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爆发的时候，张謇本人恰好就在武汉一艘名为“襄阳号”的小火轮上。按照《张謇日记》的记载，此番鄂地之行首尾七日。四日抵汉口，随即赴武昌商洽“大维纱厂”筹建；八日事毕，设宴款待武汉士绅，又与刘厚生商定厂中人事安排，江苏的大生纱厂的纺织版图，眼看就要延展到九省通衢中原腹地。
在电视剧第23集，张謇在通州码头下船，恰好遇到高总兵在码头布防，城内人心惶惶，人人惧怕“革命党”的到来。实际上，电视剧中所展示的正是武昌起义之前的情景。
当时的江苏南通，尚未出现“山雨欲来”的感觉，张謇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只不过生意顺遂，他的心境大抵还是平和的。
据《张謇日记》1911年农历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的记载：“昨夜十时半汉口获革命党人二，因大索，续获宪兵彭楚藩与刘汝奎及杨洪胜（开杂货铺），晨六七时事屹。各城俱闭，十时方开。
可能是电视编剧，考虑到故事线的问题，把“革命”爆发时的情形特意安排在了南通。张謇在10月10日夜晚，看到了武昌起义的状况，并将其写在了日记中：
晚八时登舟，舟名襄阳。见武昌草湖门火作，盖工程营地火作，即长巨数十丈，火光中时见三角白光，殆枪门火也。闻十八日（10月9日）夜续获二十余人而未已，余党不安，遂尔反侧软。十时舟行，行二十里犹见火光。”
张窖正在汉口回江苏的船上，他见到武昌城内火起，还以为是革命党人在昨日被捕多人后“余党不安，遂尔反侧”，不过是局部哗变而已。
真的是当局者迷，他压根就没有料到，这居然就是清朝即将覆灭的前兆。而他本人，也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中，完成一次从“立宪派”到“革命党”的立场转向。
电视中没敢说的是：张謇在晚清兴办实业，在政治上属于“君主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他对辛亥革命是相当抵触的。
他曾经热衷于君主立宪，曾经为此多年奔走呼号。在电视剧第20集，他在日本参观考察70 多天，对于日本的方方面面进行调查和考量，感触颇深。
这才有了慈禧太后派出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为了得到更多实力派支持，张謇甚至一度写信给20年不通音讯的袁世凯，希望他也支持君主立宪。
就在清廷磨磨蹭蹭被动应付之时，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革命者登高一呼，武汉三镇宣布独立。
张謇在10月12日乘船到达安庆，上岸获悉武昌起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见鄂（湖北）电，知武昌以十九日夜三时后失守”。
此时的张謇，还以为这是件坏事。
所以，他在10月13日到达南京后，次日就拜访了将军铁良，“诣铁将军说军督合力援鄂，奏速定宪法”。
次日，张謇又拜访两江总督张人骏，动员铁良、张人骏起兵援助湖北的清政府军政人员，但却遭到拒绝。“诣张督，申昨说。大否之，谓我自能保。
张謇推“君主立宪”多年，对辛亥革命自然有所抵制，张謇气得在日记中大骂二人：“其无心肝人哉！”
此时，张謇仍对清廷保存一丝幻想。10月16日，他达到苏州之后，受到苏州巡抚程德全的委托：“夜为草奏请速定宪法，开国会，至十二时。”
张謇仍企图通过君主立宪，召开国会，来挽救武昌起义之后的危局。毕竟他已经是老年人了，为国忧心，连日奔波“因睡迟，彻夜不寐。”
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到了11月4日，张謇的好友，程德全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居然也投奔革命了。他被革命党人推举为都督，张謇的老家通州也宣告独立。
对朝廷屡屡失望的张謇在震惊之余，也不由得反思：“独立之省已有十四，和其速耶？”
各省没有流血的“和平光复”，对工商业没有造成损害，这又让张謇看到了走向共和的希望。
此时，依然还在梦中的大清下令任命张謇为宣慰使。张謇在日记中曰：“何宣何慰耶？”
张謇复电“理无可受，拟辞职电”。然后，名正言顺地明确拒绝清廷对他农工商大臣的任命。
在电视剧第24集中，张謇与多人协商成立江苏议会。这一段在台上的演讲，就发生在11月19日，张謇当选为议长，发表的讲话引用了《张謇全集》的原文。
作为立宪派领袖，张謇态度的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举足轻重的影响。电视剧中，12月2日，张謇率领南方代表抵达上海，会见了北方革命党人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人，“知党人意见之复杂。破坏易，建设难。谁知之者。”
此举，已经是公开站在共和的阵营里。
即便心中带着对革命党的疑虑，但是张謇还是在行动上做出了努力。在这一集中，我们看到张謇带头剪掉了脑后的辫子，表示与清王朝的决裂，“此亦一生纪念日也。”（1911年12月15日）
在南北和谈期间，胡汉民委托张謇起草清帝逊位诏书。此事交托于他，一来是看重他的文名，二来是因为他身跨立宪与实业两界，在南北两方都有足够的声望，由他拟稿，最易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措辞 。
据胡汉民1930年2月18日给谭延的信中写道：
“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既示少川先生（唐绍仪），亦以为善，照电袁。 原文确止如此，而袁至发表时，乃窜入授彼全权一笔。既为退位文，等于遗嘱，遂不可改。惟此事于季直先生无所庸其讳避。”
张謇写就的诏书不过区区三百六十字，措辞典雅，气度从容，将政权更迭写得顺天应人，全无兵戈相向的戾气。这份文稿经南北和谈代表审定后，发往北平。袁世凯见到文稿后，擅自添入 “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 一句，直接将南北协商的结果，篡改为清廷对他个人的授权。
待诏书由隆裕太后盖印颁布，已成定局，无从更改。
张謇事后知晓此事，却并未公开辩驳。他深谙政治运作的逻辑：文辞永远要让位于实力。他所能做的，只是以一支状元笔，为两千年的帝制留下一份体面的落幕文书，为新生的民国争取一份法理上的正统。
至于后来南北两派的权利斗争，新、旧势力的相互对撞，已经不再是文人的一支秃笔所能左右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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