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多数人的一生，有坎坷，有挫折，也会有奋斗，有转机，有柳暗花明甚至扶摇直上的那么一天。当然，其中也会重新有跌宕，有沉浮，有大红大紫大起大落隐藏着的争斗和失意，也有雷电交加风雨过后的天清气朗、心平气和。
造成这一切的，可能是时代，也可能是时代中的人，身边的某群人或者某个具体的人。于是，我喜欢香港电视剧《城市足印》这首粤语歌词：“留心，街中每个人，彼此匆匆过，皱着眉心，重叠的足印，细踏了千遍，多千遍看落也不要紧。留心，身边每个人，冷冷的双眼，试问何因，人在匆匆里，那曾知道，今天你我是远还是近。如今，都市内每人，仿佛不可以，让友情接近；时间，鞭策着的一生，天天相见却没有时间望人。”
生活，有悲也有喜；人间，有恶也有善，于是，“留心，街中这个人，带笑一双眼，那样诚恳，迎面的走过，对着我一笑，心中爱意自远而近。阳光，温暖像这人，一颗心充满着友情欢欣；人生，相见瞬即相分，能否再让两心可以渐近？”
我在街边以及走上社会后遇到很多人，遇到过丑人、奸人、坏人、恶人，但是，也碰到更多好人、善人、恩人甚至贵人。但是，也一定会有他人，认为我是个丑人、奸人、坏人、恶人，由他吧！虽然已经是公元21世纪，但道德价值观的度量衡还没有统一，人家拿的是另一把尺子。比如说，曾经有一位女子就写信骂我是个小人，原因是我思量再三没有与她发展进一步的关系；又比如说，来荷兰后作为记者因为工作的缘故得罪了不少人，因此被人借助网路和社交媒体把我骂得一文不值满头浇满狗血，更不用说在与那些邪恶势力斗争时候被最恶毒的语言相向甚至要诉诸官司法庭上见了。
也有我先前认为的“负面的人”，到了我年长明白了更多的真相后，也不那么负面了，包括那些深夜手持棍棒敲门闯入我家中搜查的人，那些要把我送到农村、山区和海岛去的人，他们和我，都只是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摆下的一盘大棋中的几个棋子。还有那位我付出了真心已经到了讨论“什么时候要孩子”阶段，却非常突然地转投别人的怀抱并很快生了孩子，而被我在日记和作品中狠狠骂了一顿的恋人，我都能理解和谅解，那是时代的踉跄和风云的喷嚏。
但是，在你的一生中，总有些让你难以释怀的人，因而也难以放下的人和事。因此，我这个俗人修行未足，入道不深，难以遵循某些鸡汤段子甚至某种哲学、宗教所教诲的那样放下、宽宥、原谅或清空积怨让自己更轻松向前诸如此类，而宁可让心灵惹上一点点的尘埃，做个真实的人，起码做个有缺陷的真人，而非伪圣徒假僧人。何况，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一个曾经号称作家的人，不与假恶丑抗争，还谈什么追求真善美这种美学的最高境界呢？
因此，我继续与那些已经成为社会现象级的假恶丑结仇。
但是，对于生命中遇到的好人、善人、恩人甚至贵人呢？可能直到他们辞世，因为种种原因你甚至来不及感谢他们表达一下你的谢意和敬意。对于我来说，也就只有写篇纪念的文章，选择生前交往的若干片段，以彰显他对你的扶持和恩情，表达一番心意。
如果命运中逢凶化吉、转危为安，生活走上如常的轨道，甚至事业稍有点成功的，总是有人推了你一把，你是遇上了恩人，甚至可以说是贵人了。
当年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曹俊山，广州师范学院副书记和副院长冯道远，中文系的白雪樵教授，可以说都是我生命中的贵人。我曾经为曹老师写过三篇文章；白雪樵，这位当年南侨机工的白雪娇，我已经写了一文，见同一系列的《南侨机工的白雪娇是我的良师和楷模》；冯道远，也将有文字记录，他的磊落坦荡的襟怀，他对我的理解与宽容，我铭记于心。
今天，写写我的忘年交朋友徐康，他是我的另一位贵人。1977年我考大学成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稍后他也调往珠影任职，而我和他已经在海幢街共事四、五年。之后，我们仍然保持密切的来往，直到我1990年出国。他不仅一直关注我的学业、毕业与成长，而且也是电影《雅马哈鱼档》的最直接推手！尽管他不是这个剧组的人，其时他正在《乡音》剧组忙碌着，但可以说，没有徐康，就没有这部总算给人留下一些印象的电影的诞生。
二
徐康，何许人也？
尽管我熟悉他的家人，包括他的太太危稚存和他的两个儿子军军和毛毛，但是，至今却没有留下一张合照或者集体照，网上也没有徐康的多少资料。他并非名人，最后也没有做到什么官，最光辉的履历是志愿军文工团团员，我当时所知道他当过最大的官可能只是文化馆馆长。在我眼中，他只是一位有专长的普通文化人，一位爱玩爱闹爱交际爱享受的生活达人。
记得大约1973年时候吧，我已经在海幢街办事处的机关工作，具体做些文化宣传的事情。一天，我的上司告诉我，一位前辈要来我们这里工作了，原来是海珠区文化馆的馆长，是个行家。我一听，高兴极了，文化馆馆长？可是个很有学问的文化人呢，我有老师了，可以向他学点东西了！
有一次，街道文艺宣传队在文化站排练，我的上司带着一位小老头来了，给我们介绍：这就是徐康同志，原来区文化馆的馆长，现调到我们街道来了。
说是小老头，他的确个子不高，既不高大威武，也不文质彬彬，不是我心目中文化人的样子。初次见面，没有更多寒暄，上司也就带着他离开了。
总算在上司那里知道了这位徐康的来历：文革前在海珠区文化馆工作，之前，是歌舞团吹长笛的乐手，再之前，是志愿军文工团的团员。现在刚刚“解放”，也就是结束了“思想改造”，从海珠区五七干校出来，重新安排工作，来到了海幢街，可能干老本行，搞文化宣传。上司拍拍我肩膀：“小伙子，好好配合。”
可是，过了几天，上司说，徐康不来宣传组了，态度很坚决，他要到生产组当供销，跑业务去了。
当时“街道”这一级行政机构，隶属于区之下，街道派出所由区公安局管，卫生院有卫生局管，而街道在党委办公室之下，则分为三个组：政工组、民事组和生产组。我属于政工组，而徐康要去的生产组，管着当时被称为“劳动服务站”的街道小工厂。
三个组的职员，当时有“国家干部”和“事业费干部”之分，徐康这批从区里下来的干部自然属于国家干部。此外，三个组都在同一栋大楼，同一道楼梯上落，所以也是朝见口晚见面。未几，徐康就和整座大楼的人混得很熟，显示了他善结人缘的社交才华。
那时候机关工作的气氛很轻松。比如，他刚被民事组的大姐大妈们因为“笑到肚子疼”而赶出办公室之后，又窜到我们政工组三楼制造笑料，指着对面民居的天台，说“你们这里真享受，可以天天听鸟儿问答。听见没有？有只鸟儿放了个屁，另一只说，滚，臭死了，土豆烧牛肉吃得多了吧。”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办公室对面是一居民的天台鸽子笼，徐康旋即告辞，说句“我也滚”。看着天生一副搞笑面孔的徐康的“滚”，我们也跟着一起“滚”，嘻嘻哈哈下楼去，因为已经到了中午打饭时间。感觉单位有这么个活宝真好！
有一次，机关开会之前他又来劲了，说一切动作都有规律，比如说挠痒痒，总是自上而下地挠，违反了规律就不好看了。我们说，不是啊，自下而上也可以啊！于是人人伸出手臂，上上下下做着挠的动作，没有什么异样。徐康于是左手作搭凉棚状，右手半揣，从耳根往上挠，口中念念有词：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还故意巴眨了两三下眼睛。
人们看着他那滑稽的动作，明白过来，轰然大笑。
他这种社交天才似乎是天生的。有一次他带我到洪德路一所牙医诊所脱牙，那些牙医和护士看到他，说怎么这么久没看见你啦？他说，现在当供销了，快给我这位小兄弟脱颗牙，他大牙长口里面了，舌头伸得很不舒服，妨碍他跟女孩子接吻了。诊所泛起一阵笑声，只是我终生缺了一颗门牙，也成了我对这个场面的深刻记忆。
我后来问他，为什么你跟诊所的人也那么熟？他说，都是一个区里的嘛。当时，的确街道卫生院和牙医诊所也归区里管辖。
当年志愿军文工团的战士，有的仍然在部队或者复原到地方的文艺团体，有的到地方的文化馆工作。原来的海珠区文化馆，也有几位志愿军老战士，如文革后重新回到海珠区文化科工作的郭德成和程慧云。科长郭德成笑称：”这老小子还是那个劲，是的，他到了一个地方，能够很快就跟人们打成一片，他有这个本事。”
但是，他来海幢街后却从来不谈他过去的专业，不触及有关他专业的东西。我们街道有个人称“箫佬”的小伙子，很勤奋好学，学习书法，也吹得一手好笛子，天天到海幢公园练气，也和我一起曾经在海珠区文艺宣传队混过，听说海幢街来了个专业吹笛子的，就很虚心前来求教，可是徐康顾左右言他，一直没有拿起笛子做个示范什么的，也闭口不谈笛子，不谈与他过去专业有关的东西。
他的笑话，他对自身工作岗位的重新选择，似乎暗示他对已经结束的那个时代的某种反拨和调侃。
可是，后来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音乐放弃艺术。
三
我们热乎起来，获准到他家看看。他住在广州沙河顶省歌舞团的大院，一排小平房中的一间，厨房浴室设在屋外，一个大房间一分为二，就是客厅和卧室，客厅也是儿子们晚上的卧室。但是，里面的陈设都很新潮，很有艺术氛围，比如说台灯、相框等，是当时在街上找不到的。徐康说，是他自己设计自己做的。门外的走廊，还有一个工作角，上面有台虎钳、锉刀什么的，简直就是一个小工场。
原来，位于广州东坑的海珠区五七干校除了有石矿场，还有一部分是机械工场；五七干校的坎坷岁月，硬是把一位吹长笛的艺术家，锻造成了一个车工和钳工。于是，他把他的聪明与才智，用在美化个人生活，让生活变得更艺术，更有品味一些。而他，大儿子军军跟着省歌舞团的圆号手戚忠学圆号，正打算说服小儿子毛毛学吹双簧管。
他知道我念中专在乐器厂呆过，懂点乐器制作的流程，也有点木工的手艺，关系就更铁了。于是，在机关工作不太忙的时候，我们常常一起开溜，找个什么理由骑着单车到市内的一些大型的废旧物品收购站，看看有什么可以废物利用的玩意。他说，要自己造一把双簧管，要我帮个忙。他知道我家中有一把自己制作的板胡。
什么？自己造双簧管？他解释说：看看能不能找些废旧的双簧管，拆下按键，拼凑一把完好的。要新买一把，太贵了。
不过，自制双簧管的计划始终没有完成，他却把我介绍给了他的老战友，战士歌舞团的作曲家曹俊山（《颂歌一曲唱韶山》等歌曲的作曲者），让我替曹俊山打家具，而我也可以跟曹俊山学作曲。于是，我混进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创作组那个圈子，认识了曹俊山、沙石、瞿琮等一批知名的创作人员。
在我1976年10月3日的一则日记中，记录了我们在徐康家中聚会的欢乐场面，曹俊山（二曹）和徐康这对老战友，几乎包了全场，述说着他们年轻时候在部队中的快乐往事，如果把他们的故事记录出来，不逊于今天的那些脱口秀和相声什么的。这对东北汉子，不乏滔滔不绝说话的天才，幽默的天才。两人在一起，一个是捧哏一个就是逗哏。
三天之后，北京怀仁堂发生了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一幕，这也许是一种预兆，我们是提前庆祝了！
四
我知道，徐康不仅是言谈投契的长者和好友，他一直以独特的方式关注着我的成长，以他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经验，给我或明或暗指示某种生活的方向。
我记得，当我在街道以事业费干部的身份混着的时候，海珠区委宣传部要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从各街道上调青年文化精英的时候，我名字居于其中。但是，当时海幢街的党委书记朱镜枚给拦下了。我知道之后非常气愤 ，这是我摆脱街道青年身份的上好机会啊！但是，徐康居然告诉我，是他向朱书记建议找个理由不放人的。这位朱书记彼时已经跟管生产的徐康有种默契，两人关系很铁，朱简直把徐当做刘伯温了。
徐康，这位在区委机关混过的人也许知道上调的利与弊。在我的日记中曾经记录着：老徐要我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要求我1977年入党；二是要我跟曹俊山好好学。有一次，二曹的老伴佟阿姨问我想不想参军，我说，当然想啦！这可能就是徐康让我跟曹俊山好好学的一种暗示吧。但是当年的真相如何，可能永远埋在地下了。
对了，我那时不是很喜欢拉小提琴吗？在业余的圈子里，似乎还有点名堂，甚至也曾报考过专业剧团。当时，要摆脱街道青年身份的我们的一个途径，就是报考专业艺术团体。海幢街就有一位叫刘志南的，我们叫他“大头志”，没有什么文化，可是有副天生的好嗓门，居然得到高人指点，考上了广州歌舞团，进入合唱队唱中音，后来转业到了一个文化宫当音乐教师。上文提及的那位当年宣传队吹笛子的“箫佬”，名字叫李赐麟，据说也报考过艺术团体，不过没有成功，但是“箫佬”后来转到海珠区少年宫以“麦华三入室弟子”之名教书法，也颇有点名堂。
至于我，也曾报考过广州粤剧团乐队。
那是普及八大革命样板戏的年头，各个地方剧种都要移植文艺旗手的样板，原来粤剧的几架头太单薄了，自然需要一个小小的管弦乐队营造一些时代气氛，因此经海珠区文化科介绍，我到桂花岗的广州粤剧团去了。考官是广东二胡名家朱海，还有一位该剧团乐队的指挥。我拉了几首曲子，回家等通知了。后来文化科的郭德成告诉我，剧团方面问我所属的体制，因为我不属于国家编制，不能调入，告吹了。但是，刘志南不也是个街道服务站的青年吗？我想通了，只是我的水平没有达到他们非要吸纳的程度。 我不死心，反而觉得有了盼头，练得更加勤快了。
徐康觉察到我的这种变化，知道我继续在作梦，就特别安排了这么一出。
先前，住在海幢街有位老陈，和我的好友吕建明同住寺前街一大院，是海珠区渔业社的第一把手。老陈有个儿子，我们叫他小华的，小小年纪小提琴拉得不错，师从当时的广州知名小提琴手黄伟斌。老陈于是偶尔略备河鲜海鲜，或小聚畅谈，或待黄伟斌给儿子授课，邀请徐康和我等诸人豪饮一顿，也欣赏一番他儿子的琴技。
一天，我和吕建明到省歌大院拜访徐康。他说，来得巧了，在我这里随便吃点，晚上我带你们看看一位8岁的小孩，小提琴拉到什么程度。
晚上，走过几户人家，来到省歌舞团圆号手戚忠的家，戚忠是他儿子军军的圆号老师，而小提琴神童是戚忠的女儿戚鸣，当时才8岁。那天晚上，戚鸣不是上课，只是在家练习。在钢琴伴奏下，她给我们拉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这首有一定难度的曲子，灵巧的小手在指板和琴弦上空翻动着，稚嫩的脸庞沉浸在音乐的世界中，居然理解准确，诠释得法，技巧娴熟，游刃有余，让我这个半路出家的提琴醉汉看得目瞪口呆。这是音乐精灵附体了；而我等凡夫俗子，简直就不是这块材料。自此，我放弃了继续操练小提琴的幻想，而且，若干年大学毕业后，完全放下了小提琴。
后来，无论小华还是戚鸣，都走上了职业的道路。本名陈伟华的小华进了珠影乐团，我在珠影写剧本期间还见过他一面，而戚鸣更了不起。我后来网上寻找资料，知道戚鸣进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附中学习，在1981年第一届全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获得少年组三等奖，并在1986年举行的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中荣获青年组第一名，这一届比赛，吕思清只是获得第二。资料显示，戚鸣作为国家指派的优秀选手出国参加国际大赛，曾参加蒙特利尔国际音乐比赛并获得名次。此后，她赴海外深造并活跃于国际乐坛，长期担任美国休斯顿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
徐康，以他特有的方式，让我这样入世不深的年轻人，知道该放弃什么，拥抱什么。
五
1977年我没有入党，却入了大学，但依然和徐康和曹俊山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徐康，最终也卸下了生产组供销员的面具，回到文艺战线，不过，并非回到海珠区文化馆，而是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了。作为国家干部，只需一纸调令 。
他走的什么路子我不清楚，但是，1979年6月，徐康离开了海幢街，到珠影当科教片总调度，而8月，我知道他已经当上剧务主任，正在密锣紧鼓拍一个故事片，即欧阳山的《三家巷》，老作家曾炜编剧，中国资深电影人王为一导演。
当我迎来我人生的春天的时候，徐康也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从抗美援朝的文艺兵到改革开放大时代的电影人。他很忙碌，此后，更先后为胡炳榴的《乡情》和《乡音》担任制片主任。也搬出了省歌大院，先是在爱人的中山图书馆宿舍栖身，后来才在珠影分到了宿舍。
珠影也真会找人，剧务主任这个职务就是剧组的大管家，不仅要有艺术细胞，也要跟各种人打交道，光是寻找和确定外景地，跟地方政府打交道，组织群众演员，还要算成本等一摊子事，就够复杂的了，而徐康是最适合充当这样的角色的。
但是，徐康也不时回到海幢街找共同吹过牛喝过酒的老朋友叙叙旧，也继续施展他那八面玲珑的本事，比如说，我就知道，他为女演员黎舒兰作伐，对象是海幢街一位姓邝的女干部的儿子，而这位干部是广州远洋公司主要负责人的太太。我已经不在列了，但是他也不时路过我家，遇到我在家的时候，就进来一坐，问候几句。我日记中记载，就在1982年1月17日广州师院正式公布首届毕业生毕业方案的那一天，他就到过我家，问我分配的去向。就这么巧！我感动极了。
当时我不在，知道他来过，也马上赶到他家，他也不在。后来，1月21日我在西濠二马路的北京饭店设宴，作为我毕业的庆典，宴请徐康、曹俊山和海幢街的几个好友。我把决心往文学这个方向发展的意愿向长辈们透露了，徐康说，说到点子上了，你就该往这个方面发展，写歌词，写小说，写电影剧本。曹俊山也笑说：小黄写歌词，我谱曲；小黄写剧本，我配乐！
这又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夜晚。
六
我大学毕业后第一个岗位是学院宣传部，首要的工作是创办一份院刊，负责具体的组稿和编辑排版，报道学院的新闻大事，同时向广州三大报送稿，因此我也是三大报的正式通讯员。但是，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已经重新拿起我的笔，写了一些散文和杂文，陆续见于报章，也有小说稿和各种的文学构想，《广州日报》和《广州文艺》等老熟人，也纷纷和我联系约稿。
个体经济已经恢复了，母亲是广州市第一批重新领取了个体户执照的人，但是，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个体户的摊档才真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就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同丰里已经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小摊档，与堑口市场的集体的国营的商店打擂台。我家门口，也先后摆设了两个鱼档和一间卖烧鹅的小木屋，而随之以来的是各种矛盾和纠纷，档主和档主之间，和顾客之间，和街道主管干部之间，有不少小故事。当时我有一本素材本，记录生活中碰到的有意思的事，一些也记在我的日记中，感到这里面有些可以挖掘的题材。
已故广州资深记者吕硕文谈到的我在这个时候开始积累鱼档的素材，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当时在广州青年文化宫搞了个青年文学会，邀请包括我在内的曾经就读广州业余大学文学创作班的爱好者参加。我常去北京路新华书店，也顺道去过同在北京路的青宫一两次，扯扯闲篇，甚至送过他们一篇稿子，但是没有跟他们玩下去了，因为我有我的工作和圈子。
我积累着。这一年的7月下旬，我得到学院宣传部的许可，到北京参加了一个写作学习班历时一个月多，住进北京师范学院，天天听国内的名家，如王蒙、吴祖光等讲课，也借此游览了北京甚至承德的几乎所有的名胜古迹，顿觉很有收益和长进，有了写中篇和长篇的念头。
回广州后不久，徐康路过海幢街，来我家一坐。彼时《乡音》刚刚杀青，他谈了很多拍电影的见闻，看我能不能写个电影剧本，他给推一推。我说从来没有写过剧本，怕”触电“。当时，文学界把写电影剧本称为”触电”，因为成活率很低，我说不如先写中篇小说，就选择我家门口的个体户这个题材，电影上不了还可以拿到刊物报纸发表。他说好。
我很兴奋，当年的9月初，我把一个短篇小说《燕子来时》的稿件送给我后来的合作者，住在市一医院宿舍的立早兄，让他送给广东省作协的《作品》编辑部。他和我，都是徐康的老朋友了，他也是中文系的教师，我和他进入广州师院之前，就在徐康的家中见过面。
怎么回事？立早兄的前妻是省歌舞团的舞蹈编导，两人有一个女儿。虽然两人后来离婚，但是立早兄也常常到省歌大院看望未成年的女儿。他也是个社牛，一来一往，就跟省歌大院中的许多人混熟了。三天之后，我再去立早兄家，他告诉我，《作品》编辑部认为《燕子来时》主题不集中，不拟刊用。我说，不要紧，先放着，徐康要我们弄个电影剧本，我建议先写中篇。当天晚上，我们两人谈得很晚，按照我的思路，把题材和主题说了说，甚至说把故事的背景就放在河南很有特色的一条街道二龙街，我们就写作龙珠街。 那个晚上，我们两人都很兴奋，谈到深夜。
徐康很关心这样的合作，如果成功，他一下子就帮了两位老朋友。
期间，又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包括我个人爱情的失意折磨了我很长时间。在那个没有电脑打字的年代，一个个格子爬，一个个句子斟酌，到次年的4月，35000字的中篇小说初步定稿了，送《花城》；到7月，经过一些修改，补充了一些情节，总共45000字，《花城》决定刊用，安排年底发排。
徐康似乎很着急，马上把发排的版样要了去，交给珠影文学部和专家们看。后来，我得知，原来当时已经有另外一个颇有名气的作者，写了一个也是个体户题材的剧本，写的是北方的个体户，珠影似乎很感兴趣，已经邀请作者来厂修改了。看来，徐康似乎说服了文学部和厂里的头头，也因为小说浓厚的南国气息和丰富的生活细节，终于邀请我们在8月15日入住珠影招待所写作，最终促成了我们的电影文学剧本先于小说的诞生这一现象，并且给那位作者以补偿而劝返。
也就是说，这是有点反常态，小说还没有正式地刊行，而同名电影文学剧本已经问世并筹拍，徐康居功至伟。
关于这其中的许多细节，我会在另一个系列《鱼档解锁雅马哈》中详述。
有一个细节可以在这里曝光。当我们在我家中面对立早兄送来的名为《鱼啊鱼》的不足6000字的短篇小说时候，我和徐康同时考慮这个中篇的名字，一辆本田摩托车送鱼来到门外的档口，把一尾尾生蹦活跳的鱼倒进用铁皮造的鱼池，这种个体户的经营方式显示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进步，“雅马哈鱼档！”徐康灵感来了。我说，那是本田，不是雅马哈，我们这个街市没有用雅马哈运送活鱼的，都是用本田125cc。徐康说，“本田鱼档不好听，就雅马哈！”好，就这样定了。
当时，他谈了《乡音》拍摄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杀青的时候，胡炳榴补了一些镜头，其中有在铁道上扔下的一个美国可口可乐的空罐，从特写摇向路轨，摇向山外的远景，寓意时代的改变，放在影片的结尾，就是张伟欣演的身患绝症的陶春让丈夫推着去看一眼新修的铁路的那段。但是，好像胡炳榴最终还是没有用这一段，以丈夫推着妻子从大山走出的镜头结束。
这就是我的老朋友徐康，我的恩人徐康。关于他，虽然我知道的并不多，但还有很多故事，会在我其他的文章中记录。我出国后，千禧年前回国到珠影看过他一次，人老了，他太太和儿子都不在家；但此后一别，已经阴阳两隔。
那时候人与人关系是淳朴的，我纪念我的老朋友，也怀念那个改革开放的时代。
徐康，一个小小年纪就投身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士，又在省级歌舞团吹过长笛，在区级文化馆干过，经过那场大革命洗礼，从五七干校出来转到地方当一个供销员的汉子，始终保持乐观的性格，追求生活中美好的一切，最终在电影制片厂为几部经典电影付出了他的努力。虽不是什么丰功伟绩，他也不是一个高大上的什么英雄模范，但在我心目中，却是最值得我这个平民子弟亲近、尊敬和缅怀的一个人，一个好人，我的恩人。
我心中重新泛起那句歌词：“阳光，温暖像这人，一颗心充满着友情欢欣；人生，相见瞬即相分，能否再让两心可以渐近？”
再次呼吁，各位广州海珠区南华中路海幢街堑口同丰里乃至散落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街坊好友，如有谬误，敬请指正，微信见！（黄锦鸿，写于2026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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