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赵尔巽等:《清史稿》;戴逸主编:《简明清史》;清高宗实录馆:《清高宗实录》;(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

公元1799年,农历正月初三,紫禁城养心殿内,八十九岁的爱新觉罗·弘历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他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掌权力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位六十年,又当了三年多太上皇,前后把持朝政长达六十三年。

他死后第二天,嘉庆帝就下旨拿下了权臣和珅。

十五天后,和珅被赐死,查抄出的家产折合白银约八亿两,相当于清廷十五年的财政收入总和。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民间俗语流传至今。

但吃饱了的嘉庆,接手的却是一个千疮百孔的帝国。

从他往后,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六位皇帝,没有一位能挽狂澜于既倒。

清朝一共十二位皇帝,后世的史学研究者在复盘这个王朝的兴衰时,反复指向同一个节点——不是末代的溥仪,不是签下《南京条约》的道光,也不是任由八国联军进京的慈禧。

而是那个在世时被称为“十全老人”、自认功盖千秋的乾隆。

他统治的六十三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一个庞大帝国从巅峰滑向深渊,再也没能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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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开国:马背上打下的江山】

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立后金政权,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

那一年,大明万历皇帝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了,朝廷内部党争不断,辽东边防形同虚设。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拉开了女真人问鼎中原的序幕。

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再到顺治帝福临入关定都北京,这一路走了将近三十年。

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

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多尔衮率八旗铁骑长驱直入,定鼎中原。

六岁的顺治帝成为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

但真正让这个异族政权站稳脚跟的,不是顺治,而是他的儿子——康熙。

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

他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驱沙俄、征噶尔丹,文治武功样样拿得出手。

1681年,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彻底平定,清朝对南方的统治从此稳固。

1683年,施琅率水师攻克澎湖,郑氏集团归降,台湾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划定了东北边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等的国际条约。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奠定了清朝疆域的基本格局。

他去世时,留给继任者的是一个初步稳定但财政并不宽裕的帝国。

雍正帝胤禛,是清朝十二帝中争议极大却干实事最多的一位。

他在位只有十三年,却把康熙末年留下的亏空和积弊清理了个遍。

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改土归流、设立军机处——这四项政策,每一项都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基。

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并入田赋,穷人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了许多。

火耗归公,把地方官私自加征的“损耗”银两收归国库,堵住了贪腐的一个大口子。

改土归流,在西南地区废除世袭土司制度,改派朝廷任命的流官治理,把中央权力延伸到了边疆。

设立军机处,把最高决策权集中到皇帝手里,绕过了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行政效率大幅提高。

雍正是出了名的勤政皇帝,在位十三年,批阅奏折超过一千多万字,平均每天要处理十几件重要政务。

他给康熙留下的六百万两国库存银,硬是攒到了六千多万两。

他的勤俭和铁腕,给下一任皇帝留下了一个国库充盈、吏治清明的帝国。

这个下一任皇帝,就是他的四子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帝。

弘历从小聪明过人,深得祖父康熙的喜爱。

据《清史稿》记载,康熙晚年曾将弘历带在身边亲自教导,这在皇孙中极为罕见。

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认为,康熙之所以传位给雍正,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这个孙子。

这个说法虽然无法完全证实,但至少说明了一件事——弘历从一开始就被寄予厚望。

1735年,雍正帝驾崩,二十五岁的弘历继承大统,改元乾隆。

他接手的帝国,国库充实,四海升平,文武百官各司其职。

可以说,康熙打基础,雍正搞建设,乾隆一上来就是现成的好日子。

这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史上,是很少见的。

三代帝王接力经营,把一个帝国推向了巅峰。

然而巅峰之后,往往就是下坡路。

而这条下坡路,不是别人铺的,恰恰是这位坐享其成的“十全老人”,用六十三年的时间,一步一步亲手修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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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乾隆盛世:繁华表象下的隐忧】

乾隆登基之初,确实有一番新气象。

他即位后的头十年,减免赋税、整顿吏治、编修典籍,做了不少实事。

据统计,乾隆年间曾先后五次普免天下钱粮,三次免除漕粮,总计蠲免的赋税折银超过两亿两。

这个数字,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上都排得上号。

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约一亿四千万。

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这个数字飙升到了将近三亿。

人口翻了一倍多,说明老百姓至少在吃饭这件事上,日子比以前好过了不少。

得益于玉米、红薯、马铃薯等高产作物从美洲传入并在中国大面积推广,粮食产量有了明显增长。

加上雍正朝推行摊丁入亩之后,隐匿人口的动力大大减小,人口数据也就更加真实了。

这个时期,被后世称为“康乾盛世”的尾声,也是整个盛世的最高点。

但高点的背后,裂缝已经出现了。

乾隆中期以后,吏治开始迅速腐化。

乾隆的用人标准,和他爹雍正截然不同。

雍正用人,看的是能不能办事、敢不敢得罪人。

乾隆用人,越来越看重一样东西——会不会让自己高兴。

这种风气之下,朝堂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氛围:报喜不报忧。

地方官员遇到灾荒、民变、亏空,第一反应不是如实上报,而是想方设法瞒下来。

因为上报了,皇帝不高兴;瞒下来,至少眼前太平。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发生了一件事,看似和内政无关,但深远影响了中国此后一百多年的命运。

这一年,乾隆下旨,关闭了江、浙、闽三处海关,只保留广州一处通商口岸,并规定所有对外贸易必须通过官方指定的“十三行”进行。

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一口通商”的政策。

在此之前,康熙朝虽然也有海禁政策的反复,但1684年开海之后,沿海四口通商的格局维持了七十多年。

乾隆的这道谕旨,把大门一下子关上了大半。

他给出的理由是“防夷”——防止外国人深入内地,滋生事端。

但实际上,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大量涌来,茶叶、瓷器、丝绸的贸易额逐年攀升。

乾隆并非不知道贸易能带来白银,但他更在意的是稳定和控制。

在他的观念里,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和外国人做生意不过是“恩赐”,而不是需求。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句话出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乾隆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敕谕。

那一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带着六百多箱礼物,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希望清朝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降低关税,划定一处小岛供英商居住和存放货物。

这是近代西方国家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向中国提出外交和通商请求。

马戛尔尼使团于1793年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

关于觐见礼仪,中英双方产生了严重分歧。

清廷要求马戛尔尼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只同意单膝下跪。

最终的礼仪形式,中英双方的记载各执一词,至今没有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乾隆对英国使团的所有请求,一概拒绝。

在他看来,这些蛮夷远道而来不过是“向化”“慕义”,大清天朝根本不需要和他们平等交往。

马戛尔尼使团带来的天文仪器、地球仪、气压计、船舰模型等礼物,被清宫档案记录为“贡品”,随后大多锁进了库房,无人问津。

使团成员、副使斯当东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依然庞大但已经僵化的帝国。

这次错过,代价极其沉重。

四十七年后,1840年,英国人带着坚船利炮再次敲开了中国的大门。

只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跪着来,而是打着来。

但在乾隆活着的时候,这些隐患统统被盛世的表象遮盖住了。

GDP世界第一的数字、三亿人口的体量、疆域面积超过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版图——一切看起来都好得不能再好。

可表面繁华之下,人均耕地面积随着人口暴增不断缩减。

大量无地农民沦为佃户甚至流民,民间的不满情绪在悄悄积累。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爆发了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爆发了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南、贵州爆发了苗民起义。

嘉庆元年(1796年),白莲教大起义爆发,波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持续了整整九年,清廷调兵十六省,耗费军费超过两亿两白银。

这场起义虽然名义上发生在嘉庆年间,但它的根源——土地兼并、官府盘剥、贫富悬殊——全部种在乾隆朝。

盛世的地基,从内部开始松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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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全武功:穷兵黩武的代价】

乾隆一辈子最得意的事情之一,就是他自封的“十全武功”。

所谓“十全”,是指他在位期间发动的十次重大军事行动。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亲自撰写了一篇《十全记》,把这十次用兵一一列举出来,并自封“十全老人”。

这十场战争包括:两次平定准噶尔、一次平定回部大小和卓之乱,大小金川之役、两次征伐缅甸、一次征伐安南、廓尔喀之役以及两次平定台湾地区林爽文起义。

这十次战争,历时漫长,旷日持久。

为了打赢这些战争,清廷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

仅大小金川之役,就打了整整五年,耗费白银七千万两,死伤官兵数以万计。

乾隆为了打通西南通道,不惜倾全国之力。

战场上的血流成河,换回的是版图的巩固,却也掏空了雍正留下的厚实家底。

国库的银子像流水一样流向西北和西南的前线。

军队的军饷发放开始出现拖欠,军纪也日益松弛。

前方在打仗,后方的贪腐却在滋生。

和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崛起的。

他精明强干,善于揣摩乾隆的心思。

乾隆喜欢奢华,和珅就投其所好,把圆明园和紫禁城装点得金碧辉煌。

乾隆好大喜功,和珅就极力夸耀十全武功的伟大,把皇帝捧得飘飘然。

在和珅的操持下,清廷的财政漏洞被各种粉饰掩盖。

大臣们为了迎合皇帝,纷纷隐瞒真实情况。

每一个战报送回京城,都被夸大成空前的大胜。

每一次庆功宴上,美酒佳肴堆积如山,歌舞升平。

没有人敢告诉年迈的皇帝,帝国的根基已经被掏空。

当最后一场战争的硝烟散去,留下的不仅是广袤的领土,还有一张千疮百孔的财政网。

民间的苦难与朝廷的奢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清帝国就像一艘外表光鲜却已经严重老化的巨轮,正朝着冰山缓缓驶去。

而坐在船头的掌舵人,依然沉浸在万国来朝的美梦中。

当历史的车轮碾过这一页,所有的繁华都成了过眼云烟。

真正让这个帝国走向覆灭的伏笔,在这一刻已经深深埋下。

那种从根基上一点点烂掉的宿命感,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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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闭关锁国的致命误区】

在世界历史的宏大叙事中,十八世纪后半叶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1765年,英国人詹姆斯·瓦特改良了蒸汽机,人类社会正式迎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曙光。

工厂的烟囱开始冒烟,机器的轰鸣声打破了中世纪的沉寂,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以几何级数向前狂奔。

欧洲的科学、技术、军事以及航海能力,都在发生着脱胎换骨的变化。

然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身处东方的大清帝国,却在闭关锁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乾隆朝的对外政策,核心就是一个字:防。

防范西方传教士深入内地,防范沿海百姓与海外商人私下贸易,防范任何可能打破封建统治秩序的新思想、新事物。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两广总督长麟奏准朝廷,进一步严格限制外商在广州的活动。

外商在广州十三行居住期间,不准坐轿,不准在街头随意行走,必须由官方指定的通事和行商全程监视。

甚至连外商购买中国书籍、学习汉语,都被列为严厉禁止的非法行为。

这种极端的防范心理,源于统治者骨子里的极度自负与极度自卑。

自负的是天朝上国的盲目优越感,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不需要与外界互通有无。

自卑的是对自身统治合法性的隐秘担忧,生怕异族政权遭到汉人与外来力量的内外夹击。

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清朝对世界科技大变革的彻底失之交臂。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时,曾向清廷赠送了当时英国最先进的科学仪器。

但在乾隆眼中,这些不过是奇技淫巧,是供宫廷把玩的玩物。

没有任何一个朝廷大员去认真研究蒸汽机的原理,也没有任何人去思考这些机械背后代表的生产力飞跃。

当西方人把蒸汽动力应用到纺织和军事上时,乾隆的军队还在挥舞着大刀长矛,练习着骑射。

这种代差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却是在乾隆漫长的执政期内被彻底拉大。

康熙皇帝还曾向西方传教士学习几何、历法和医学,甚至在宫廷里接纳西方学者。

到了乾隆这里,大门被彻底关死。

他不仅自己不看、不听、不想,还动用国家机器切断了整个民族接触外部世界的渠道。

一个拥有数亿人口的庞大帝国,在世界大潮滚滚向前的时候,选择主动退回历史的阴影里。

这种与世隔绝的盲目自信,成了套在国家脖子上的无形枷锁。

后人回望这段历史时,常常痛心疾首。

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身处落后之中却自以为走在世界的最前面。

乾隆用他六十三年的统治,把这种盲目自信刻进了整个统治阶层的骨髓里。

当英国商船载着工业革命的成果再次叩关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平等的对话,而是无知带来的傲慢与溃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