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天
世人对黑恶的惯性认知，长久困于表象：聚众逞凶、欺行霸市、持械滋事者，便是扫黑的靶心。可邯郸丛台区法院一案撕开了一层残酷的文明真相：有形的暴力之恶，尚可依律擒拿；借公权外壳、以司法程序为铠甲的无形之恶，才是瓦解法治信仰、蛀蚀治理根基的沉疴。这类异化的司法蛀虫，可称之为法匪；清剿法匪，理应成为常态化扫黑除恶的重中之重。
法匪与市井黑恶，本质之别，在于作恶的依托不同。地痞流氓作恶，自知触犯法条，畏惧公器、忌惮曝光，作恶只能在暗处；法匪手握执行、裁判之权，熟稔法律流程，借用制度赋予的裁量空间，把守护正义的公器，兑换成胁迫、索贿、羞辱百姓的私器。他们不必刀棍相向，只凭一纸程序、一次搁置、一轮拖延，就能将民众耗尽心力换来的胜诉判决化为废纸。
当事人七年胜诉而权益悬空，依法信访维权，等来的不是公道，而是以案件处置权为筹码的索贿与人格羞辱。录音为证，铁证昭昭 —— 这不是简单的作风失德，是权力完成异化之后，对法治本源的背叛。
法治的本源，在于权力受约束、弱者有救济。法律本是平衡强弱的天平，是普通人对抗不公的最后庇护。当执掌天平之人，反过来把持天平作为交易筹码，正义便不再是天赋权利，而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一旦维权的通道沦为权力寻租的猎场，程序正义就会沦为作恶的遮羞布。这是更深层次的危机：市井黑恶破坏的是社会秩序，法匪摧毁的是民众对规则本身的信任。秩序受损可以修复，信仰崩塌，重建难于登天。
比单个法匪更可怕的，是闭环自查带来的监督惰性。舆情爆发之后，涉事单位以停职作为应急处置，看似回应民意，却极易陷入 “同体自查、内部护短” 的困局。民众的疑虑并非无端猜忌：当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同属一个系统，人情羁绊、本位庇护天然存在。真正的监督，必须跳出闭环，由纪检监察机关独立穿透核查，不只查办个体恶行，更要倒查积案背后的失职、包庇、打压举报人的整条链条。
扫黑除恶不能止于 “处置一个人”，更要破除滋生法匪的土壤。
我们必须厘清边界：清剿法匪，靶向的是极少数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败类，绝非污名化整个政法队伍。无数基层司法人常年负重，在矛盾一线守住公平，这份付出不容抹杀。整治的要义，是惩恶而不株连，治乱而不否定体系。常态化扫黑，不能选择性 “扫外不扫内”：对外严打街头恶势力，对内却对司法领域的权力霸凌、寻租枉法轻描淡写。扫黑的终极目的，是捍卫公平，公平的底线，首先在执法司法环节。
权力生于人民，本是克制私恶、守护公义的工具；一旦失去制衡，公权本身就能演变为最霸道的恶。这便是治理最深的辩证：扫黑既要清除社会面的显性恶，更要刀刃向内，清剿藏身于司法体系之内的法匪。唯有把司法权力关进刚性的制度牢笼，落实全程留痕、轮岗制衡、举报人刚性保护，让监督走在舆情之前，而不是每次都依靠曝光倒逼问责，才能从根源上遏制权力异化。
治安之恶，伤在皮肉；法权之恶，伤在国本。常态化扫黑除恶，必须更新认知、调整重心：清剿法匪，才是固本培元、守护法治根基的关键一战。 不清除这类披着公职外衣的恶，再宏大的法治叙事，都会在普通人一次次维权碰壁之中，慢慢失去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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