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再听一遍。”
弗雷德的声音不高，但有一种不容打断的气势，“建成之后，出租率三个月达到百分之百。一年之后，我用那栋楼的租金收入做抵押，开始盖第二栋。然后是第三栋。每一次我都确保前一栋楼的现金流能覆盖下一栋的贷款。三十年，我在皇后区和布鲁克林盖了超过两万七千套住宅。你猜我有多少栋楼是租不出去的？”
“零。”
“零。因为我在动手之前就知道谁要住进去。我知道他们能付多少钱，知道附近有没有学校、地铁、超市。我从来不建一座需要等待市场验证的建筑。我建的是市场已经证明需要的东西。”弗雷德指着桌上的效果图，“这不一样。你建的东西，需要去创造一个市场，然后去说服别人这个市场存在。你不是在填补需求，你是在制造需求。这里面有赌的成分。”
“所有生意都有赌的成分。”
“对，所以我才要问你——”弗雷德向前倾，双肘撑在桌上，双手交叠，“预算多少？”
唐纳德深深吸了一口气。“初步估算一亿八千万美元，包括基础设施。”
弗雷德没有立刻反应。他拿起桌上的杯子喝了口水，放下来，然后用那只指节粗大的右手抹了一把脸。这个动作很慢，像在用摩擦力整理思绪。
“孩子，”他说，声音比刚才轻了一些，“我建了一辈子房子，所有的项目加在一起——布鲁克林、皇后区、康尼岛、牙买加庄园——大概都没花到一亿八千万美元。”
“时代不同了，父亲。”
“时代不同了？1971年的美元比1946年的美元值钱吗？不，差远了。一亿八千万在今天的购买力是什么概念？福特总统前两天刚否决了一个八亿美元的联邦住房法案，说太贵了，国会承受不起。你要用一个联邦法案预算的四分之一来建一个会展中心。”他停顿了一下，“你到底要借多少钱？”
“大约一亿四千万。”
“从哪儿借？”
“多家银行组成银团。蔡斯曼哈顿可能牵头。克莱因，对了，爸，你认识霍华德·克莱因吗？制造汉诺威信托的，他倾向于考虑。还有几个养老基金表达了兴趣。”
弗雷德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睁开。
“你用你自己的钱投入了多少？”
唐纳德报了那个数字。
书房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弗雷德看着儿子，唐纳德迎着他的目光。壁炉里一根木柴断裂，迸出一簇火星，发出清脆的声响。
“那是你全部的个人资产，”弗雷德的声音变得低沉，“加上你未来至少五年的收入。如果这个项目失败，你会失去一切。不只是钱，你的信用、你的名字、你在曼哈顿敲过的每一扇门。”
“我知道。”
“你知道失败的房地产开发商最后变成什么样子吗？不是报纸上破产头条的主角。那些人还算幸运的，至少他们被报道过。更多的是那些你不会读到名字的人。他们从合作名单上消失。他们的电话没人回。他们的下一通来电永远是催债的。我在这个行当五十年了，见过不下二十个‘下一个大人物’最后在区划委员会的走廊里求人给他一次延期。”
他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在指间转动，这是弗雷德·特朗普的标志性动作，唐纳德从小看到大。
“你母亲很担心，”弗雷德说，“她听说曼哈顿的开发商有人破产，有人坐牢。泽肯多夫，你听过这个人吗？”
“威廉·泽肯多夫？韦伯和纳普的老板？”
“对。五十年代全美最有权势的房地产商。联合国总部的地皮就是他卖给洛克菲勒的。他建的建筑遍布全美国。你想知道他1965年的时候在干什么吗？他的公司破产了，个人债务超过七千万，最后靠朋友给他一份年薪十万美元的顾问工作度日。去年，我听说他在看自己当年开发的楼盘，站在街对面，不能进去，因为他连物业费都交不起。”
弗雷德放下铅笔。
“我不会破产，更不会坐牢。”
“你怎么知道？”弗雷德的语气突然锐利起来，“你怎么知道区划一定会通过？那需要经过社区委员会、区划委员会、市议会、市长办公室六道关卡，任何一道都能卡死你。你怎么知道经济不会进一步恶化？1970年的衰退刚过去，通货膨胀还在涨，失业率还在6%以上。你怎么知道银行不会突然收紧信贷？蔡斯曼哈顿的戴维·洛克菲勒在国会上周作证时说，商业地产贷款的风险敞口已经引起了监管机构的注意。一句话就可以让你的银团解散。”
唐纳德沉默了。
这些问题他问过自己无数遍。在第三大道公寓的深夜，在那张餐桌上，在巴雷特的事务所看图纸的间隙，在Le Club的洗手间里对着镜子整理领带的时候。每一次他都得出同一个答案：不知道。没有人知道。这个层级的赌局，底牌永远是蒙着的。
壁炉里的火又烧裂了一根木柴。
“我不知道，”唐纳德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没有回避父亲的目光，“我不知道区划会不会通过。我不知道经济会不会恶化。我不知道银行会不会在最后一刻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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