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郭守敬传》以不足两千字的篇幅,勾勒了一位十三世纪世界级科学巨匠的一生。掩卷沉思,郭守敬最震撼后世的,并非某一项具体发明,而是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 “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 。这句话,是他向元世祖忽必烈奏陈修历大计时掷地有声的宣言,也是他一生科学实践的纲领。
郭守敬,字若思,顺德邢台人。他“生有异操,不为嬉戏事”,祖父郭荣“通五经,精于算数、水利”。这种家学渊源,为他日后在实用科学领域的卓越建树埋下了伏笔。
郭守敬的成就横跨天文与水利两大领域,而贯穿其中的主线,正是实测求真的科学精神。至元十三年(1276年),南宋平定,忽必烈决定修订沿用了二百余年已“浸以后天”的《大明历》。郭守敬受命与王恂率南北日官主持其事。面对宋代旧仪“不与此处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极,约差四度”的窘境,他没有在故纸堆里寻找答案,而是选择了一条更为艰难却更为可靠的道路——重新测量。他创制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等十余种天文仪器,又奏请忽必烈批准开展“四海测验”,在全国设立27个观测站,范围“东起朝鲜半岛,西至川滇和河西走廊,南至西沙群岛,北达西伯利亚”。这种规模的大地测量,比西方早了620年。
正是在大规模实测的基础上,至元十七年(1280年),《授时历》告成。这部历法确定一回归年为365.2425日,与现行公历精度完全相同,却比欧洲格里高利历早了300余年。数据不会说谎——在13世纪,凭借圭表测影和手工仪器将天体运行周期测算到如此精度,依靠的只能是近乎偏执的实测精神与精益求精的工匠态度。
郭守敬的科学精神同样闪耀在水利领域。中统三年(1262年),他面陈水利六事,每奏一事,世祖便叹曰:“任事者如此,人不为素餐矣”。至元元年(1264年),他随张文谦行省西夏,修复战乱中淤塞的古渠,“更立闸堰,皆复其旧”。宁夏平原九万余顷土地因此重获灌溉之利。晚年,他主持开凿通惠河,打通京杭大运河最后一段,使漕船直抵大都积水潭。从西夏渠堰到通惠河闸坝,每一处工程都建立在对地形、水文实地勘察的基础上。
郭守敬的学生齐履谦曾以“水利之学、历数之学、仪象制度之学”三事概括其不可及之处。而这三者背后,是同一个灵魂——实测求真。他不迷信古法,不盲从旧仪,不相信坐而论道能够推算天行,不相信不经勘察能够疏通河道。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史上最杰出的人物”,此言不虚。
七百余年过去,郭守敬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小行星、月球环形山和天文望远镜。然而比这些荣誉更珍贵的,是他留下的科学精神——以实测为依据,以实践为准绳,在扎扎实实的观测与劳动中逼近真理。这种精神,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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