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葬礼在一个干冷干冷的冬日举行的，风里没有雪，只有刀子一样的寒意，刮在人脸上生疼。灵堂设在殡仪馆最里间的厅里，来吊唁的亲友不多，母亲一生要强且孤僻，晚年更是深居简出，几乎断绝了所有人情往来。我披麻戴孝跪在火盆前，木然地往里面添着纸钱，纸灰打着旋儿飞到半空，又颓然地落下来，落在我黑色的丧服上。
就在工作人员准备宣布遗体告别仪式开始的时候，大厅厚重的隔音门被人推开了。外面的冷风猛地灌进来，吹得长明灯的火苗剧烈地晃动了一下。所有人都停下了动作，回头看向门口。
一个穿着灰黑色旧棉袄的女人站在那里，她头发花白，身形佝偻，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已经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帆布包。她站在门口，看着正前方母亲的黑白遗像，整个人像是被抽干了力气，连往前迈一步都显得格外艰难。人群中传出几声低低的惊呼，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亲戚变了脸色，甚至有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那是我的小姨，那个在二十六年前，带着我爸私奔，毁了我们这个家，也毁了母亲一生的女人。
二十六年来，这个名字在我们家是一个绝对的禁忌，因为母亲根本不允许这个人和这个词出现在她的世界里。在母亲的字典里，她唯一的妹妹在那一年就已经死了，死得干干净净，骨头渣都不剩。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过去那些被刻意尘封的画面就如潮水般涌了上来。
外婆去世得早，外公又常年在矿上干活，母亲比小姨大整整八岁，长姐如母，小姨几乎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那时候我们家住在筒子楼里，母亲在纺织厂上班，每天三班倒，累得沾枕头就能睡着，但只要是小姨的事，她从来都不含糊。
小姨想要一条的确良的裙子，母亲能熬三个大夜，踩着那台缝纫机给她做出来；小姨考上了卫校那年，母亲把自己唯一的一点积蓄全拿出来给她交了学费。
那时候的小姨，年轻、漂亮、鲜活，像一株春天里肆意生长的迎春花。她喜欢笑，喜欢唱歌，喜欢一切新鲜的事物。而母亲，早就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像一块沉默的石头，坚硬，粗糙，没有光泽。
我爸是那种很讨女人喜欢的男人，他是个电影放映员，长得斯文白净，嘴皮子利索，脑子里装着无数个外面世界的浪漫故事。母亲和他结婚，是因为外公觉得他是个有手艺的文化人，能让我妈过上好日子。婚后的头几年，日子过得也算平稳，直到小姨从卫校毕业，住进了我们家。
我五岁那年的夏天，家里经常充满一种奇怪的氛围。母亲在厨房里挥汗如雨地炒菜，我爸和小姨则坐在狭窄的客厅里听邓丽君的磁带。
我爸会给小姨讲那些电影里的爱情，小姨会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他们会在母亲转过身的瞬间，交换一个隐秘的眼神。小姨偶尔还会帮我爸洗衬衫，洗得比母亲还要干净，还要平整。
母亲不是个傻子，但她是个把亲情看得比命还重的女人。她或许早就察觉到了什么，但她绝对不愿意相信，自己当做女儿一样疼大的亲妹妹，会和自己的丈夫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她选择了相信，选择了用更加拼命的干活来填补内心那一丝隐秘的不安。
直到那个深秋的早晨。
我醒来的时候，家里静得可怕。没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也没有收音机里的早间新闻。母亲坐在床沿上，手里捏着一张薄薄的信纸。她没有哭，也没有歇斯底里地砸东西，她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尊失去了灵魂的雕像。
“妈，我饿了。”我揉着眼睛走到她身边。
母亲慢慢地转过头看着我，眼神空洞得可怕。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声音沙哑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走，妈带你去吃热汤面。”
那天，母亲把家里所有关于我爸和小姨的东西，衣服、照片、磁带、书籍，全部扔到了楼下的垃圾堆里。
后来我才知道，信是我爸留下的。他说他遇到了一生挚爱，他无法在一个没有灵魂的婚姻里继续窒息下去，他带着小姨去南方了，去寻找真正的生活。
那一年，我五岁。从那一天起，我就没有了爸爸，也没有了小姨。
单亲母亲带孩子的艰难，是没有经历过的人无法想象的。筒子楼里的风言风语像刀子一样，每天都在刮着母亲的脸。那些平时和颜悦色的邻居，会在背后指指点点，说母亲是个连丈夫都看不住的窝囊人，说她养出个白眼狼妹妹。母亲一概不理，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赚钱和我身上。
她的手因为常年在工厂里接触化学染料，皲裂得像松树皮，冬天的时候裂口里总是渗着血丝，她就用胶布一缠，继续干活。她对我极其严厉，要求我必须好好读书，必须出人头地。我知道，她是憋着一口气，她要向所有人证明，没有那个男人，没有那个白眼狼，她一样能把日子过好，一样能把儿子培养成才。
大约在他们离开后的第三年，家里收到了一张从广东寄来的汇款单，名字是小姨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