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东北部的米里茨国家公园遭遇野火，这场火灾不仅仅是一次普通的灭火行动。由于地表残留着冷战时期的弹药，排爆人员不得不与消防员并肩作业。因担心引爆风险，救援人员无法直接靠近部分火场。
不久后，法国西南部的吉伦特地区也发生了一场野火，烧毁了42000公顷土地。大火蔓延至勒波尔日村附近时，揭开了一处被遗忘的二战时期炮弹埋藏点。人们从烧焦的土地中至少回收了75枚炮弹。
其中一些炮弹在火灾中爆炸，一枚甚至击穿了一栋已疏散的民宅墙体。当地市长马夏尔·扎尼内蒂表示，市政部门此前没有记录显示这些弹药埋藏于此。
这些事件凸显了一个问题：欧洲地下埋藏着大量20世纪战争遗留的爆炸物，而如今欧洲的野火规模更大、温度更高、持续时间更长，已足以影响这些危险物。
虽然埋藏弹药始终存在风险，但通常情况下，它们大多保持静止状态，难以轻易爆炸。野火带来的变化主要是热量和压力的增加。爆炸物的装药在受热超过临界点后可能燃烧或爆炸。此外，老旧弹药比制造时更不稳定。数十年的腐蚀让弹壳和引信变得更加敏感。
若火焰仅短暂地烧过落叶层和表土，通常不足以引发爆炸。但若火势持续数小时或数天，或深入干燥泥炭层，在地下长时间阴燃，就可能将足够且持续的热量传导至地下，直接引爆埋藏的弹药。
2025年，英国北约克郡兰代尔沼地的火灾期间就多次发生这种情况。火焰钻入深层泥炭，在持续6周的燃烧中引爆了20多枚埋藏的二战炮弹。
火灾还会暴露出原本不会被热量直接波及的弹药。植被和表土被烧掉后，埋得更深的炮弹和地雷会裸露出来，留在地表。勒波尔日火场清理出的75枚炮弹正是因此暴露在烧焦的田地上，而当地市政部门此前无人知晓那里埋有这些弹药。
这种物理机制并非野火独有。2018年和2019年夏季，伊拉克有6处不同的弹药地点发生爆炸，当时气温经常升至45摄氏度以上。这些事件并没有火灾参与，原因只是长时间的极端高温。约旦2020年一处军火库爆炸，也被认为与类似机制有关。
欧洲受到两次世界大战遗留爆炸物以及约40年冷战军事活动残留弹药的广泛污染。许多弹药正好位于如今野火频发的区域：森林、沼地和石南地。这些地方曾被征作军事用途，之后大多长期无人干预。
法国北部和比利时至今每年春天仍会出现所谓的“铁收成”，农民在耕地时不断翻出一战炮弹。法国凡尔登附近“红区”的部分地区，在1918年停战100多年后，至今仍被官方认定不适宜居住。
法国西南部，包括发生火灾的吉伦特森林，在二战期间也经历过激烈战斗并存放过弹药。英国方面，北约克沼泽等荒原在二战期间曾用于坦克训练，深层泥炭中因此埋有弹药，而这些地区如今越来越容易发生火灾。
如今，这些埋藏弹药所在地区的火灾性质已经改变。连续热浪叠加降雨减少和土壤水分枯竭，造成了极端火险天气条件。气候变化是推动该地区火险天气增加的关键因素。1981年至2025年间，南欧夏季出现极端易燃条件的天数增加了一倍。气候变化预测显示，这一趋势还将持续。随着气温上升、降雨格局变化，极端野火发生的概率还会继续上升。
不过，欧洲野火活动增加并不只是气候因素所致。虽然北美和欧洲的火灾频率和强度显著上升，但全球火灾活动总体上却在下降。人口结构和土地管理方式的变化，正在改变火灾可燃物的供给状况。
例如在非洲，草地破碎化和农业方式变化促成了野火减少。欧洲则呈现相反趋势。欧洲部分地区的乡村人口流失，使植被不断积累，形成了助长极端野火的可燃物负荷。
地面更干燥、火季更漫长，再加上土地利用方式变化，这些因素叠加，正把欧洲持续数十年的弹药污染问题，转变为一种现实而紧迫的现场作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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