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丰农场，原来是上海农场，属上海司法局管辖，地理位置在大丰县四叉河，习惯性叫大丰农场。文革中划出海滩一部分安置上海知青，叫海丰农场，属上海农场局管辖，现属光明集团。
大丰县还有一地叫川东农场，和上海农场一个性质，这上海在江苏大丰三处飞地至今还存在，性质没变。海丰农场的知青早就回上海了，现在工作的都是新招进的，海丰的户口属大丰县公安局管辖，海丰有派出所，发身份证这一万多人都是320开头，但所有的生活工作福利和上海一样，上海农场劳教人员有刑满后留场工作，现他们的后代也可回沪，大概情况这样，里面很复杂，很难讲清楚。
老杨就是当初留场工作的人之一。他刑满那年，正赶上农场改制，上面问他愿不愿意留下当工人。他没多想就答应了——回上海能干什么呢？这里至少有个饭碗。
这一留，就是三十年。他在畜牧队喂猪，后来调到仓库看管化肥。日子像农场的沟渠水，平缓，也没什么波澜。他娶了个同样留场的女人，生了儿子。儿子叫杨小海，名字是他起的，因为农场东边就是海丰围垦出来的那片海田。
小海从小就知道自己家和别人不一样。同学里有些是农场新招职工的子弟，说着上海话，放假能回市区探亲。他不行。他家住的是留场职工的老平房，户口本上地址栏写着“江苏省大丰县海丰农场”，身份证号码是320开头的。父亲老杨很少提过去的事，只是反复叮嘱他要好好读书。“读好了书，将来按政策你能回上海。”这是老杨常说的话。
小海读书用功，考上了县里的高中，后来又上了盐城的一所大专。毕业那年，他拿着文件跑到农场办事处。办事员是个上海来的年轻人，翻了翻材料，点点头：“符合政策，留场职工子女，大专学历，可以申请回沪落户。但工作要自己找。”
手续办得比想象中顺利。拿到那张迁往上海户口的准迁证时，小海的手有点抖。他回家告诉老杨。老杨正在院子里修补渔网——虽然不捕鱼，但他总习惯找点事做。老杨接过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摘下老花镜，擦了擦镜片。“回去好。”他只说了三个字。
临走前一晚，父子俩坐在院子里。老杨忽然说：“咱们这地方，名字换来换去，人换来换去，地还是这片地。你回去了，就是上海人了。别惦记这里。”
小海想说什么，却问不出口。他想问父亲为什么当年选择留下，想问这些年后没后悔过，还想问那片父亲开垦过的滩涂如今怎么样了。但夜色里，老杨的背影沉默得像块石头。
小海最终在上海闵行找到一份设备维护的工作，落了户。他很少对人提起农场，同事问起老家，他只说“江苏盐城那边”。他的身份证变成了310开头，仿佛和那片320开头的土地彻底断了联系。
直到有一天，他接到母亲电话，说老杨脑梗住院，情况不好。小海赶回大丰，在医院里见到了憔悴的父亲。老杨醒来后，看着他，含糊地说：“农场，农场今年芦苇长得特别好，东边那片…”
小海握住父亲的手。他忽然明白了，这片土地的名字、归属、户籍代码再怎么变，它已经长在了有些人的生命里，扯也扯不掉。就像老杨，他或许从未真正离开过那片海滩，哪怕他人留在了这里，哪怕他的儿子终于“回去”了。
窗外是苏北平原特有的开阔天空，云层低垂。小海想起小时候，父亲带他去海堤上看潮水。那时候的海丰农场，滩涂一望无际，一群群白鹭在刚收割过的稻田里起落。这些画面突然清晰地涌回来，带着咸湿的海风气息。
老杨出院后，腿脚不太利索了。小海休了年假，多留了几天。他每天推着父亲在农场区的道路上慢慢走。路两边是笔直的水杉，有些还是知青当年种下的。他们经过现已改成观光园的旧畜牧队，经过停用的老仓库，经过依然挂着“上海农场管理局海丰农场办事处”牌子的办公楼。
几个老职工认出了老杨，过来打招呼，用带着苏北口音的上海话聊着天。聊谁家孩子也回上海了，聊农场最近又在搞什么新项目。小海在旁边听着，忽然觉得，这片土地的故事，大概就像这里交错的河网一样，看起来泾渭分明，底下却是连成一片的。
他离开的那天早晨，老杨执意要送他到农场边上的车站。车来的时候，老杨拍了拍他的胳膊：“好好过。”小海点头，上了车。车开动后，他从后窗往回看，看见父亲还站在原地，身后是逐渐醒来的农场——那片既不属于上海，也不完全属于江苏，却又同时承载着两者的土地。
小海把额头轻轻靠在车窗上。他知道，有些东西是迁不走的。就像那320开头的身份证号码，也许有一天会变成档案里泛黄的一页，但那条来路，已经在生命里刻下了深浅不一的沟渠，顺着这些沟渠，总能找回到这片沉默的土地，和土地上那些沉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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