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浩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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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刘浩飞，今年39岁。写这篇为岳父“呐喊”的文章之前，我犹豫了很久。因为我很清楚，一个普通人一旦把自己卷进舆论场，会面临什么。
我曾买过一张去北京的机票，正准备办理值机时，南航客服却把票退了。后来派出所找上门，问我“去北京干嘛”。我说，跑马拉松。
他们能查到我的一切，但我还是决定写。因为我相信，这是一个法治社会，关于岳父的案件，正义也许在迟到，但它终将会到来；我也相信，以这样的方式“呐喊”，能让这起案件向着更加客观、公正的方向发展。
我岳父叫李兴浩，就是那位家喻户晓的农民企业家——志高空调创始人。
2023年6月6日，岳父被正式羁押在深圳市第二看守所，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一审拖了将近三年才判，判了六年有期徒刑。岳父不服，上诉了。我只知道一个乐善好施的商界翘楚、一个劳动模范，不管有罪没罪，已经在看守所里过了三个春节。
我以一个“女婿”的身份写这篇文章，只是想从我的视角，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客观地讲清楚。是非曲直，留给读者自己判断。

“空调大王”李兴浩
很多人都听说过李兴浩这个名字，是因为志高空调。但在我这个女婿眼里，他不止是那个叱咤商海的“空调大王”，更是一个从佛山南海田地里走出来的、有血有肉的实业家。
岳父出身于农民家庭。1982年，他靠着售卖冰棍开启创业之路——没有冰棍箱，就用旧棉袄包着冰棍，拎在手里沿街售卖，靠着“3元钱批发100根冰棍”的小买卖，迈出了创业第一步。后来，他收过废布、开过酒楼、修过空调。在开酒楼时，他发现空调维修费竟高达上千元，由此萌生了自己造空调的想法。1993年，他在广东南海里水镇与台商合资建厂，取名“志高”，寓意“志存高远”。
就这样，一个草根农民，白手起家，硬是把志高空调做成了家喻户晓的民族品牌。当年功夫巨星成龙在央视说的那句“好空调，志高造”，至今仍被津津乐道。2009年，志高控股在香港上市，岳父持股68.11%，身价超8亿港元——但他从不以此自居，一直笑称自己是“全国农民的骄傲”。
作为我国知名民营企业家，岳父深耕实业数十载，一手创办民族品牌“志高空调”，始终恪守合法经营、诚信立业的底线。他先后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第十届人大代表，获评全国轻工劳动模范、广东省优秀企业家、广东好人、全国爱老敬老慈孝之星、广东省十大经济风云人物等众多党和政府授予的荣誉。几十年来，他累计慈善捐款超亿元。
在我眼中，岳父虽然是知名企业家，但生活极其朴素。他对吃穿从不讲究，出差常吃路边摊，衣服不穿到破洞不舍得扔。他常跟我说的一句话是：“做企业要对得起员工，做产品要对得起消费者，做人要对得起良心。”
这样一个实干四十余年的“农民企业家”，一个毕生坚守法治、倾力回报社会的民营企业家，一个被老百姓亲切称为“空调大王”的商界英才，一个多年捐出善款不止1亿元的爱心人士，怎么可能去实施侵害企业利益的犯罪行为呢？
这些都是我们全家始终坚信他清白的最朴素的理由。
从“商海沉浮”到“牢狱之灾”
2010年，岳父为了寻找“第二主业”，投资了深装总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装总”），并成为第一大股东，持股28.57%。2018年8月起，他担任深装总董事长。
我在岳父面前，一直是个简单的人，从不掺和他的生意，不过问他的决策。逢年过节时，我和妻子会陪岳父吃顿饭、聊聊天、跑跑步。他对我不错，从来不给我压力。我和妻子安安稳稳过日子，觉得这辈子这样过，挺好。
2020年，岳父被刑事立案。起初我没太当回事，觉得生意场上有纠纷很正常，请个好律师说清楚就行了。哪曾想，我想得太简单了。
2023年6月6日，岳父被正式羁押于深圳市第二看守所。从那一天起，整个家庭的生活彻底被打乱了。
一审拖了将近三年。法院不停地以各种理由延期，说案情重大、标的额太大，要往高院报。每一次延期，家属都像被人按在水里多闷了一分钟。三年，一千多个日夜，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关在看守所里，漫长时间给岳父和我家人的身心都带来了巨大考验。
一审审判长，一开始我觉得这人有问题——你要是公正，你早点判啊；你要是不公正，你更该早点判。拖这么久，算怎么回事？
后来佛山本地一位律师点醒了我：“你想过没有，这位法官如果是正直的呢？不正直的人，干预案件的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哪用拖这么久？拖这么久，恰恰说明他在纠结，他不敢轻易下判。”我听完愣了很久。可为什么非要一个老人来为这种“纠结”买单？
这不是刑事案件，是股东内斗。案子的根源，不是岳父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而是股东之间的矛盾。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两个人——张某来和郑某民。
张某来是原公司副总裁。2019年，因恒大地产应收账款问题，张某来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以恒大商票并按票面金额结算，直接导致公司巨额亏损。岳父李兴浩本着公司大局着想，调整了张某来的工作职责。张某来非但未反思自身过错，反而将个人怨愤全部转嫁给岳父。张某来调整岗位仅14天后，他就以个人名义越级向广东省公安厅报案，短短12天就推动本案完成了从受案到刑事立案的全部流程。程序推进速度之快，与重大经济犯罪案件通常的侦办节奏明显不符。
彼时，郑某民是公司第二股东，他曾向岳父个人借款八九千万元，至今未还给岳父。而这些年，岳父多次借给他钱，并在股东会上全力支持他。然而他却为了逃避个人巨额债务，与心怀怨愤的张某来恶意cuan通，成为本案构陷岳父的核心推手。郑某民一边以董事长身份签字确认案涉款项系公司正常借款，另一边却向司法机关作出完全相反的虚假陈述。
就这样，两人一拍即合，一个要报复，一个不想还钱。2020年，张某来以个人名义报案，股东矛盾被上升到了刑事层面。
而岳父就在这样的构陷下遭遇了不公。2025年12月25日，一审判决结果终于出来了：岳父李兴浩犯挪用资金罪，判刑6年，责令退赔深装总1.0193亿元。
岳父大半辈子经商，靠诚信守法经营、诚信立业。他从一个卖冰棍的农民，做到上市公司掌门人，如今却被认定“挪用资金”——一个白手起家的七旬老人，一生视诚信如命，却在古稀之年被扣上这样一顶与他过往人格完全不符的帽子，这口气，我们咽不下！
面对一审判决，岳父当庭表示不服，上诉了。

两个“离了大谱”的认定
一审判决下来后，我和家人反反复复看判决书，越看越觉得困惑。案子本身并不复杂，核心就是一笔发生在企业之间的正常资金拆借，怎么就变成刑事犯罪了？一笔已经实实在在还掉的钱，一审法院凭什么说“没还”？
我把我的“困惑”分开来说：
第一个困惑是，关于企业间的资金拆借，怎么就变成了挪用资金罪？
2018年，志高空调因经营需要向深装总借款。整个借款过程，有合同、有担保、有公司内部审批流程，甚至连利息都约定得明明白白。这不是岳父个人偷偷摸摸把钱转走，而是两个企业法人之间正常的资金往来。后来深装总欠浦发银行的钱。岳父名下个人质押存单抵押在浦发银行。为化解连锁债务风险，岳父李兴浩代表志高空调与深装总达成债权置换合意：由岳父使用个人持有的1.39亿元存单，代深装总偿还银行债务，以此抵销志高空调欠付深装总的款项。
浦发银行成功划扣1.39亿元后，深装总的银行逾期债务风险得以解除。而在此之前，深装总内部已召开股东会，形成正式决议，全体股东签字认可了该处置方案。从公司层面而言，志高空调欠深装总的这笔债务已经结清，深装总欠银行的债务危机也得到化解。
但一审法院并不这么看。判决认定岳父构成挪用资金罪，理由是岳父作为深装总董事长，利用职务便利，个人决定将公司资金挪归志高空调使用，为自己谋取了利益。可问题是，这本来就是深装总借给志高空调的钱，借款审批涉及6个部门、12名人员签字，财务账上清晰记账、从未隐瞒——哪一起“挪用资金罪”会留下如此完整的审批链条和会计痕迹呢？
深装总作为出借方，它的钱少了没有？并没有少！因为志高空调连本带息都还了。一个没有给公司造成任何损失的商业拆借行为，怎么就变成挪用资金罪了？
企业为了临时周转，偶尔将闲置资金借给其他企业救急，在我国民营企业经营过程当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双标。深装总另一股东郑某民（也就是前文提到的控告股东），在担任董事长期间，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向自己的关联企业借款，同样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审批，决策程序、交易模式、法律性质与岳父的行为如出一辙。但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一审法院自始至终没有追究郑某民的任何刑事责任。一模一样的行为，一个无罪，一个却判刑六年，这不是选择性执法是什么？
第二个困惑是：1.39亿元的真金白银还了，一审法院凭什么说“没还”？
我明白，案子的核心，就是一笔钱：1.39亿元。我想大声质问一审法院：一笔已经还掉的钱，凭什么说“没还”？！1.39亿元是岳父个人的一张质押存单，已经同深装总做了债权置换，志高空调欠深装总的债抹平了，深装总全体股东在股东会上签字确认了。
也就是说，从任何旁观者的角度看，岳父用自己的钱，替志高空调填了窟窿，深装总也认了这笔账，债权人拿到了钱，所有人都签了字，这笔账已经结清了。
可结果呢？一审法院竟给出“不算还”的可笑结论——让岳父追还1.0193亿元，再判6年牢。
一审法院的观点是：涉案1.39亿元存单的权属（B幢物业）归深装总，不属于岳父个人财产。法院认定B幢物业，并不是真实的剥离，是为了当时满足公司上市的要求，而由深装总的老股东们进行代持的安排。
我听懂了这个逻辑，但它根本站不住脚！
这涉及一个存单权属问题。
该存单有完整的流程文件可供查证：2014年，深装总筹备上市，计划剥离名下A、B两幢物业。经全体股东协商一致，依次完成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资产评估、公证、工商变更登记整套法定流程。
同年8月19日工商变更手续办结，从法律层面，两处物业不再归属深装总。后来，岳父和股东们通过合法途径出售了B幢物业，股东们按照持股比例分到了各自的钱，岳父李兴浩依据所持股份分得1.39亿元。如果连这种经过公证、审计、工商备案、全体股东签字确认的财产，都能被法院一张判决书给“充公”，那还有谁敢做生意？谁还敢拿自己的钱替公司担保？
本案还出现一处难以回避的争议：同一家法院，针对同一套物业剥离文件、同一剥离程序，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认定。与B幢物业同期、同程序剥离的A幢物业，一审法院在另一起民事案件中，明确认定A幢物业所有权已合法转移，并据此判决深装总支付物业使用费。同一个法院、同一份股东会决议、同样的剥离程序，民事案里认了，刑事案里却全盘否定。
更离谱的是双标再次出现。控告股东郑某民，以同样的债权置换方式还款，同样是用从深装总剥楼所得的存单来置换，深装总和法院都没有异议，一致认为那是郑某民个人的资产。同样的剥楼程序、同样的存单来源，为什么郑某民的存单就是个人资产，岳父李兴浩的存单就是深装总资产了？这不是“双标”是什么？
整套物业剥离流程留存完整证据：公证文书、审计报告、工商备案、全体股东签字文件，也包括本案相关报案人张某来、控告股东郑某民，都曾在深装总《公开转让说明书》签字确认物业剥离事实。上述关键证据，一审判决文书中未予以充分评述，也没有载明不予采信的理由。
试问一审法院，法律的公允何在？

我对二审充满期待
在一审中，我们家属和律师提交了大量无罪证据，其中包括证实1.39亿元系李兴浩个人财产的物业剥离全套文件、4份老股东出具的《情况说明》、证实借款系公司（深装总）行为的年度审计报告和债权置换专项决议等。这些证据经庭审完整举证质证，控方从未提交任何相反证据推翻。但一审判决书对这些核心无罪证据全盘隐匿、只字不提——既未载明证据名称，也未说明不予采信的理由。
我认为，这根本不是疏忽，而是因为这些证据足以彻底击穿其强行定罪的错误逻辑。
以上主张所依据的核心证据，均已提交二审法院，包括：物业剥离全套文件、公证文书、工商变更登记、金杜律所《法律意见书》、普华永道《审计报告》、东北证券《公开转让说明书》、4份老股东《情况说明》及年度审计报告等。
现在案子正处于二审阶段。令我欣慰的是，二审法官认真审查了一审存在的问题，认真听了我岳父的陈述，正在审慎地复核全案证据。
我理解法官的不易。每一个重大案件的背后，都有复杂的法律问题和社会影响，法官要权衡的远不止一份判决书。但我相信，二审法官一定能秉持客观公允之心，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事实已非常清楚了：1.39亿元存单是岳父的个人合法财产，而非深装总资产；案涉借款全程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多次确认，是公司意志的体现，绝非个人挪用；案涉借款本息已全额回笼，深装总未受任何损失，反而获利5400万元借款利息。岳父与郑某民实施了完全一样的行为，却被一审法院区别对待、选择性定罪。
我们恳请二审法院查清存单权属的真相以及同案不同判的矛盾，纠正一审判决存在的严重问题，明察秋毫，作出公正裁决。
我要说的，就这么多
我希望读者能安安静静地看完这些文字，想一想，如果一个努力拼搏、有为有爱的民营企业家，因为一起商业纠纷被构陷入罪关了三年多，他的家属该有多难受？
我每天还在跑步，表面平静，心里翻江倒海。我妻子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还要装着没事。我的孩子经常问“外公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们相信，二审法官一定能够秉公执法，客观公正地审理此案；我们也相信，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正义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