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关了铺子，蹲在门口锁门。
雨刚停，地上湿漉漉的，路灯昏黄昏黄的。
我脚底下踢到一个东西，硬邦邦的，低头一看是个黑色电脑包。
我用脚尖拨了拨，挺沉。
拉链半开，我蹲下去，借着灯光往里瞅了一眼。
全是一沓一沓的红票子，码得整整齐齐，像刚从银行取出来的。
我蹲在那儿，足足愣了一分多钟。
雨滴滴答答从屋檐上落下来，打在我的后脖梗子上，凉飕飕的。
我四下看了看，巷道里空无一人。
我一把抓起那个包，三步并作两步回了屋，反锁了门，把包搁在缝纫机上。
心口跳得跟打鼓似的，两只手抖着，把拉链全部拉开。
一沓、两沓、三沓。
我数了三遍，四十二万。
缝纫机旁边那盏白炽灯嗡嗡地响，外头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我坐在那儿，守着那个包，整整坐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我报了警。
民警打电话联系到了失主，是个叫曾志刚的男人。
他来所以后，我说不清他那张脸上是什么表情。
他皮肉绷着，见到钱，连忙把钱取出来，一沓一沓地点，还拿手指蘸了唾沫，像是怕钱粘在一起。
点完了一遍，又点第二遍，第三遍。
民警问他数目对不对，他点了点头，说一分不少。
我说了句“那行”，转身就要走。
结果刚迈出去两步，就听见他在背后嘀咕了一句。
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落进我耳朵里：“这年头还有捡了钱还的？指不定是看着数目太大，怕遭报应吧。”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像是被人兜头扇了一巴掌。
风灌进领口里，我攥了攥拳头，到底没有回头。
回家的路上，我两条腿像是灌了铅，心里堵得慌。
我做好事，不求你感恩戴德，可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人。
巷子口的周士福正好出来卸货，看见我，咧嘴笑了笑：“徐姐，听说你捡了几十万还给人家了，咋样，人家给你包了个红包没？”我没搭理他，径直走了过去。
听见他在背后“啧”了一声。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愿意见到那男人。结果第二天一早，铺子刚开门，曾志刚就来了，身后跟着十几个壮汉，齐齐往门口一站。
我的针线篓子被碰翻了，纽扣哗啦啦地滚了一地。
五颜六色的扣子在水泥地上打着转儿，一个接一个地停下来。
十几个男人往铺子里一站，连个转身的空当都没有。
货架上的布料被蹭歪了，我没顾上扶，就盯着曾志刚看。
他站在最前面，还是那件旧夹克，领口磨得起了毛，眼睛底下两团青黑，像是几天几宿没合眼。
我蹲下去，一颗一颗捡纽扣，捏在手心里。
我说这位大哥，钱我原封不动还给你了，包里有什么我不知道，你带了这么多人来，我往后还怎么开门做生意。
曾志刚喉结动了动，嘴巴微张，视线从我脸上移开，扫过货架上的剪刀、尺子、布料，又落到我的缝纫机上。
他站在那儿，手指头微微发抖，像是在拼命压着什么。
最后他哑着嗓子开口了。
“大姐，钱是没少。但包里的存折，你没还我。”
我手里那把正捡着纽扣的剪刀，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脑子像是被人拿砖头敲了一下，嗡嗡作响。
我张嘴想说什么，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存折，什么存折。
他死死地盯着我，眼神里有些异样的东西。是恳求。又像是逼迫，像是要透过我的眼眶看进我的脑子里。我说我从没听过什么存折。
这时，门口传来脚步声，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
何永富穿着联防队的制服进来了。
他背着手环顾了一圈，声音不大但很沉：“怎么回事？闹这么大动静，像什么样子？”
曾志刚看到何永富的一刹那，脸上的表情肉眼可见地僵住了。
他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喉头重重地滚动了一下，半天挤出一句：“没事，搞错了。”
何永富却不依不饶：“什么搞错了？你不是说丢了个存折吗？存折到底丢没丢？在座的都是街坊，你把话说清楚。”
曾志刚的嘴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是两条鱼嘴在岸上扑腾。他的目光躲闪，从我脸上移到地上，手指头一直在搓衣角。
我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怕手上的灰，看着何永富说：“何队长，曾大哥说的存折，我真没见过。包里的东西我原封没动过。”
何永富的目光在我和曾志刚之间来回扫了一遍，嘴角动了动，没再说话。
曾志刚垂着脑袋，像是被抽掉了力气。
他转身，十几个壮汉也跟着转身，一阵脚步声消失在巷口。
铺子门口一下空了出来，风灌进来，吹得货架上的布料哗啦啦地响。
我对何永富说：“何队长，坐会儿？泡杯茶。”
何永富站在门口没动，笑了笑：“不了，徐姐，改天吧。你也别多想，这事我帮你盯着。”他转身走了。
走到巷口，他还回了一下头。
我和他隔了半条巷子对了一眼，心里突然泛上来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寒意，那眼神里的东西，不太像一个联防队长该有的。
他太关心那张存折了。
那天下午我没什么心思做生意，坐在缝纫机前发呆。
脑子里全是曾志刚的样子，他发青的眼眶，他发抖的手指。
一个丢了巨款的人找回来了钱，不该是这副反应。
他怕的是什么？
存折？
傍晚，隔壁杂货店的周士福来了。他搬了一箱啤酒放在门口，蹲在那儿拆箱子，抬头冲我咧嘴笑了笑：“徐姐，那些人是来找茬的？”
我说：“没什么事。”
“要我说，你就是心太好。”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换了我，那钱还不还，还真得掂量掂量。”
我笑了笑：“你少来这套。”
他也笑，转身进了店里。
我看着他钻进柜台的背影，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昨天我把包交给民警之前，包是放在我铺子里的。
那天夜里，有人敲过我的门。
我开门看了一下，没人，只有一只野猫蹲在门口。
但现在想来，那只野猫蹲的位置旁边，有一片黑色的影子。
周士福的店，就挨着我铺子东边。窗户对着我门口的巷道。
夜里我关了铺子，拉上窗帘，把那个黑包又从床底下拖出来。
拉链拉开，里面空空的。
我伸手摸进夹层，指腹忽然碰到一道细微的凸起。
我凑近仔细看，夹层内侧有一道口子，被人割开过，又重新缝上了。
线头和包身颜色几乎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摸着，根本看不出来。
我拿出老花镜，借着灯光仔细端详。
针脚细密、匀称，收线利落。
我做了二十多年裁缝，这种双针锁缝的手法我再熟悉不过了。
这不是机器做的，是手工缝的。
那天下午我去了巷子尾的梁师傅家。
梁师傅今年七十多了，做了一辈子裁缝。
我把照片递给他看，他眯着眼睛瞅了半晌，说了一句话：“这是老手艺啊，现在年轻人没几个会了。”
“你看得出来是谁的手艺吗？”
他没接话，把照片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最后说：“这活儿，像是隔壁村那个姓周的。他年轻时跟着他爹学过裁缝，手艺不错，后来不知怎么不干了，跑去开杂货店了。”他抬头看我，“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顺手把照片收了回来。是他。
周士福在村里开了二十多年杂货店，逢人就说自己只会卖货，从没提过自己学过裁缝。
他为什么要把这门手艺藏起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和那张存折有关。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三十七万，不，四十二万的现金放在包里，他没拿。
存折却被他拿走了。
这说明存折对他来说比钱更重要。
也许，存折上的数字，远不止四十二万。
我决定去会一会周士福。
第二天一早，我端着一碗刚煮好的荷包蛋去了他的杂货店。
他正蹲在门口理啤酒箱，见我来，愣了一下：“徐姐，你这是……”
“昨儿多煮了两个，想着你一个人在这儿开店，早饭也没个着落。”我把碗递过去。
他接碗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划痕，已经结了痂。我随口问：“这是怎么弄的？”
“哦，搬货的时候让纸箱角蹭的，不碍事。”他的目光闪了一下，端着碗侧过身，“徐姐你看你，还惦记着我。”
“你吃了碗给我，别搁着泡胀了。”
他应了一声，端着碗进了柜台。
我站在门口，打量着他的铺子。
货物堆得满满当当，从烟酒到日用品一应俱全。
我注意到柜台上放着一本翻开的账本，密密麻麻记着进货和出货的账目。
最上面一行，墨迹很新。
我没再说什么，转身回了自己铺子。
下午的时候，我找何永富聊了聊。
准确地说，是我去找他的。
联防队办公室就在村口，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子，墙上贴着几张通知。
他给我倒了杯茶，问有什么事。
我说何队长，昨天那个事，你说帮我盯着，我就是想问问，那个叫曾志刚的，他是什么来路。
何永富端着茶杯，沉默了一下：“这人啊，说是从刘家坳那边来的。在城里打了几年工，也是个苦命人。”
“那你认识他？”
“见过几次，不算熟。”他喝了一口茶，“他这人，脑子不太灵光，说话冲，你别往心里去。”
我笑了笑：“我看他可不像是脑子不灵光的人。”
何永富握着茶杯的动作顿了一下，很快又恢复自然：“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徐姐，这年头有些人不太安分。你要是有麻烦，随时来找我。我在这儿，就没人敢动你。”
“那敢情好，有你这个队长罩着，我就放心了。”
他笑了，我也笑了。但我知道，他盯的不是我，是那本存折。
我回到铺子，天已经擦黑了。
我把门关上，从柜子最深处拿出一个旧饼干盒。
那是丈夫韩满囤留下的遗物，他走之后我一直没动过。
盒子里有几张旧照片，一把刮胡刀，一条没用完的牙膏，还有一本存折壳子，里面是空的。
我把那个空壳子握在手里，坐在床边，摩挲了许久。
我丈夫韩满囤曾经是村里生产队的会计。
他这人老实、本分，不爱说话，但做事认认真真，从没出过差错。
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家里的账要算清楚。”我以前以为他说的是柴米油盐的账，现在想来，他说的大概是另一本账。
韩满囤临死的头几天，我总觉得他心神不宁，但又问不出什么。
他只说：“没事，你别操心。”他出事之前的那天晚上，还跟我说：“玉梅，等我回来，给你扯块新布料，做身衣裳。”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摩托车在离村口一里地的岔路上，被一辆拉石子的卡车给撞了。
司机跑了，到现在也没抓到。
交警说那条路没有监控，天又黑，什么都看不见。
他们说那就是一场意外。
我一直以为那就是一场意外，直到看见那张存折。
曾志刚告诉我的那张存折，上面写着我丈夫的名字。存折上的取款记录，是在我丈夫出车祸前一周，分三次取出了四十二万。
我又翻出那张存折壳子，对着灯光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壳子内侧有一道压痕，像是放过一张折起来的小纸条。
我拿手去摸，摸到一处硬物。
我把壳子拆开，从夹层里掉出一张窄窄的纸条。
上面写着一行字，是我丈夫的笔迹。
歪歪扭扭，显然是临死前匆忙写下的：“刘家坳，30号。菜园，粪坑，底下。”
纸条上的字迹，已经有六年的时光了。我把纸条攥在手心里，指尖微微发抖。原来他早就把答案留好了，只是我从来不知道罢了。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了派出所。
我问了一下，查案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曾志刚车上带了其他的包。
接电话的民警说，当时只登记了一个黑包，里面是现金，没有其他物品。
我挂了电话，站在铺子门口，朝周士富的杂货店看了一眼。
他正在门口摆摊，看见我，远远地喊了一声：“徐姐，今儿天好，把被子拿出来晒晒。”
我应了一声：“是，天好。”
我的目光从他的身上移开，落在铺子旁边的角落里。那里长着一棵老槐树，树根裸露在地面，盘根错节。
周士福的杂货店，跟那棵老槐树，已经在这儿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第三天傍晚，曾志刚又来了。这回就他一个人。
他在门口站了半天，也没说话，也没进来。
我在铺子里做活，透过窗户看见他的影子，一直没抬头。
过了好一阵，他终于推门进来了。
他站在门口，低头看着地上，像是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我说：“坐吧。”
他坐下了，坐在我缝纫机对面的一个小马扎上。
他没有抬头，只是盯着地上。
铺子里很安静，只有缝纫机咔嗒咔嗒的声音。
窗外有风吹进来，把门口挂着的布帘子掀起来又落下，掀起又落下。
过了好一阵，他开口了：“大姐。”
我说：“嗯。”
他说：“对不起。”
我说：“就这个？”
他抬起头，看着我：“我想把那个包再看一眼。”
我说：“在床底下，你自己拿。”
他起身，走到床前蹲下去，把包拖出来。
他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最后摸到暗格的位置，手指在里面仔仔细细地摸索了一遍。
他愣了很久，又把包翻过来，看着那道被割开又缝上的口子。
他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有种复杂到我读不懂的情绪：“是你缝的？”
我说：“不是。”
他的脸沉了一下。
“那道口子，”我说，“在我捡到之前就有了。”
他像是被人狠狠抽了一下，整个人僵在那里，手紧紧攥着包带子。
我停下缝纫机，看着着他：“那天你来的时候，说存折在包里被人拿走了，你是怎么知道存折在包里的？”
他沉默了很久，嘴唇微微动了动。
“我缝的。”他说，“那道口子原先是我缝的。存折放在暗格里，为了防止掉出来，我特意把暗格口子缝上了。派出所给我包的时候，我摸到那道线还在，以为东西还在，就没拆开看。谁知道……”他的声音低下去，“被人调包了。”
他说他丢失的那个存折，是他一个已故的朋友给他留下来的。说完这句话后，他顿住了，没有再继续往下说。
我没有追问。我看着他捏着那个包的样子，像是捏着一个故人的骨灰盒。我说：“存折还在。”
他猛的抬起头，瞳孔骤然放大。
我说：“我找到它了。”
“在哪里？”
“在隔壁。”
他愣住了：“隔壁？谁的隔壁？”
我说：“周士福，开杂货店的。”
他猛地站起来，五官像是挤在了一起，脸上变色了。他呼哧呼哧喘了几口气，攥着拳头就要往外冲。我一把拽住他的胳膊：“你干什么去！”
“我去找那个狗娘养的！”
“你站住！”
我死死拽住他，声音也跟着拔高了几分：“你去了能怎么样？你打他一顿？他把存折交出来？他不承认呢？你带了那十几个人来，村里谁不知道你的事？你现在去，就是打草惊蛇！”
他喘着粗气，站了一会儿，肩膀渐渐垮了下来。
他转过身来，靠着墙，缓缓地滑下去，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
我看不光他的表情，但能看见他的肩膀在微微颤抖。
过了好一会儿，他哑看嗓子说了一句：“那个存折，是我朋友用命换来的。”
我没有问他那个朋友是谁，也没有问存折里到底有什么。我只是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你说的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我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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