还在。我心里反而有点不是滋味。”
“怎么个不是滋味？”
“说不上来。”他吐了口烟，看着烟雾在半空散开，“好像她连看都懒得看。”
我低头又扫了一遍日期，去年五月。那阵子我刚调去外地大半年，跟他们两口子走动不多。陈默后来跟我提过几句，说孩子刚满两岁，林晓跟她妈吵了一架，说带娃太累，想出去上班。陈默当时没接话，第二天在家装了个摄像头，说让老人白天来看着，别把孩子放幼儿园去。他那会儿的意思是，家里不缺那点钱，何必让林晓两头跑。
后来怎么发展成写离婚协议，他没细说过。我问过他，他只说是鸡毛蒜皮的事，吵完也就完了。
“这页纸，你给林晓看过没有？”我又问。
“没给。”他说，“我放那儿就是赌气。她要是哪天翻到了，看到了，知道我心里想过这回事，也算是一种……”他没说完，把烟按灭了，“算了。”
那天我没再多问，帮他把地上那堆文件按时间排好序，快十二点才走。出门的时候他送我，站在楼道里，忽然说：“那份协议，我后来翻过一次，最后一行好像被水洇了，看不清楚。”
“你还记得写的什么吗？”
“记不太清了。大概是‘双方无异议’之类的话。”他说，“我那天写完没看第二遍，就扔那儿了。”
我记下了这句话，但没当回事。直到两天后，我一个做装修的老主顾来店里取材料，随口提了一句：“叶子，你那个朋友陈默，前阵子离婚那个，他家老丈母娘上礼拜跟我打听过你。”
“刘桂兰？”我一愣，“她打听我做什么？”
“说想跟你聊聊。”老主顾说，“她原话是‘叶子那孩子跟陈默走得近，有些话我说给他听，不如说给她听’。”
我心里动了动。刘桂兰这人不轻易找外人搭话，她找我要说的，多半不是什么客套话。
第二天下午，我提着两斤苹果去了城西那条老巷子。天阴着，巷子里晾着的衣服都没收，水滴在青砖地上，滴滴答答的。刘桂兰家大门虚掩着，我敲了两下，她应声出来，看见是我，脸上没太大表情，侧身让我进去了。
屋里比上次来更暗，白炽灯吊在饭桌上，桌角放着半碗酱豆腐。她给我倒了杯温水，自己坐下来，也不看我，先开口：“你别怪我把你叫来。我有些话，搁在心里几个月了，跟谁都说不上。”
“您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伸手从桌边一个旧铝盒里摸出一样东西。是一张折了很多次的纸，边角已经起了毛，有些地方的字迹被水洇得糊开了，但还能看清开头几个大字：离婚协议（草案）。
我拿过来看，跟陈默桌上那页纸内容一样，字迹也一样，都是端正的小字。但细看之下，最底下有一行字不太一样——那行字比前面所有的字都小一点，墨色也淡一些，像是隔了几天才补上去的。写的是：如果你心里还有这个家，你把这份撕了。我们就当没写过。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抬头问刘桂兰：“这字，是谁写的？”
她看着我，没有马上回答，等了一阵才说：“大部分内容，是我那闺女口述，我替她写的。她那时候哭着来我这儿，说日子过不下去了，说自己提了离婚，陈默没接话。她说妈，我是不是就不该嫁给他。”
我说：“那最后这行字呢？”
刘桂兰的嘴角动了动，低下头：“最后这行，是我添的。”
“您添的？”
“她让我帮她写协议，说写完了放那儿，让陈默自己看着办。”刘桂兰说，“我寻思着，你们年轻人吵架归吵架，总不能真把家拆了。我就背着她多写了一行，想着陈默要是看见了这句话，能回个头，这事儿也就过去了。”
她把话说得慢，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她又说：“可后来那页纸在陈默抽屉里待了半年，一直没有动过。晓晓有时候过来，我问她，你们好点儿没有，她也不答话。有一回她坐在我这屋里，对着窗子坐了一下午，走的时候跟我说：‘妈，那抽屉就没打开过。’”
“后来呢？”
“后来她就自己跟他提了离婚。”刘桂兰的声音低下去，“那时候我气不过，又不敢劝她。我不能告诉她那行字是我写的，不然她更觉得我这当妈的掺和太多。一直到他们离婚，她都不知道那行字不是她自己要写的。”
我攥着那张纸，指尖有点发凉。陈默说他看过那份协议，说最后一行被水洇了看不清。他如果真的翻开过那个文件夹，他不可能完全没看过这行字。除非他看到的，是另一份。
“您手边还有别的底稿吗？”我问。
刘桂兰从铝盒底下又抽出一张纸，递给我。那张纸上只有前半部分，从“协议”二字后面就断了，后面的内容像是被撕去了。她解释说：“这是我自己誊的那份底稿，怕丢，就留了一张。上面那句话是我后来才添的，原本没有。”
我比对着那两行字的笔迹，确实是同一个人写的。只是刘桂兰添的那句话，墨色淡，笔画也轻，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犹犹豫豫落下的字，怕写重了伤着谁似的。
我收好这两张纸，跟她道了谢，走出巷子的时候，天开始下毛毛雨。我站在巷口，给陈默打了个电话。
“你今天在家吗？”
“在。”他说，“正给孩子煮面条。”
“我过去一趟。”
他没问为什么，只应了一声。我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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