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比政治定性更值得关注的,是白皮书中一项看似技术性的军力统计:日方评估中国拥有 308 架歼 - 20 和 8 架歼 - 35。而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等长期跟踪中国军力的防务媒体估算,歼 - 20 的列装数量已突破 500 架;外界普遍认为歼 - 35 已于 2025 年进入列装阶段,同步适配海空军多类平台,列装规模不可能仅为个位数。
在笔者看来,这不是简单的数据出入,背后是一种系统性的认知偏差。当日本在 “知己知彼” 这个基本问题上出现倾向性的信息筛选,其安全决策的基础就会出现明显的认知偏差。
日本对中国军力的倾向性统计并非首次出现。2020 年,日方仍将歼 - 20 列为 “试验性装备”;2015 年前后,日方相关评估曾认为中国机载电子技术落后日本 10 年以上。这种 “每年小幅修正、但始终滞后于实际进展” 的模式,本质是在维持国内对周边军力的认知惯性。
今年的白皮书延续了同一逻辑。根据日方统计,中国战斗机总数达 1838 架,其中俄系技术路线机型(含苏 - 27、苏 - 30、苏 - 35 及歼 - 11、歼 - 15、歼 - 16 系列)超过 900 架,占比接近半数。在这套叙事下,很容易推导出一个结论:中国航空兵只有数量优势,整体质量不及日本航空自卫队。
即便自卫队战斗机总数约 340 架,仅为中方的五分之一,日方也能通过盟友分摊逻辑消解压力:认为美军会承担大部分防空压力,菲律宾、澳大利亚会协同介入,印度会在西线形成牵制,最终日本直面的压力仅为一小部分。这种推演逻辑与二战前日本海军的 “九段渐减邀击” 战术存在高度相似性 —— 预设对手会按照己方设定的节奏行动,一步步落入预设的决战海域。中途岛海战前,日本海军曾强行调整兵棋推演的不利结果,预设 “美国航母不会提前埋伏”。这种先定结论、再筛选论据的思维模式,至今仍有迹可循。
对歼 - 20 的相关评估也存在明显的专业局限。日方观点认为歼 - 20 隐身涂料性能存疑、DSI 进气道技术水平有限、发动机推力不足导致超音速性能不达标。但公开航空技术资料显示,DSI 进气道是仅少数国家掌握的先进进气道技术,中国早在枭龙 04 号原型机、歼 - 10C 上就已实现成熟应用;而歼 - 20 的超音速优势更多来自远距鸭翼带来的气动布局优化,可大幅降低超音速配平阻力,飞行员 “进入超音速就是歼 - 20 的天下” 的公开表述,也印证了这一点。用早期发动机推力否定整机超音速性能,属于对气动设计逻辑的认知偏差。
日本涉华舆论长期存在明显的信息选择性倾向,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的多元客观报道占比偏低,相关叙事多围绕 “中国威胁” 或 “发展停滞” 两类定式展开。这种信息环境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决策层更容易倾向于低估中国的真实实力与发展速度。
这是值得警惕的心理转换。通过倾向性的信息筛选弱化对手,本质上是在降低战争决策的心理门槛。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建立在偏差认知之上的安全决策,往往会带来超出预期的风险。
据日本共同社此前报道,日本前自卫队统合幕僚长河野克俊曾在公开论坛上作出 “短期内可压制中国海军” 的相关表述。在 “料敌从窄” 的认知框架下,这类判断具备自洽的内在逻辑 —— 如果默认中国海军实力停留在十余年前的水平,且日本可在美军支援下以逸待劳,纸面推演确实可能得出乐观结论。但问题在于,中国海军的实际发展速度远超出日方的评估节奏,这种 “用旧数据评估新对手” 的认知方法,是日本安全决策中值得关注的盲区。
更深层的驱动因素来自决策体系的结构性倾向。据日本《朝日新闻》2024 年的相关调查,2024 财年防卫省采购额排名前二十的企业中,至少 12 家向自民党提供了总计超 2.2 亿日元的政治献金,三菱重工、川崎重工、三菱电机等采购额排名前五的企业均在其列。军工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退休官员任职企业等方式,持续向决策层传递扩军诉求。这种结构性压力推动防卫部门形成了倾向性的数据筛选机制:能够支撑扩军的信息被重点突出,与预设结论不符的数据则被弱化处理。
换句话说,白皮书中的军力数据偏差不只是技术层面的统计误差,更是政治诉求与利益链条共同作用的结果。
此次白皮书另一处值得关注的表述,是将军工生产与经济增长直接挂钩,提出军备生产和国防投资可带动国民经济发展,试图用经济收益包装军事扩张的合理性。但现实是,日本防卫预算已突破 9 万亿日元,国民人均防卫开支已高于中国,相关投入最终来自财政支出与民众税负。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政府已通过增税、支出结构调整等手段,将防务开支推升至 GDP 的 2%,创下二战后的最高水平。
所谓 “国防带动经济” 的叙事,本质是用安全诉求掩盖财政压力。当前日本国债规模高企、财政长期承压,此时强行将国防投入与民生经济绑定,可持续性存疑。据日本东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 2026 年发布的民调数据,超六成国际受访者认为日本当前的扩军节奏难以长期维持,超八成受访者认为日本的军事扩张步伐正在加快,国际社会应保持关注。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正试图通过武器出口反哺国内军工产业。2023 年底日本修改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放开战斗机等致命性武器的出口限制;通过《日美互惠准入协定》,日本已向美国反向出口爱国者导弹相关零部件,成为全球重要的武器装备供应方之一。在高市政府的扩军叙事中,这被视为国家 “正常化” 的关键步骤。
日本《朝日新闻》《时事社》等多家本土媒体均曾指出,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由推进防卫政策转向,可能加剧地区军事紧张、提升冲突风险。但这类来自日本国内的警示声音,在白皮书 “必须扩军” 的统一叙事中,并未得到体现。
高市政府上台以来,日本在扩军道路上持续推进:提前实现防卫费占 GDP 2%、修改防卫装备转移规则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航空自卫队更名拓展太空领域职能。通过《防卫白皮书》构建 “对手实力可控” 的认知叙事,让扩军决策看起来更具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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