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曹玉芬，再过两个月就满五十了。
今年冬天来得特别早，才十一月中旬，风就跟刀子似的往骨头缝里钻。
我租的那个车库在县城边上一个老小区的底层，三十平不到，月租四百块，窗户朝北，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
墙上返潮，墙角长了一圈黑毛，我用抹布蘸着八四消毒液擦过三回，过几天又长出来了。
十一月十七号晚上十一点多，我被一阵牙疼活活疼醒了。
不是普通的牙疼，是那种从牙根一路捅到太阳穴的疼，像有人拿锥子在牙龈里一针一针往里扎。
我爬起来打开灯，对着挂在门背后那面裂了条缝的镜子张嘴看了看，右边最里面那颗大牙已经黑了一半，牙龈肿得老高，半边脸都跟着鼓起来了。
我翻遍了屋里所有抽屉，没找到一粒止疼药。
冰箱是房东留下的旧海尔，冷藏室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打开冷冻层，连个冰块都没有。
那会儿我疼得满头是汗，手抓着床单，指节都攥白了，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要是有人在旁边就好了。
我蹲在地上，捂着腮帮子，嘴里不自觉地喊出了一个名字。
周建国。
那个我从十九岁记到现在的男人。三十年了，我最疼的时候喊的还是他。
后来我自己穿了棉袄，戴上围巾，捂着半边脸走了二十分钟的夜路，找到一家二十四小时药店。
街上空荡荡的，路灯把我的影子拖得老长，风吹过来，冷得我直哆嗦。
药店的卷帘门半拉着，里面亮着灯，我弯腰钻进去，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正低头刷手机。
我说买止疼药，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肿起来的半边脸上停了一下，然后转身从货架上拿了一盒布洛芬扔在柜台上。
十二块五。
我扫码付了钱，在药店里就着矿泉水干吞了一片。
小姑娘又低下头刷手机了。
我站在药店里等药劲儿上来，看着玻璃门外空荡荡的街道，忽然觉得自己像一条被潮水冲到岸上的鱼，张着嘴，喘不上气。
药劲儿上来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我走回那个三十平不到的车库，推开门，屋里还是那么冷。
我脱了棉袄钻进被窝，被窝也是凉的，凉透了。
我把被子裹紧了，缩成一团，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墙角一直裂到灯座旁边的缝，心里翻来覆去就想一件事——
曹玉芬，你怎么就活成这样了？
我这个人，大概从娘胎里就带着个“毛病”——离不开男人。
不是那种离不开。
不是说我没了男人就活不下去，吃不上饭。
我一个人也能上班挣钱，也能换煤气罐修水龙头，也能半夜捂着腮帮子去买药。
可那种“能过”跟“活着”是两码事。
我能过，可我活得不像是活着。
说起来，我这个“毛病”打小就有了。
我五六岁的时候，邻居家有个跟我差不多大的男孩叫小军。
他妈跟我妈关系好，两家经常串门，我就跟小军混在一块儿。
他去哪儿我跟到哪儿，他爬树我在下面给他捡鞋子，他下河摸鱼我蹲在岸边帮他看衣服。
我妈骂我没出息，说一个丫头片子整天跟在男孩屁股后头像什么话。
我不理她，该跟还是跟。
有一回小军从树上摔下来，膝盖磕在石头尖上，破了好大一个口子，血顺着小腿往下淌，他疼得哇哇哭。
他妈那天不在家，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跑回家从我爸的抽屉里翻出半瓶紫药水，拧开盖子就往他膝盖上倒。
倒得他整个膝盖都是紫的，连小腿都紫了一片。
他妈回来一看，吓得脸都白了，以为他腿废了。
我挨了我妈一顿好打，竹条抽在胳膊上，抽一道红印子就肿一道。
可我心里美得很。
因为小军后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话，他说玉芬对我可好了，玉芬给我涂药了。
就那一句话，我觉得挨多少打都值。
那种被人需要的感觉，像一颗糖含在嘴里，甜丝丝的，从舌尖一路甜到心窝里。
我从小就没有爸，我妈重男轻女，心思全在我哥身上。
我没怎么被人重视过，所以长大以后，别人给我一点点好，我就恨不得把心掏出来还回去。
上学以后我还是那个德行。
班里的男生我个个都喜欢——不是那种喜欢，就是觉得跟他们在一块儿自在。
女生凑一堆就爱嚼舌根，谁谁谁穿了新裙子，谁谁谁跟谁谁谁好了，没劲透了。
男生不一样，高兴了就笑，不高兴就打一架，打完还是哥们儿。
我性格有点男孩气，嗓门大，爬墙上房比谁都利索，他们玩什么都带着我，把我当半个兄弟。
初二那年，我十四岁，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喜欢”。
喜欢的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叫孙磊，长得白净，戴一副黑框眼镜，数学次次考第一。
我这种学渣跟他八竿子打不着，可我就是喜欢他。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我每天早晨特意多绕两站路走他家门口过，就为了碰巧遇见他。
我还攒了两个月的早饭钱，在学校门口小卖部挑了一个蓝色的硬皮笔记本，趁课间操的时候偷偷塞进他课桌里。
连名字都没敢留。
后来那个笔记本被他同桌拿去画坦克了。我心里难过了好一阵。
但也就是一阵。
没过多久我又喜欢上了隔壁班的体育委员陈凯，黑黑壮壮的，打篮球特别帅，每次他从我们班门口跑过去，我就假装去上厕所，就为了多看他一眼。
这段也没结果。
初三毕业以后我没考上高中，托我二姨的关系进了纺织厂当学徒，从此再也没见过这些人。
如果说少女时期的喜欢是懵懵懂懂、偷偷摸摸的，到了厂里我可就彻底放开了。
纺织厂女工多男工少，我一个刚进厂的小丫头，长得也不算差——那时候我瘦，腰细，眼睛亮，两条大辫子又黑又粗，甩在背后一晃一晃的。
好几个男工同时对我有意思，有保全工老周，有电工小马，还有食堂的大师傅。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跟选妃似的，这个给我打饭多打一勺红烧肉，那个给我修机器随叫随到，还有人帮我搬棉纱帮我打热水。
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美。
姐妹们都说我花心。
我说我这不叫花心，我就是喜欢被人追着捧着的感觉。
你们敢说你们不贪恋别人对你们的好吗？
只不过你们不敢承认，我敢。
十九岁那年冬天，厂里工会办舞会，在食堂里拉了几串彩灯，搬开桌椅，弄了个简易舞池。
我不会跳舞，缩在角落里嗑瓜子。
一个高个子男人走过来，冲我伸出了手。
他叫周建国，是厂里的机修工，比我大三岁，人高马大，脸方方正正的，算不上帅，可看着就有股子让人踏实的劲儿。
他说我教你跳。
我说我不会。
他说没事，我也不会。
他带着我进去转圈，笨手笨脚的，三分钟踩了我四五脚，踩一回就脸红脖子粗地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
那傻样，我心里就动了一下。
后来他就开始追我，追得很实在。
每天下班在车间门口等我，风雨无阻。
雨天就撑一把破伞，伞面上破了个洞，雨水刚好滴在我头上，我骂他，他就嘿嘿傻笑。
第二天下雨他换了一把伞，还是破的，他用手捂着那个洞。
我上夜班，半夜十二点才下班。
从车间到宿舍有一段路的路灯坏了，黑漆漆的，我每次走那段路都害怕。
周建国知道了以后，买了个手电筒，天天提前二十分钟到车间门口等着，我一下班他就打着手电筒走在我旁边，把我送到宿舍楼下再自己走回去。
他那会儿住厂区另一头，来回得走将近半个小时。
我怕打雷。
有一年夏天半夜打雷，轰隆一声把我从梦里炸醒了，雨哗哗地往下倒。
我吓得缩在被子里发抖，就听见门外有动静。
我壮着胆子打开门，看见周建国蹲在走廊里，后背靠着墙，裤腿湿了半截。
我愣住了，说你怎么在这儿。
他说怕你害怕，过来守着。
我说你傻不傻，这都几点了。
他还是那句，怕你害怕。
那一刻我站在门口，雨水潲进来打在我脚背上，凉丝丝的，可我心里烫得很。
我想，这辈子就是他了。
我们在一起三年，那三年是我这辈子最快活的日子。
他的工资不高，可每个月都给我买新衣服，自己不抽烟不喝酒，抠抠搜搜攒了大半年，给我买了块上海牌手表。
那块表花了他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他递给我的时候手都在抖，嘴上却说，拿着吧，我钱够用。
那块表我现在还留着，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虽然早就不走了，表盘也泛了黄，表带断过一次，我用针线缝上了。
我以为我们会结婚，会生一堆孩子，会白头到老。
可他家里不同意。
他娘是城里人，在供销社上班，看不起我这个农村丫头，嫌我穷，嫌我没爹，嫌我是挡车工。
有一回我去他家，她当着我的面对周建国说，你要找就找城里的，找有正经工作的，找这种的以后有你受的。
周建国低着头，一句话没说。
他跟家里抗争了一阵，最终还是听了。
分手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厂区后面的小河边，谁也不说话。
河水黑漆漆的，风吹过来带着一股淤泥味儿。
他从兜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烟，抽了一根，呛得直咳嗽——他以前从来不抽烟。
我说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他说刚学的。
然后他就哭了，眼泪顺着方方正正的脸往下淌，也不擦，就那么淌着。
我也哭了。
我们俩坐在河边，哭得跟两条狗似的。
他说玉芬我没办法，我总不能不要我妈。
我说我知道，我不怪你。
可我心里怪他。怪了大半辈子。
那之后好几年我都不想找对象，觉得再也没有人比他对我更好了。
可人总得往前走，我不能一辈子抱着那块不走字的上海牌手表过日子。
二十四岁那年，经我二姨介绍，我嫁给了第一任丈夫张宝山。
他在化肥厂当工人，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爹妈都是本分人。
我想着条件不错，就嫁了。
刚结婚那阵还行，他也挺疼我的，下了班回来还帮我洗衣服。
可日子久了，我才知道他最大的毛病不是打人，不是骂人，不是不挣钱。
他闷。
闷到什么程度呢？
你能想象一个人下了班回到家，除了“吃饭了”“睡觉了”“嗯”“哦”之外，几乎不说别的话吗？
我下了班回来想跟他聊聊天，说说厂里今天谁跟谁吵架了，说说在街上碰见了哪个老同学，他坐在沙发上盯着电视，听着听着眼睛就闭上了。
有一年我过生日，满心盼着他能给我个惊喜。
结果到了晚上他也没想起来，我忍不住提了一句，他哦了一声说，明天给你补。
第二天下了班他拎回来一块巴掌大的蛋糕，往桌上一放就完事了。
不是嫌蛋糕小。是嫌他没心。
我买了件新衣服穿给他看，在镜子前面转了好几圈，他的眼睛就没离开过电视屏幕。
我把衣服脱了叠好放进衣柜里，那一整个晚上他都没问一句你怎么不穿了。
我跟他说过很多次，我说你能不能对我上点心。
他说我怎么不上心了，我又没在外面乱搞，我又没不给你钱花，你还想怎样。
我说我想你跟我说说话。
他说有什么好说的，过日子又不是演戏。
夫妻之间连句贴心的话都没有，那还叫夫妻吗？
那就是搭伙吃饭的室友。
我在这段婚姻里越来越干瘪，像一盆没人浇水的花，叶子一片一片地黄，最后连根都枯了。
后来我有了外遇。
对方是菜市场卖肉的老赵，有老婆有孩子，我们俩就是偷偷摸摸的，算不上什么光明正大的关系。
跟老赵在一起我贪图的也不是别的，就是他会跟我说话，会夸我一句你今天穿这身挺好看的，会在我过生日的时候切一块好肉用塑料袋包好了塞给我。
他知道我怕冷，冬天给我弄了个热水袋让我揣着。
我不要他的钱，不要他的东西，就要他那点热乎气。
这段关系维持了不到一年就散了。
老赵他老婆闻到了风声，闹到菜市场，把肉案子都掀了。
老赵吓得当天就给我打了电话，说以后别再联系了。
我跟他断的时候心里也没什么舍不得的，本来就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感情，就是两个寂寞的人互相取个暖。
但老赵这事让我彻底看清了自己——我就是受不了身边没个在意我的人。一天都受不了。
跟张宝山的婚姻撑了不到五年就离了。
离婚是我提的，他没意见，从民政局出来他低着头说了句玉芬你以后好好的。
那一刻我心里也挺不是滋味的，毕竟在一起过了这么些年，他也确实没什么大的过错。
可性格不合这种事，处起来真的太累太累了。
我宁愿他打我一顿，也不愿意他把我当空气。
离婚以后我带着闺女回了娘家。
我妈那张嘴就没停过，天天念叨，说你带着个拖油瓶以后谁还要你。
我嘴上不吭声，心里想的是，我就不信我曹玉芬找不着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
三十四岁那年，我遇到了第二任丈夫刘大军。
他在工地上开挖掘机，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在那年头算是高收入了。
人长得五大三粗，脾气也大，说话嗓门跟打雷似的，但是对我好起来那是真的好。
追我的时候那叫一个豪爽。
请我吃饭专挑县城最好的馆子，给我买衣服不看价格标签，还给我闺女买了一套新文具，带卡通图案的那种。
他结过婚，有个儿子跟着前妻，他说前妻嫌他穷嫌他粗俗跟别人跑了。
我当时觉得他挺可怜的，加上他对我又大方，就动了心。
我们好了大半年就结了婚。
婚后头一年还行，他虽然脾气暴可对我还算体贴，发了工资交一大半给我，剩点零花自己揣着。
可时间一长，他的本性就全出来了。
他爱喝酒，不是小酌的那种，是往死里喝的那种。
下了班回来，一瓶白酒就着一碟花生米，咕咚咕咚灌下去半瓶，脸涨得通红，眼珠子也红了。
喝多了就耍酒疯，砸东西骂人。
有一回他把饭桌掀了，盘子碗碎了一地，汤汁溅到墙上，我蹲在地上捡碎瓷片，他站在旁边骂骂咧咧，嫌我没用，嫌我做的菜咸了。
第一次动手是他喝了酒回来，我劝了他几句，他一把推过来，我整个人摔在地上，胳膊肘磕在桌腿上，疼了好几天抬不起来。
第二天他酒醒了，跪在我面前哭，说再也不敢了，以后再也不喝了。
我信了他。
第二次动手是他扇了我一巴掌，巴掌落在左边脸上，把我嘴角都打破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闺女躲在卧室里反锁了门，他在外面踹门骂娘，门框上的灰噗噗往下掉，闺女吓得缩在我怀里直哭。
我捂着她的嘴不让她出声，自己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她头发上。
第二天天没亮，趁他还在打呼噜，我收拾了几件衣服塞进蛇皮袋里，拉着闺女走了。
连离婚都没去民政局办，是后来托人去办的。
这段婚姻结束得比第一段还惨烈。
可即使是这样，即使被男人打过、被伤得体无完肤，我骨子里还是没有恨男人。
我恨的是刘大军这个人，不是“男人”这两个字。
我见过好男人。
我知道不是所有男人都打老婆，我知道有周建国那样的，会半夜蹲在走廊里守着怕你害怕。
只是我命不好，没遇到能跟我走到最后的。
两段婚姻都失败了，我也消停了几年。
三十五岁到四十出头那段日子，我一门心思扑在闺女身上，不敢再碰感情的事了。
闺女就是我的全部。
我在超市当理货员，一个月两千八，省吃俭用供她念书。
她放学回来晚了，我就站在巷子口等着，不管刮风下雨。
从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我的心全在她身上，没工夫想别的。
可闺女总有长大的那一天，总有离开你的那一天。
送她去大学报到那天，我给她铺好床，挂好蚊帐，把牙膏牙刷毛巾一样一样摆好。
她送我到大巴车站，我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她站在站台上冲我挥手。
车子开了四个小时，我回到县城推开出租屋的门，屋里静悄悄的。
我把她房间收拾了一遍，把她小时候玩过的一个布娃娃摆正了——那布娃娃已经旧得不行了，头发掉了半边，裙子也褪了色，可她小时候每天晚上都要抱着睡。
我把布娃娃放在她枕头中间，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她忘在家里的一个粉色发卡，忽然就哭了出来。
不是小声哭，是嚎啕大哭，哭得整个人都在发抖。
她走了。
她以后会有自己的人生，会谈恋爱会结婚会有孩子，会离我越来越远。
这是没办法的事。
可我这屋里，就真的只剩我一个人了。
电视的声音再大，也填不满墙角里的那些空。
从那时候起，我就又开始想男人了。
不是有什么具体的对象，就是一种本能的渴望。
我渴望有个人能在下班回来的时候跟我说句辛苦了，能在我感冒的时候给我倒杯热水，能在我做了一桌子菜的时候认真地说一句好吃。
可是我这个年纪，已经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有自信了。
我开始觉得自己配不上好男人了——离过两次婚，长得也不好看，身材也走形了，兜里也没几个钱，谁还会要我呢？
可心里那股对温暖的渴望死活压不下去。
我就在渴望和自卑之间来回扯，把自己扯得乱七八糟。
四十五岁那年，超市新来了个主管，姓方，四十出头，比我小两岁，有老婆有孩子。
方主管人斯斯文文的，戴副眼镜，说话客气，对谁都笑眯眯的。
我明知道他有家庭，我明知道这样不对，可我还是陷进去了。
不是故意的，就是控制不住。
起因是他随口夸了我一句。
那天超市搞年底盘点，我一个人搬了好几箱饮料，码得整整齐齐，方主管路过看见了，说了句曹姐你干活真利索，比年轻人都强。
就这么一句普通的夸奖，我高兴了一整天。
晚上回去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回味，他那句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每个字都不舍得漏掉。
后来我就开始不自觉地多看他两眼，早晨多带一份豆浆油条放在他办公桌上，帮他整理货架的时候比整理自己的还用心。
做这些的时候心里又甜又煎熬。
明知是死路一条还要往前走，明知前面是悬崖还要往下看。
这份暗恋当然没有结果。
方主管后来调走了，调去市里的总店，走的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在车库里一个人坐到天黑。
我看着镜子里那个蓬头垢面眼角全是皱纹的女人，忽然就笑了——曹玉芬，你都多大岁数了，还跟个小姑娘似的搞暗恋，你丢不丢人？
可笑着笑着又哭了。
我从那以后好像忽然想开了。
我不是在渴望某个特定的男人，我是在渴望被人看见、被人认可、被人需要。
方主管也好，周建国也好，老赵也好，他们都不过是这种渴望的一个载体。
我爱的不是他们，我爱的是一种有温度的关系，一种能让我感觉自己还活着的连接。
现在的我单身，快五十了，在相亲角徘徊过。
有一次我在公园相亲角站了一上午，举着张自己手写的牌子，上面写着“女，48岁，超市职工，离异，有房（租房），觅年龄相仿条件相当男士”。
太阳底下晒得我头晕，来来往往的人从我面前走过，有人扫了一眼就走了，有人干脆连扫都不扫。
我也上过那种中老年交友网站，注册了个账号，用了一张美颜拉到最大的照片。
消息发过去，人家一看是超市理货员，月薪两千八，租房住，就再也没吭声了。
有一个回了四个字——“不太合适”。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半天，然后把手机扣在桌上，去厨房给自己下了碗面。
也见过一个退休老头，六十几了，人倒是不坏。
我们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了一上午，他从头到尾在讲他孙子的学习成绩有多好，我从头到尾在听。
中午他说回家吃饭了，我说好。
第二次见面还是这样。
第三次我就没去了。
不是嫌他不好，是那种相处方式让我觉得冷。
早上公园坐坐，各说各的话，中午各自回家吃饭，平淡得跟白开水泡饭一样。
我要的不是这个。
我承认我贪心，我就是想要那种热热乎乎的感觉，搭伙过日子那种不冷不热的我受不了。
上个月我过生日，四十九岁生日。
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人在零点给我发祝福。
闺女打了个电话，说妈生日快乐，我说嗯，你在外面好好的。
挂了电话我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卧了个鸡蛋，放了把青菜，端到茶几上，坐在小板凳上一个人吃。
吃到一半手机忽然响了。
是我们超市新来的送货司机，姓王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平时见了我叫曹姐。
他说曹姐，今天你生日啊，听同事们说的，生日快乐。
我说谢谢你啊小王。
他说曹姐你一个人过生日啊，我说嗯。
他说那怎么行，你等着我给你买个蛋糕去。
我说不用不用真不用，他说你别管，你等着。
过了半个多小时他还真来了。
骑着一辆共享单车，车筐里放着一个六寸的小蛋糕，奶油做的，上面插了一朵粉红色的奶油花，花旁边歪歪扭扭写着“生日快乐”四个字。
他脸上全是汗，把蛋糕往我手里一塞，说曹姐你别嫌弃，这是我下班顺路在蛋糕店买的，店员说这款卖得最好。
我说小王你这孩子，花这个钱干什么。
他说姐你别客气，那我走了啊，明天还得早起送货呢。
说完蹬上车子就走了，链条哐啷哐啷响，拐个弯就不见了。
我把蛋糕放在桌上，看着那朵歪歪扭扭的奶油花，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不是因为感动，虽然也有点感动。
而是因为我忽然就明白了一件事。
这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送我的不是蛋糕。
他送我的是善意，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温暖。
而我这一辈子，从五六岁给小军涂紫药水开始，到十九岁跟周建国在河边哭成一团，到如今快五十了在小王送的奶油花面前掉眼泪，我要的无非就是这种东西。
我要的是有人在乎我，有人记得我，有人愿意在知道我生日那天特地跑一趟，哪怕只是一个六寸的小蛋糕。
这种在乎不一定是爱情，可爱情里一定有这种东西。
我喜欢男人，我离不开男人，归根到底是因为男人能给我一种被需要被珍视的感觉。
当然伤害也是他们给的，可温暖也是。
我不敢说所有男人都好，就像不能因为一棵歪脖子树就否定整片林子。
我见过周建国那样温柔到骨子里的，见过张宝山那样老实木讷却冰凉彻骨的，见过刘大军那样狂躁暴烈的，也见过老赵那样彼此取暖打发寂寞的。
还有方主管那样让我重新尝到暗恋滋味儿的，还有小王那样什么也不图就给我送一个蛋糕的。
他们构成了我生命的底色，他们让我痛过，也让我笑过。
没有他们我的日子一样能过——可那是另一种过法，是把窗帘拉得死死的在黑暗里数钟表走针的过法。
快五十岁了，我依然觉得身边应该有个男人才算完整。
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名分，是为了那种水乳交融的亲密，是半夜牙疼的时候有人能给你递一片止疼药，是过生日的时候有人能跟你说一句生日快乐，是走在路上有个人能搀着你的胳膊死都不松手。
今天早晨我去上班，路过菜市场的时候看见一对老夫妻在买菜。
老头大概七十多了，走路颤颤巍巍的，老太婆搀着他的胳膊，一边走一边骂他，死老头子让你多穿点你不听，冻感冒了又得我伺候你。
骂归骂，可她的手从来没有松开过。
老头嘿嘿笑着，也不还嘴，就从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块刚出锅的糖糕，递了一块给老太婆。
老太婆接过来咬了一口，嘴上还在骂，可眼角全是笑。
我站在马路对过看着他们，看了很久。
我突然想，我这辈子能有这么一天吗？
有个人，哪怕天天骂我，也天天搀着我的胳膊，死都不松手。
也许有，也许没有。
我不知道。
但上个月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人说过。
那个给我送蛋糕的小王，第二天来送货的时候，在超市后门的卸货区碰见我，忽然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喊了一声曹姐。
我说干啥。
他挠了挠头，说曹姐你别多想，我就是想问问，你平时一个人住，要是有什么重活累活搬不动的，你给我打电话，我来帮你弄。
说完他脸红了，踩了脚油门就走了。
我看着那辆厢式货车突突突地开出巷子，排气管冒着白烟，拐上大路不见了。
后门的感应灯灭了，我站在黑暗里，手插在红色工作服的兜里，攥着手机。
手机里刚存了他的号码，备注写的是“小王”。
风从巷子那头灌进来，有点冷。可我手心是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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