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24岁研究生吃隔夜西瓜,腹泻两天变脓毒症休克ICU抢救5天离世

我认识周澄,是在上海杨浦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合租屋里。

他24岁,研二,学城市规划,平时瘦瘦高高,说话慢,做事却很认真。我们不是同学,我在隔壁房间住,他住靠窗那间,窗台上摆着几盆薄荷。

出事那天,是六月底。

上海闷得像盖了一层湿毛巾。晚上九点多,他从学校回来,手里拎着半个西瓜,用超市塑料袋兜着,袋底还滴着水。

我正蹲在门口换鞋,看见他满头汗,就问:“你这大半夜还买瓜?”

他说不是买的,是学院楼下志愿活动剩下的。摊位撤得急,老师让他们几个学生分了。

“切开多久了?”我随口问。

他想了想:“下午三点切的吧,一直放会议室,空调开着。”

我皱了下眉。

他笑笑:“没事,我放冰箱,明天吃。扔了太可惜。”

那句话我后来想了很多遍。

如果当时我多说一句,或者直接把那块西瓜扔了,是不是就不会有后面的事。

可那天晚上,我只是看着他把西瓜塞进冰箱最上层。冰箱里有外卖盒、没封口的卤鸭脖,还有我前一天买的生鸡翅。

周澄嫌地方小,还把西瓜切口朝上挪了挪。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前听见厨房有动静。

他站在冰箱前,拿着勺子挖西瓜吃。西瓜靠边的地方有点塌,汁水渗出来,塑料袋里积了一小滩红水。

我说:“你不削一层?”

他说:“中间这块干净,我就吃中间。”

他赶着去学校做汇报,几口吃完,把剩下那点扔进垃圾桶,又灌了半杯凉水。

中午十二点多,他给我发微信。

“林哥,你有止泻药吗?”

我当时在公司,问他怎么了。

他说肚子不舒服,从实验室跑了三趟厕所。后面又补了一句:“可能早上西瓜太冰。”

我让他去校医院。

他回:“下午还有组会,撑一下。”

到晚上七点,我回到合租屋,厨房灯亮着。他坐在小凳子上,脸色发青,手里捏着一包纸。

我问他一天拉了几次。

他说:“记不清了,八九次吧。”

我吓了一跳:“八九次还不去医院?”

他摆摆手:“买了药,吃了。明天就好。”

那晚他没吃饭,只喝了半碗小米粥。半夜两点,我被卫生间冲水声吵醒。隔了一会儿,又是一次。

门缝里透出灯光,他扶着墙出来,额头都是汗。

我说:“现在去急诊。”

他却摇头:“太晚了,我睡一觉。”

他的声音很轻,好像怕麻烦别人。

第二天,也就是他腹泻的第二天,情况变了。

早上他没去学校。导师打电话过来,他说自己肠胃炎,想请一天假。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有点烫。他自己量体温,38度1。

我说:“发烧了,不能拖。”

他说:“我再喝点水。”

可他喝进去的水,很快又吐了出来。到中午,他嘴唇干裂,小便几乎没有,整个人靠在床边,连手机都拿不稳。

我把他拖起来,说:“周澄,你必须去医院。”

他还想说不用。

我直接拿了他的身份证和医保卡,叫了网约车。

车开到控江路时,他忽然开始发抖。不是普通的冷,是牙齿撞得咯咯响,手指冰凉,嘴里一直说:“我冷,我是不是要晕了。”

司机从后视镜看了我们一眼,问要不要改去最近的急诊。

我说:“去最近的。”

进急诊时,他还能自己走几步。挂号、抽血、测血压的时候,他坐在椅子上,头慢慢低下去。

护士量完血压,脸色立刻变了。

她问:“家属呢?”

我说我是室友。

她没再多问,直接喊医生:“血压上不来,心率140,赶紧推抢救室。”

那一刻,我才真的害怕。

周澄被推进去时,手从推床边垂下来,手背上青筋凸着。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我凑过去听。

他说:“别告诉我妈,她会急。”

我眼眶一下就红了。

医生出来问病史,我把隔夜西瓜、腹泻两天、发烧、尿少全说了。

医生听完,语速很快:“考虑严重感染,已经休克了。现在要补液、升压、用抗生素,可能需要进ICU。”

我问:“肠胃炎会这么严重吗?”

医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所有腹泻都只是拉肚子。感染进了血,发展成脓毒症休克,就很危险。”

我站在抢救室门口,手机握得发烫。

最后还是给周澄妈妈打了电话。

电话接通时,她声音很温和:“小林啊,澄澄是不是又忘带钥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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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出话。

她在那头立刻慌了:“他怎么了?”

我尽量把话说稳:“阿姨,他在医院急诊,医生说感染比较重,你和叔叔能不能来上海一趟?”

那边安静了两秒。

然后我听见她哭着喊周叔的名字。

当天夜里,周澄转进ICU。

医生说他是脓毒症休克,肾功能、凝血和呼吸都出了问题。需要呼吸机,也可能要做血液净化。

他爸妈凌晨四点到的。

两个人从安徽赶来,身上还带着高铁站冷气的味道。周澄妈妈跑得鞋带都散了,一把抓住我,问:“我儿子呢?他下午不是还跟我说肚子疼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ICU门口的灯很白,白得让人心里发空。

周澄爸爸一直站着,不坐,也不说话。过了很久,他才低声问医生:“孩子才24岁,平时身体很好,怎么会这么快?”

医生说,年轻不是护身符。病情来得急,毒素反应重,器官就会撑不住。

第一天,医生说血压靠药维持住了。

他妈妈听完,双手合在胸前,说只要能稳住就好。

第二天,感染指标还很高,尿量少得可怜。护士拿出单子让签字,周叔的手抖得签不成名字。

他妈妈问我:“小林,他是不是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想起冰箱里那块西瓜,喉咙像被堵住。

第三天,医生让他们进去探视十五分钟。

周澄躺在病床上,脸肿了一圈,嘴里插着管,身边机器不停响。那个平时会蹲在阳台剪薄荷叶的男孩,忽然离我们很远。

他妈妈摸着他的手,一遍遍叫:“澄澄,妈妈来了,你睁眼看看妈妈。”

他没有反应。

只有呼吸机一下一下,把他的胸口顶起来。

第四天,医生说肺部情况加重,氧合不好,凝血也越来越差。

周叔终于撑不住,蹲在楼梯间哭。他哭得很压抑,手捂着脸,肩膀一抖一抖。

他说:“早知道我就不让他来上海读研了。”

我说不出安慰的话。

因为谁都知道,这不是来不来上海的问题。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以为“小事没关系”的瞬间,最后压垮了一条命。

第五天早上六点多,ICU的门突然开了。

护士跑出来叫家属。

我看见周澄妈妈整个人僵住,手里的保温杯掉在地上,盖子滚出去很远。

医生说:“心跳骤停,正在抢救。”

那四十多分钟,时间像被拉长了。

周澄妈妈站不住,靠在墙上,嘴里一直念:“不可能,昨天手还是热的。”

最后医生出来,摘下口罩。

他的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死亡时间,上午七点零八分。

死亡原因,脓毒症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

周澄,24岁,上海读研,腹泻两天,进ICU抢救5天,没能回来。

后来我们回合租屋收东西。

他的书桌上还摊着一张图纸,红笔圈着几个要修改的街区节点。电脑旁贴着便签,写着:“周五交导师版。”

冰箱被房东清空了。

垃圾桶里还有那个装西瓜的塑料袋,袋口扎着,里面的汁水已经发酸。我看了一眼,就再也不敢看第二眼。

周澄妈妈坐在他床边,抱着他的外套,哭到没声音。

她说:“他从小就这样,什么都舍不得浪费。一块西瓜才多少钱啊。”

没有人接话。

那间屋子太安静了,安静得能听见楼下早餐店收摊的声音。

周叔把周澄的学生证放进包里,手指在照片上停了很久。照片里的周澄笑得很淡,像刚刚被人叫住。

他问我:“小林,他那两天是不是很难受?”

我点头,又摇头。

我说:“他怕你们担心,一直说没事。”

周叔闭上眼睛,半天才说:“这孩子,连难受都怕麻烦人。”

周澄走后,我把合租屋退了。

退房那天,我把阳台那几盆薄荷搬到楼下花坛边。那是他养的,叶子长得很好,一碰就有清凉味。

以前我总觉得他细心,连一盆草都舍不得丢。

现在才明白,有些舍不得,会把人困住。

我不再吃隔夜水果。

不是因为我胆小,也不是因为我相信每一次都会出事。

而是我亲眼见过,一个24岁的研究生,怎么从一句“没事,明天就好”,走到ICU门口那张冰冷的病危通知书。

腹泻不是小事。

发烧、脱水、尿少、发冷、精神变差,也不是硬扛一下就能过去的事。

周澄最后留在上海的,不是他还没完成的论文,不是那张图纸,也不是窗台上的薄荷。

是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再也不敢轻易说出口的那句:

“吃坏肚子而已,能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