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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志书
王 欣
从现存8000余种历代旧志，到两轮修志的万余部新方志，地方志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肩负着赓续文脉、鉴往知来的使命，在记述历史、传承文明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当前全国第三轮地方志书编修试点已全面启动，地方志事业站在新的起点上，在数字化浪潮奔涌、信息获取极度便捷的今天，面对海量信息与碎片化阅读的挑战，传统修志应该如何主动应变，与时俱进？让浩繁卷帙从“藏之名山”真正走向“为用而修”？这是方志人应当思考的时代课题。
「一」
欲存信史，首在正史观。新时代修志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坚持政治方向正确的基础上直笔著史，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记录伟大时代的历史进程，实现政治方向与存真求实高度统一。
新时代修志，重在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脉搏。第三轮志书篇目大纲设计亟须推陈出新。多家试点单位正在突破前两轮志书框架。立足习近平文化思想，充分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新业态与具有地方特色的总部经济、低空经济等新形态纳入记述重点。在重点改革板块构建“议题—举措—成效—经验”的逻辑链条，梳理基层治理实践，留存清晰的时代切片。
「二」
修志之难，难在著述。新时代修志必须增强志书的著述性，着力破解“重堆砌、轻著述”的难题。资料征集既要依托部门供稿，更要主动吸纳智库、高校等机构的研究成果和各类皮书，以此对纷繁复杂的原始资料进行深度梳理与提炼。厘清逻辑主线，在记事基础上注重析理，在记录“干了什么”的同时，回答好“为什么干”“成效几何”“经验何在”。推动从“述而不作”向“述而精作”转变，通过科学的分类、严谨的考辨和凝练的笔法，把沉睡的“死资料”变成鲜活的“活历史”，切实提升志书的文化内涵与学术价值，变“资料汇编”为“传世著述”。
「三」
传统志书多重官轻民，见物少见人，缺乏几分烟火气。新时代修志应当打破这一窠臼，把镜头和笔触更多对准群众可感可及的内容。多家试点单位积极探索在民生、社会治理等板块中，将快递小哥、社区志愿者、非遗传承人等新时代奋斗者纳入记载范畴。
近代方志学家寿鹏飞在《方志通义》中直言：“方志为垂世公言……若于地方利弊噤不敢言，此个人私著则可，曾何以对地方乎？”并强调方志本义在于“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当更多反映时代发展的普通人与典型事载入志书，由此汇成芸芸众生的合唱，才能彰显“为民修志”的初心。
「四」
传统志书“藏用两难”的困境亟待破解。多地积极推进方志数字化建设，将海量文献转化为在线数据资源，为史料活态利用提供技术支撑。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李培林曾强调，要推动地方志“从单一纸媒体志向广泛运用数字媒体志转变”。数字赋能，正是地方志走出书斋、介入现实的有效路径。
以成都方志云为例，作为全国地方志系统首个在线阅读小程序，其汇集电子化书籍1100余部、总字数1.9亿字，2025年2月全面接入DeepSeek-R1大模型后，数据检索量同比增长300%。这种交互能消解方志与读者的距离感，通过“可读可查”的新形态，摆脱志书长期以来“束之高阁”的困境，让服务群众的数字通道更加通畅。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第三轮修志试点的全面启动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新时代修志唯有聚焦伟大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真实记录时代发展变迁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生动实践，提升编纂质量，突出存史价值，才能无愧当代，传之后世。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王欣（成都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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