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在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面前土崩瓦解，近60万人放下武器，他们本以为战争结束了，只要投降了，就能拍拍屁股回家，结果苏联人可没那么好说话，等待这些鬼子的是一场长达十一年的赎罪之旅——西伯利亚战俘营，这段被称为“西伯利亚抑留事件”的历史，至今仍是日本人心头最深的伤痕之一，也是能让曾饱受日本鬼子疯狂侵略的中国人民能够得到心理慰藉的存在。
一、从满洲到西伯利亚：一场欺骗性的押送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150多万苏联红军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突然袭击，在短短21天的作战中，苏军击毙日军83737人，俘虏59.4万人，包括几十名将军在内的近60万关东军瞬间从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沦为阶下囚。
按照《波茨坦公告》的相关条款，这些战俘本应被遣返回日本，但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青壮年人口，战后重建极度缺乏劳动力，于是，斯大林决定将这些战俘拉到苏联各地，当作免费劳动力使用，以充实自己在卫国战争中损失严重的劳动力。
为了麻痹日军战俘，苏军在押运前常常谎称将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把他们运回日本国内，由闷罐车组成的战俘专列经过几天运行后，路过一片“汪洋大海”时，许多日本战俘以为到了日本海海边，兴奋不已，直到取水煮饭时才发现，这儿的“海水”竟然是淡水——他们已经到了西伯利亚深处的贝加尔湖。
真相揭晓的那一刻，鬼子们绝望的呻吟声在车厢里回荡。
而对于这些日本战俘来说，被押送过程本身就是一场死亡行军，由于铁路和公路运输工具匮乏，很多战俘被迫徒步长途跋涉，苏军要求战俘必须保持行军队形，“掉队一律枪决”。在漫长的艰难跋涉中，不少日本战俘倒毙在路上，有的因年迈体弱，有的因掉队被直接枪决，苏联士兵们可不会对鬼子们多客气。
从1945年9月到1946年4月，苏联实际将50余万日本战俘移送至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地区的劳改营，为关押这些战俘，苏联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战俘所、392个工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
二、西伯利亚的第一个冬天：人间地狱
西伯利亚是著名的严寒地狱，其冬天温度常常降到零下30到50度，而苏联根本没有做好接收如此众多战俘的准备——住房不足、冬衣紧缺、粮食和药品匮乏。
因此日本战俘们只能被迫住在窝棚、帐篷和不适合居住的简易房里过冬，由于战俘人数太多，根本没有足够的住处，很多人在第一个冬天就被冻死。更残酷的是，由于地面冻得太硬，根本挖不开土埋葬尸体，所以要么填锅炉里面当柴烧，要么只能抛尸荒野。
据史料记载，1945至1946年冬天，日本战俘劳改营出现了极高的死亡率，有资料称，第一个冬天就有约5.5万名日本战俘死亡。
一名幸存的老兵西仓胜（Nishikura Masaru）回忆道：“在西伯利亚的第一个营地，我们被分配了修路和挖埋水管的坑洞等繁重任务。但地面冻得坚硬，根本挖不动。我们营地的大多数战俘都没能熬过第一年，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
夜盲症也是致命的，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许多战俘患上夜盲症，晚上出去上厕所后就找不到回营房的路，只能在零下20度的寒风中站在户外，一些人因此被冻病或冻死。
三、每天12小时的苦役与“按肉分等”的体检
扛过第一年冬天的日本战俘，也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他们在苏联看守的枪口下被迫从事采矿石、修铁路、伐木、挖河道等繁重劳役，每天必须干活12小时以上，稍有懈怠就会遭到拳打脚踢，这些工作包括挖煤、伐木、修路、开矿等各种重体力劳动。
战俘营每个月会进行一次例行“身体检查”——但这根本不是出于关怀，每次检查，看守把战俘排成四排，脱得一丝不挂，冬天也不例外，检查方法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医拉起日本战俘大腿上的皮，根据皮肉的厚薄分成若干等级，肉最厚的为一等，下个月就要进行高强度劳动；皮肉最薄的则可以降低劳动强度。
活下来的战俘哭着回忆道：“苏联女军医会给我们体检，体检结果好的话就要被选去干最苦最累的活……”每40天一次，女军医会要求战俘脱光衣服，然后用手抓捏他们的身体，判断谁更肥壮，肉多的战俘被判定为身体好，送去干最重的活。
这种“按臀分等”的制度，对日本战俘来说无异于生死判决。
四、饥饿：比寒冷更可怕的敌人
在二战结束的那一年，苏联遇上了饥荒，战俘营里更是严重缺粮，饥饿、疾病和繁重的劳役，使许多关东军俘虏在进入集中营的第一年便一命归西。
战俘们每天只能得到一片黑面包和一碗稀粥，食物通常不够吃，饿得受不了的战俘只能去翻垃圾桶，找苏军吃剩的残羹剩饭，常常引得苏军哈哈大笑，这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更是精神上的侮辱。
有记载称，日本战俘甚至把马粪当成土豆去抢，在这种极端饥饿的状态下，日本鬼子再也没啥尊严了，他们以往的骄傲被彻底碾碎。
西仓胜回忆道：“我们不断互相告诫，不能就这样放弃死在这里，变成白桦树的肥料。但身体虚弱的人终究撑不住，死去了。”
五、死亡人数：到底死了多少人？
关于西伯利亚日本战俘的具体死亡人数，各方数据存在较大差异。
日本方面的说法：日本认为大约有十几万关东军战俘死在苏联的劳改营里，日本NHK电视台与俄罗斯合作拍摄的纪录片《西伯利亚抑留俘虏的证言》中提到，至少有10万日军战俘死在西伯利亚。
苏联的数据：苏联时期一直对此保密，苏联官方当年只承认有5人死亡，苏联解体后，根据解密的档案，俄罗斯提供给日方的数据显示，战俘营有记载的死亡记录为5万多人。
学术研究的估算：维基百科数据显示，被押往西伯利亚的日本战俘人数为56万至76万人，估计其中有6万至34.7万人因囚禁而死亡。另有资料称，约6.2万人在苏联各个劳改营服苦役中死亡。超过10%的被拘留者因营养不良、疾病、恶劣天气和事故而死亡。
遣返数据：最终约有47万人得以返回日本，考虑到最初被俘约60万人，这意味着约有13万人未能返回——他们要么死在劳改营，要么留在当地，要么没有记录在案。
而无论采用哪组数据，都起码有数万乃至十数万日本鬼子被永远埋在了西伯利亚的冻土之下，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六、漫长的遣返：十一年后才回到家
从1946年底起，苏联开始陆续遣返日本战俘归国，但遣返过程极为漫长，一直持续到1956年。
1950年，苏联和日本开始和谈，日本提出归还战俘的要求，但归还行动又持续了六年，直到1956年，苏日签订《日苏共同宣言》恢复外交关系，剩下的战俘才被全部遣送回日本。最长被拘留者被关押了11年之久。
然而，回到日本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这些在西伯利亚熬过十一年的人回到祖国后，发现日本已经面目全非——帝国体制瓦解，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令人心寒的是，他们回到日本后还遭到本国人民的排斥。战争让他们成了国家不稳定的象征，无论在哪里都要承受白眼。
关于西伯利亚的遭遇，许多幸存者留下了回忆录。
小熊健二出生于1925年，1944年应征入伍编入关东军，战败后成了苏军俘虏。他被关押在赤塔第24区收容所，和他一起被收容的500名俘虏中，先后死掉了45人，死于寒冷和营养不良，西伯利亚俘虏的死亡率约为10%。
小熊回忆说，在此之前，西伯利亚俘虏的回忆录大多由军官或知识分子撰写，描写的是对青春流逝的焦躁感，但对他来说，“仅为了活着就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1948年8月，他坐上了回日本的船，但对船上悬挂的太阳旗毫无感慨可言——他说：“从1945年起，太阳旗就被用作了包袱皮儿。”
幸存者三木太郎在临终前多次回忆道：“西伯利亚是个连鬼都恐惧的地方。”俄罗斯人在诅咒他人时，西伯利亚毫无争议地成为首选，即使是在开玩笑时也会说“再犟就把你送到西伯利亚去”。
斋藤邦雄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在西伯利亚和苏联欧洲地区的经历，木内信夫则详细记载了日军战俘与其他轴心国战俘（德国、意大利、匈牙利等）在劳改营中的关系。
99岁高龄的西仓胜如今仍在坚持讲述他的故事，他说：“许多同胞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在99岁的年纪，接力棒传到了我手中，我必须让我们的记忆活下去。”尽管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他依然强调自己不仇恨俄罗斯人民：“应该被指责的是领导者，而不是人民——人民和你我一样。”
他心中还保留着一丝温暖——在西伯利亚，一位当地妇女在他劈完柴后，给他提供了用黄油煎过的土豆。“这是如此简单的举动，但意义重大，”他说，“我意识到社区里也有善良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我们应该促进和平。”
60万日本关东军战俘被押往西伯利亚，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从事繁重苦役，忍受饥饿、疾病和虐待。数万乃至十数万人永远留在了那片冻土之下，最终只有约47万人活着回到日本。
这段被称为“西伯利亚抑留”的历史，对中国人来说，看到曾经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的关东军遭到这样的报应，很难不生出“罪有应得”之感，这段经历，也让崇拜强者的日本人，至今仍惧怕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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