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前天下午三点半进的麻将馆。
老周打电话说三缺一，让我赶紧过去凑个角。我本来不想去，那天下午有点困，想在家睡一觉。但老周在电话里说：“你来吧，今天有个新面孔，长得挺好看一女的，打牌也爽快。”
我骂了他一句，还是去了。
麻将馆在城南老小区的一楼，门脸不大，门口种着两棵快死的冬青树。窗户上贴着褪色的“棋牌娱乐”四个字，有一半都翘了边。推开玻璃门的时候，门框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我听见里面哗啦哗啦的洗牌声。
屋里烟味很重，混着茶叶和方便面的味道。
三张麻将桌摆着，靠窗那桌坐着老周、大刘，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
那女人大概三十出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薄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脖子上一根细链子。她面前码着一摞红色的百元钞票，码得整整齐齐，像刚从银行取出来一样。
老周看见我，冲我扬了扬下巴：“来了？坐。”
我拉了一把塑料椅子坐下，那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她眼睛挺大，但眼下有一圈淡淡的青色，像是好几天没睡好。她没说话，只是点了一下头，算是打了招呼。
大刘一边洗牌一边说：“这是小宋，朋友介绍来的。”
小宋，我记下了这个名字。
牌局开始了。
我打麻将不算好手，但也不算生手。平时跟老周他们玩，输赢也就几百块的事，谁也不会太当真。但那天不一样，我能感觉到，这个叫小宋的女人打牌很认真。
她摸牌的动作很稳，看牌的时候眼睛微微眯起来，像是在计算什么。她很少说话，偶尔报个牌名，声音不大，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第一圈下来，她赢了一千多。
老周笑着说：“小宋手气不错嘛。”
她没接话，只是把赢来的钱整理好，压在自己面前的钱堆下面。
第二圈，她又赢了。
大刘开始有点坐不住了，他这人一输钱就话多，嘴里骂骂咧咧的，说什么“今天手气背”“这牌邪了门了”。小宋还是不说话，只是安静地摸牌、出牌。
我坐在她对面，偶尔抬头看她。她打牌的时候表情很专注，但偶尔会走神，眼神飘向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那两棵快死的冬青树。
第三圈的时候，她输了一把大的。
大刘胡了个清一色，她点了炮，一下输出去八百多。她没皱眉，也没叹气，只是从面前的钱堆里数出八百三，递过去，然后继续洗牌。
老周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打到下午六点，她赢了两千多。
大刘提议歇一会儿，出去抽根烟。我跟着出去，站在门口，看见大刘叼着烟，眯着眼睛说：“这女的什么来头？打牌挺稳的。”
我说：“不知道，老周叫来的。”
大刘吐了口烟：“她这打法不像随便玩玩的，有点职业的意思。”
我没接话。我确实觉得她有点奇怪，但说不清哪里奇怪。
晚上七点多，又来了一个人。
是个男人，四十来岁，穿一件黑色夹克，头发有点油，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塑料袋。他进来的时候，小宋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又低下头看牌。
男人跟老周打了个招呼，拉了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也不说话，就坐在那儿看。
老周问他：“老陈，你不玩？”
那人说：“不玩，看会儿。”
他坐的位置正好在小宋侧后方，能看到她的牌。我注意到小宋的背挺了一下，但很快又放松了。
那之后，小宋开始输牌。
很奇怪，她之前打得很稳，但这个人来了之后，她像是换了一个人。出牌变得犹豫，有时候拿着牌愣半天才打出去，像是拿不定主意。她面前的钱开始变少，一摞一摞地被人收走。
老周赢了一把，大刘也赢了一把。那男人还是坐在那儿看，一句话不说。
到晚上九点，小宋赢的钱已经全输回去了，还倒输了两千多。
大刘笑着说：“小宋，手气转了啊。”
她没说话，只是抿了一下嘴唇，继续摸牌。
那男人起身去倒水，经过她身后的时候，手不经意地碰了一下她的肩膀。她没回头，但拿牌的手停了一瞬。
我看到了。老周也看到了，但他没说什么。
晚上十点，小宋面前的筹码已经快见底了。她掏出一个手机，打了个电话，声音很低：“嗯，再拿点过来。”
不到二十分钟，一个男的进来了。
那男人三十岁左右，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乱糟糟的，像是刚从床上爬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鼓鼓的信封，走到小宋身边，把信封放在桌上。
小宋没看他，只是把信封拿起来，拆开，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她数都没数，直接放在桌边，说：“换筹码。”
那男人站了一会儿，说了句：“少打点。”然后转身走了。
小宋继续打牌。
那之后，她像是又找回了手感。连着胡了三把，把输的钱赢回来一大半。大刘的脸拉得老长，嘴里骂骂咧咧的。
但奇怪的是，那个穿黑夹克的男人还在旁边坐着。他换了个位置，坐到了小宋的正对面。他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他直直地盯着小宋。
小宋的牌又变差了。
我渐渐看出来了，那个男人在给她信号。
他坐在她对面，脚在桌子底下轻轻踢她。她出牌的时候，他会微微摇头或点头。动作很轻，如果不是我刚好坐在侧面，根本看不出来。
小宋的嘴唇抿得更紧了，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出牌的速度越来越慢。
到晚上十一点，她面前又只剩一沓薄薄的钞票了。
老周打了个哈欠，说：“要不今天就到这？”
小宋说：“再打一圈。”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轻，但语气很坚定。老周看了看大刘，大刘说：“行，那就再来一圈。”
那一圈打得很快。小宋像是豁出去了，出牌不再犹豫，见牌就碰，见牌就杠。她胡了一把大三元，把大刘的脸都打绿了。
然后她输了一把更大的。
那穿黑夹克的男人手机响了，他接起来，说了句“嗯，马上来”，然后挂了电话，站起来，拍了拍裤子，走了。
他走之后，小宋像是泄了气一样，靠在椅背上，看着面前的牌，半天没动。
老周说：“怎么了，小宋？”
她摇摇头：“没事。”
最后一把，她点了一炮，输掉四千。
她面前空了。
她坐在那儿，看着空荡荡的桌面，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她站起来，把椅子推回去，说：“没了，不打了。”
老周说：“不再玩会儿？”
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没钱了，玩什么。”
她拿起那个空信封，装进外套口袋里，然后转身往外走。
我看着她走到门口，推开门，门框上的铃铛又响了一声。外面下着小雨，她站在门口，停了一下，像是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她走了。
我坐在那儿，看着桌上零散的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老周开始收拾牌，一边收拾一边说：“这女的，怕是被人做局了。”
大刘说：“跟我没关系，我赢的钱都是靠手气。”
老周没理他，看了我一眼：“你看见了吧？”
我说：“看见了。”
他叹了口气：“那男的是老陈，专门干这个的。他坐那儿看牌，用脚在桌底下打暗号。这女的，被人当猪宰了。”
我没说话。
外面雨越下越大，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的。我坐了一会儿，起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看见地上有一张红色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一张百元钞票，被雨水打湿了一半，软塌塌的。
我站在原地，想了想，把那张钞票放进了自己口袋里。
然后我走进了雨里。那晚回家之后，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反复浮现那个女人的脸，她低头看牌的样子，她抿嘴唇的样子，她说“没钱了，玩什么”时那个淡淡的笑容。
我翻了个身，盯着天花板，心里堵得慌。
说不清是替她难过，还是替自己难过。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楼下包子铺买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坐在店里慢慢吃。老板娘跟我熟，一边给我倒豆浆一边说：“昨晚你们麻将馆又打到大半夜？”
我说：“嗯，十一点多散的。”
她撇撇嘴：“那地方天天有人输得精光，也不知道图什么。”
我没接话，低头咬了一口包子。
吃完早饭，我鬼使神差地又走到了那家麻将馆门口。门锁着，窗户上那四个褪色的字在晨光里看起来更加斑驳。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我以为这事就过去了。
结果当天下午，我又碰见了那个女人。
我在城东的菜市场买菜，准备晚上做个西红柿炒鸡蛋。正挑西红柿的时候，一抬头，看见她站在旁边一个卖鱼的摊子前。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随便扎着，脚上是一双灰色的布鞋。她正在挑鱼，跟摊主讨价还价：“这个鲈鱼便宜点行不行？二十八太贵了，二十五吧。”
摊主摆摆手：“大姐，现在鲈鱼都三十多，我卖二十八已经很便宜了。”
她蹲下来，翻着鱼缸里的鱼，说：“那这条小的，二十卖不卖？”
摊主犹豫了一下：“二十二。”
她想了想：“行，二十二就二十二。”
她掏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二十的，又摸出两个硬币，数了数，递给摊主。
我看着她的动作，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昨晚她面前还堆着几万块钱，今天就为了省两块钱跟人讨价还价。
她拎着鱼转身要走，一抬头，正好看见我。
她愣了一下，然后认出了我，笑了一下：“是你啊。”
我说：“嗯，买菜。”
她点点头，没多说什么，拎着鱼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心里涌起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那晚我又去了麻将馆。
老周他们已经在打了，还是那几张熟悉的脸。我坐下来打了几圈，心不在焉的，输了两百多。老周看出我状态不对，问我：“怎么了？昨晚没睡好？”
我说：“没睡好。”
老周笑了笑：“想那小宋呢？”
我没说话。
老周点了一根烟，慢悠悠地说：“我打听过了，那女的是南边过来的，好像是欠了赌债，被人带过来打牌的。那个老陈，就是专门做局的，她输的钱，一半进了老陈口袋。”
我说：“那她为什么还来？”
老周吐了一口烟：“还能为什么？欠了钱，被人拿捏着呗。”
我没再说话。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没见过小宋。
大概过了一个月，有一次我去城南办事，路过一座桥的时候，看见桥底下坐着一个人。我多看了一眼，认出来是她。
她坐在桥洞下的水泥台阶上，面前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摆着几包烟、几瓶水，还有一个纸牌子，上面歪歪扭扭写着：“手机贴膜”。
她没什么生意，就一个人坐在那儿，低头看手机。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的台阶上坐下来。
她抬起头，看见我，又愣了一下，然后说：“是你啊。”
我说：“嗯，路过。”
她笑了笑，没说话。
我坐了一会儿，问她：“最近还打牌吗？”
她摇摇头：“不打了。”
我说：“那挺好。”
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天的事，谢谢你。”
我愣了一下：“谢我什么？”
她说：“你后来捡到的那一百块钱，是我故意留下的。”
我愣住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我想着，要是有人捡到了，就当是给好心人的一点心意。”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低下头，继续看手机。手机屏幕上是一个购物页面，她翻来覆去地看一件灰色的羽绒服，标价三百多，她看了很久，没有下单。
我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百块钱，放在她的报纸上。
她抬头看我。
我说：“这是还你的。”
她看着我，没说话。
我转身走了。
走出几步，她在我身后喊了一声：“喂。”
我停下来，回头看她。
她坐在桥洞底下，手里拿着那张一百块钱，看着我，说：“我叫宋小燕。你要是以后想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
我点了点头，走了。
那之后，我又去过几次那座桥。
她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儿给手机贴膜，偶尔跟路过的人聊几句。不在的时候，我就坐在桥洞底下抽根烟，看看河里的水，然后走人。
有一次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中年男人贴膜。她贴得很认真，用一块蓝色的布擦了又擦，对准了位置，一点一点地贴上去。贴完之后，她把手机递给那男人，说：“好了，五块钱。”
那男人付了钱走了。
她收好钱，抬头看见我，笑了笑：“来了？”
我说：“嗯，路过。”
她没拆穿我，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我接过来，点上。
她自己也点了一根，抽了一口，看着河面，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在老家开过一个服装店，生意挺好的。”
我没说话，听她讲。
“后来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跟我合伙开分店，让我把店盘了出去，钱都投进去了。结果他跑了，钱也没了。”她吐了一口烟，“后来我气不过，去赌场想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她笑了笑：“然后就成了现在这样。”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阳光下，她比在麻将馆里看起来老了一些，眼角的细纹更加明显，但精神却比那时候好。
她说：“其实我现在挺好的，虽然没什么钱，但至少不用再看人脸色了。”
我说：“那就好。”
她转过头，看着我，笑了一下：“谢谢你。”
我说：“谢什么？”
她说：“谢谢你没把我当赌鬼看。”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没比你好到哪去。”
她笑了，那笑容在桥洞下的阴影里，显得格外明亮。
我们坐在那里，抽完了一根烟。然后她收好摊子，说要回去了。
我看着她走远，背影瘦瘦小小的，在夕阳下拉出一条长长的影子。
那之后，我没再去过那座桥。
有时候路过城南，我会远远地看一眼桥洞。她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在的时候，我就远远地看一会儿，然后走开。
有一次，我远远地看见她坐在桥洞底下，正在给一个小女孩贴手机膜。那小女孩大概十二三岁，扎着两个小辫子，一直跟她说话。她一边贴膜一边笑，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了。
后来有一次，老周又打电话叫我去打麻将。
我去了，坐在熟悉的桌子前，摸牌、出牌，赢了几把，输了几把。老周还是那样，赢了就笑，输了就骂。
打到一半，老周说：“你听说了没？那个老陈，被人打了。”
我说：“是吗？”
他说：“好像是在别的地方做局被人发现了，被人打断了一根肋骨。”
我没接话。
大刘说：“活该，那种人就是欠收拾。”
我摸了一张牌，看了看，打出去。
窗外又下雨了。
我坐在麻将馆里，听着哗啦哗啦的洗牌声，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很远。
那晚我赢了一百多，回家的路上，经过一个水果摊，买了几个苹果。摊主是个老大爷，一边称苹果一边说：“小伙子，你买苹果是给谁吃啊？”
我说：“自己吃。”
老大爷笑了笑：“一个人吃，买三个就够了，买多了浪费。”
我说：“那就三个吧。”
我拎着三个苹果走在雨后的街道上，空气里有一股泥土的味道。路灯亮着，把路面上的积水照得亮晶晶的。
我想到宋小燕。
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可能已经收摊回家了，可能正在出租屋里做饭。她那天买了一条鲈鱼，不知道是清蒸还是红烧。
我走回家，把苹果放在桌上，洗了一个，坐在沙发上咬了一口。
苹果很脆，很甜。
我打开电视，看了一会儿新闻，然后关掉，去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窗外的雨还在下，打在玻璃上，发出细密的声音。
我想起那天在麻将馆里，她坐在我对面，面前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她低头看牌的样子，认真又专注，像是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那几张牌上。
她输光所有钱站起来的那一刻，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崩溃，只有一种平静。那种平静，比任何哭泣和嘶喊都让人心里难受。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
生活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以为你会赢，但最后发现，你只是别人设好的局里的一颗棋子。你以为你在掌控命运，其实命运早就在背后把你安排得明明白白。
宋小燕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
但她还是站了起来，走出了那间烟雾缭绕的麻将馆，走进了雨里。
那是一种勇气。
我闭上眼睛，听着窗外的雨声，慢慢睡着了。
日子照常过。
我还在那家工厂上班，每天早八晚六，装零件、拧螺丝、看传送带。下了班有时候去老周那儿打几圈麻将，有时候回家做饭、看电视、玩手机。
生活像是被设定好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运行着，没有惊喜也没有意外。
但我偶尔会想起宋小燕。
想起她坐在桥洞底下给手机贴膜的样子，想起她抽烟时眯起眼睛的样子，想起她说“我叫宋小燕，你要是想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时认真的表情。
我没有去找过她。
不是不想去，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没什么资格去安慰别人。
又过了大概半个月，有一天我下班回家，路过小区门口的公告栏，看见上面贴了一张寻人启事。
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心里咯噔一下。
寻人启事上贴着一张照片，是宋小燕。照片里的她穿着那件深灰色的薄毛衣，头发扎成低马尾，对着镜头微微笑着。照片下面写着：
“宋小燕，女，33岁，身高一米六二，于本月15日离家后未归。走失时身穿蓝色外套，灰色布鞋。如有知情者，请联系张先生，电话：138XXXXXXXX。重谢。”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了很久。
15号，就是前天。
前天我在麻将馆看见她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半。她打牌打到晚上十一点多，输光了四万块钱，然后走了。
那之后，她就没回家。
我掏出手机，记下了公告栏上的电话号码。然后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该打电话吗？
我打了电话，该说什么？告诉她家人，她前天在麻将馆打牌输了四万？告诉她家人，她跟一个穿黑夹克的男人之间有某种说不清的关系？
我站在公告栏前，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拨通了那个电话。
电话响了三声，接通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喂？”
我说：“你好，我在公告栏上看到寻人启事……”
那男人立刻紧张起来：“你见过她？你什么时候见过她？在哪里？”
我说：“前天下午，在城南一家麻将馆，她打了一晚上牌，晚上十一点多走的。”
那男人沉默了几秒钟，声音沙哑：“她……她输了多少钱？”
我说：“四万。”
那男人没说话，电话里只有沉重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他说：“谢谢，我知道了。”
我问他：“你是她什么人？”
他说：“我是她哥。”
我沉默了一下，说：“她走的时候，看起来还好，没有受伤。”
他说：“嗯，谢谢你。”
然后他挂了电话。
我站在公告栏前，看着寻人启事上宋小燕的照片，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她走的时候看起来还好，没有受伤。
但她没有回家。
那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反复闪过宋小燕的脸，她低头看牌的样子，她抿嘴唇的样子，她说“没钱了，玩什么”时那个淡淡的笑容。
还有她坐在桥洞底下，给小女孩贴手机膜时笑得很开心的样子。
我掏出手机，翻到那个寻人启事的电话，看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再打过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第二天，我请了半天假，去了那座桥。
桥洞底下空荡荡的，她的摊子不见了。水泥台阶上只有几张旧报纸，被风吹得翻来覆去。
我在她常坐的那个位置坐了下来，看着河面。河水浑浊，漂着一些枯叶和塑料袋。风从桥洞穿过来，带着一股凉意。
我坐在那里，抽了一根烟。
然后我站起来，走了。
日子还在继续。
我还在工厂上班，还在下班后偶尔去打麻将，还在吃着楼下包子铺的包子，还在看着电视里无聊的综艺节目。
生活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河，我顺水漂流，不知道要去哪里。
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又路过那座桥。
桥洞底下空着，但水泥台阶上放着一束花。是一束白色的菊花，用塑料纸包着，放在她常坐的那个位置。
我站在桥洞口，看着那束花，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
我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风从河面吹过来，吹动那束花的塑料纸，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我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有去麻将馆。我坐在家里，开了一瓶啤酒，一个人喝完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窗外的城市灯光，想起宋小燕说过的话。
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在老家开过一个服装店，生意挺好的。”
她说：“后来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跟我合伙开分店，让我把店盘了出去，钱都投进去了。结果他跑了，钱也没了。”
她说：“后来我气不过，去赌场想翻本，结果越陷越深。”
她说：“其实我现在挺好的，虽然没什么钱，但至少不用再看人脸色了。”
她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坐在桥洞底下，脸上带着一种淡淡的笑容。那笑容里没有怨恨，没有不甘，只有一种平静的接纳。
像是她终于接受了命运给她的一切安排。
我把啤酒喝完，把空罐子扔进垃圾桶。
窗外的城市还在亮着灯，我不知道宋小燕在哪里。也许她已经走了，去了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也许她还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坐在某个桥洞底下，给手机贴膜。
我不知道。
我只是坐在家里，喝了一瓶啤酒，然后洗了个澡，躺在床上。
那晚我梦见了她。
她坐在麻将馆里，面前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她低头看牌，然后抬头对我笑了一下，说：“你来了？”
我说：“嗯，来了。”
她说：“坐吧，三缺一。”
我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摸起一张牌。
然后我醒了。
窗外天刚亮，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床脚。我躺了一会儿，然后起床，洗脸，刷牙，穿好衣服，出门上班。
路过那座桥的时候，我没有停下来。
那束花还在那里，白色花瓣在晨光里微微泛着光。
我走过去了。
生活还在继续。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宋小燕。
那个寻人启事的电话，我也没有再打过。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回家，不知道她去了哪里，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
我只是偶尔在路过那座桥的时候，看一眼空荡荡的桥洞，然后继续走我的路。
有一次，我在菜市场又碰见了那个卖鱼的摊主。他正忙着给顾客杀鱼，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大哥，今天买点什么？”
我看着鱼缸里的鲈鱼，想起那天她蹲在鱼摊前讨价还价的样子。
我说：“来一条鲈鱼吧。”
摊主说：“二十八一斤。”
我说：“二十五行不行？”
他犹豫了一下：“行吧，看你是老顾客。”
我拎着那条鱼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蒸鲈鱼。
味道还不错。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老周有时候还打电话叫我去打麻将，我有时候去，有时候不去。去的时候，还是坐在那张桌子前，摸牌、出牌、胡牌、点炮。老周还是那样，赢了就笑，输了就骂。
有一次打牌的时候，大刘突然提起：“你们还记得那个小宋不？”
我说：“怎么了？”
大刘说：“我听说她后来被人找到了，她哥把她接回老家了。”
我没说话。
老周说：“那她哥还挺好。”
大刘说：“是挺好的，听说为了找她，跑了好几个城市。”
我摸了一张牌，看了看，打出去。
“五万。”
窗外又下雨了。
雨点打在窗户上，发出细密的声音。我坐在麻将馆里，听着哗啦哗啦的洗牌声，心里很安静。
我想起宋小燕说过的话。
“我叫宋小燕。你要是以后想找人说话，可以来找我。”
我没有去找过她。
但我记住了这个名字。
那之后又过了很久，久到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有一天我收拾房间，在抽屉里翻出一件旧外套。我摸了摸口袋，摸到一张什么东西。
掏出来一看，是一张百元钞票，皱巴巴的，边缘有些发黄。
我拿着那张钞票，站在窗前，看了很久。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钞票上，泛着柔和的光。
我把它展平，夹进一本书里。
那本书叫《活着》。
我合上书，把它放回抽屉里。
生活还在继续。
我还在工厂上班，还在下班后偶尔去打麻将，还在吃着楼下包子铺的包子，还在看着电视里无聊的综艺节目。
日子像是流水一样，平缓地往前淌着，不带一丝波澜。
只是偶尔，在某个下雨的夜晚，我会想起那个坐在麻将馆里的女人。
她面前码着一摞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低头看牌的样子认真又专注。
她输光所有钱站起来的那一刻，脸上没有愤怒，没有崩溃，只有一种平静。
那种平静，我到现在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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