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谈起抗战时期西迁贵州的大学，第一反应就是浙江大学。这也不奇怪，浙大西迁的故事这些年被反复讲过，从竺可桢带着全校师生辗转数省，到在遵义湄潭落脚，再到李约瑟来访时那句"东方剑桥"的赞誉。这个故事太完整了，有校长，有大师，有传奇，所以大家记得住。
但其实在贵州的教育史上，还有另外一所大学同样是从东部迁过来的，来得比浙大还早，待的时间也比浙大长。它就是大夏大学。
只是今天知道它的人，已经不太多了。
大夏大学这个名字，现在听起来有点陌生。但如果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它可一点都不边缘。那时候上海有"四大私立大学"的说法，复旦算一个，光华算一个，大同算一个，剩下那个就是大夏。这所学校1924年创办，创办人叫王伯群，贵州兴义人。
王伯群这个人，履历挺复杂的。他早年跟着孙中山干革命，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后来还在国民政府当过交通部长。但他这辈子花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是办教育。
1924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取"光大华夏"的意思。那会儿上海滩的私立大学竞争很激烈，能立住脚不容易。大夏的做法其实不复杂：一是请好老师，校内有一批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教授；二是在管理上有些新东西，比如国内最早推行的导师制，大夏就是其中之一。到了三十年代中期，这所学校已经站稳了脚跟。
然后抗战就来了。
1937年淞沪会战一打响，大夏在上海中山路的校区被日军炸毁了大半。王伯群面临的情况很棘手，校舍没了，师生散了，账上也没剩多少钱。但他没打算放弃，决定把学校往西南迁。
为什么往西南？当时很多学校都在往西搬，去向无非四川、云南、贵州这几个地方。王伯群选了贵州，原因其实很直接——他是贵州人，在贵州有关系，能找到落脚的地方，也能筹到钱。1937年冬天，大夏大学的师生陆续到达贵阳，落脚在次南门外的讲武堂。
讲武堂是清末练兵的老房子，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年久失修。冬天风从墙缝往里灌，夏天闷热得坐不住。图书馆就是把几间屋子打通，摆上书架。学生宿舍不够，就临时隔出几间。教授们没有正经的办公室，在宿舍里备课是常事。
这些师生从上海过来，住惯了新式校舍，用惯了像样的设备，一下子掉进这么个环境里，落差是巨大的。但没人抱怨。上海已经回不去了，能有个地方继续上课，已经算运气好。
大夏在贵阳的那些年，日子一直紧巴巴的。
头一个问题是钱。私立大学不像国立大学，政府的补助很少，主要靠学费和社会捐款撑着。可那时候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家里经济来源早就断了，能凑齐学费的没几个。学费收不上来，学校的开支却一点没少，教授的工资要发，学生的伙食要管，水电煤都要钱。
王伯群只能自己出去找钱。那几年他在重庆、昆明、成都之间来回跑，找以前的老关系、老朋友一个一个开口。他早年当过交通部长，在政界人脉广，但让人家掏钱这件事，从来都不好办。碰一鼻子灰是常事，有时候跑了半个月一分钱没拿到，还得硬着头皮继续跑。他的胃病就是那几年落下的，吃饭没规律，压力又大。
第二个问题是人。跟着学校从上海过来的教授，有一部分慢慢走了。有的是去了条件更好的国立大学，有的是实在适应不了贵州的生活。人走了就得补，可那时候在贵州请一个好教授，比登天还难。王伯群和副校长欧元怀想了各种办法，一边从重庆、昆明请人来兼课，一边从本校毕业生里挑人留校当助教。就这么东拼西凑，勉强把课撑了下来。
到了1942年前后，大夏的经费紧张到工资都快发不出了。王伯群没办法，把自己珍藏的字画拿出来卖了几幅，才撑过那几个月。
1944年秋天，情况又恶化了。日军打到了贵州独山，贵阳一下子变成了前线。学校必须再搬。
王伯群选了赤水。那个地方在贵州最北边，挨着四川，有一条水路通重庆。他选这里有两层考虑，一是离战场远一些，暂时安全；二是万一形势再紧，还能顺着水路往四川撤。
但这个决定做出来之后，真正的麻烦才刚开始。贵阳到赤水，几百公里的山路，中间还隔着大河。全校一千多师生，加上图书仪器、办公设备，怎么搬？王伯群一边给教育部发电报申请经费，一边给沿途的地方官员写信请求协助，还专门派人提前去赤水找房子、联系车船。那几个月他几乎没怎么休息。
等第一批师生和图书顺利到达赤水，开始安顿下来，他才腾出手去重庆继续筹款。但那时的身体已经撑不住了，胃出血反复发作，走几步路就喘。他家里人劝他休息，他嘴上答应，第二天还是上了去重庆的火车。
1944年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庆的医院去世，59岁。据在场的人讲，他临走前那几天，嘴里念叨的还是学校的事，还在跟身边的人商量经费怎么解决。
大夏大学在赤水坚持到了抗战胜利。1946年，学校返回上海。1951年，大夏与光华大学等合并，成为后来的华东师范大学。
但大夏留在贵州的那部分，并没有随着学校的离开而消失。当年大夏的教育学院，后来并入了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那是今天贵州师范大学的源头之一。法学院、商学院的毕业生，不少留在了贵州，在教育、司法、工商这些领域工作了很多年。
今天去贵阳，已经找不到大夏大学当年的痕迹了。讲武堂早就拆了，花溪那边新校址上也盖了新楼。贵州大学的校园里立着一块碑，刻着几行字，算是告诉路过的人，这里曾经有过一所从上海迁来的大学。
知道这段往事的人不多。但我觉得，这段历史还是值得被记住的。
不是因为大夏大学有多出名，也不是因为它培养了多少大人物，而是因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有一群人不声不响地把一所学校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并不知道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他们只知道，课不能停，书不能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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