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
如果说，身为皇帝的曹丕，因为皇位来的容易，和施政成绩上的短缺，使得他被“高估”了；那么反过来，身为诗人和文学家的曹丕，则是被“低估”的。
首先，不要说是“三曹”这个小群体，就是在当时的文人中，曹丕也堪称一流的文学理论家。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写了一篇文章，叫《典论·论文》。
这篇文章有多重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它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文学专论。在漫长的汉代，文学长期依附于经学，诗赋不过是六艺的附属品，写文章更多是一种政治功能，而不是一种独立的精神活动；而曹丕的《典论·论文》，彻底打破了这个价值判断。
《典论·论文》的核心，可以归纳为三个互相关联的论断。
第一个，是对文坛痼疾的清醒诊断。文章开篇第一句，曹丕就亮出了他的锐利："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他以班固和傅毅为例，指出文人总是"善于自见"，总是拿自己的长处去比别人的短处，所以才会彼此轻视。
这个判断，既是一种自我反省，也是他展开批评的前提——正因为文人都有这个毛病，才需要有人站出来，理性而系统地评价当代文学。
第二个论断，是文学理论史上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文以气为主。
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独特的气质禀赋，是个体生命内在的精神能量。曹丕的意思是：同样的技巧，同样的格律，写出来的文章却可以高下悬殊，原因就在于每个作家的“气”不同。曹丕提出了自己的创见：文学不是技术，而是生命表达；好的文章，背后站着一个独特的人。
第三个论断，则是整篇文章最具革命性的宣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在这里做了一个大胆的置换：他把杰出的文学创作，价值直接提升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提出：人的功名利禄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消散，唯有文章，可以超越时间，永垂不朽。
所以说，在文学理论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摆脱了自己政治家压抑身份和谨慎言行，富于浪漫文学气息，胆大到恣意的才子曹丕。
如果说《典论·论文》确立了曹丕作为理论家的地位，那么他的两首名作《燕歌行》系列，则让他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开创者。
《燕歌行.其一》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存第一首完整的文人七言诗，整首诗一韵到底，秋风、草木、燕归、明月等意象接连上场，情感节节推进，最终，在“星汉西流夜未央”这样的宏大意境里，诗人曹丕把那种无尽的等待与孤寂，铺陈到了极限；所以，这首作品，被清代著名学者，文学鉴赏大家王夫之称颂为“古今无两”。
从风格上看，曹丕的诗歌与父亲曹操有着明显的差异。对此，清代诗人沈德潜有一个经典的概括：翻译过来就是，曹操的诗，苍劲悲壮，气吞山河，是汉代大赋传统的延续；而曹丕和他之后，诗歌的气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宏阔转向细腻，从言志转向抒情，从粗犷转向含蓄，从集体的慷慨豪情转向个人内心的幽微感伤。这是中国抒情诗传统真正意义上的奠基时刻。
不仅如此，曹丕对当时文学更深远的影响，不仅来自于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创作，更来自于他作为一个组织者和凝聚者的角色。
建安九年，也就是公元204年，曹操攻克邺城之后，这座河北重镇，就成为北方政治与文化的新中心。
陈琳
王粲、刘桢、陈琳、阮瑀等当时才华一流的文人，都陆陆续续聚集到了邺城，形成了汉末魏晋时代知名的邺下文人集团；而从公元211年开始，留守邺城的曹丕，以五官中郎将的身份，成为了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曹丕首先频繁组织宴游聚会，以诗歌唱和，形成了一种自由而活跃的文学生态。
其次，曹丕还对邺下文人集团，进行了理论上的引领。 前面提到，《典论·论文》里那句"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于邺下文人而言，具有特殊的心理意义：他们在政治上多半没有实质性的权力，但曹丕用这句话告诉他们：你们的文章，本身就是不朽的事业。这种来自曹魏统治集团核心的精神背书，给了邺下文人安抚与激励的力量。
最后，曹丕身为邺下文学集团的核心，还肩负起了文献的整理与保存重任。
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多名邺下文人集团核心成员不幸病逝，比如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在那之后，曹丕强压悲痛，着手整理和编纂了这些逝者的文集。如果没有曹丕的这项工作，建安文学的很多作品恐怕早已湮没无存。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只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更是这个时代的守护者与记录者。
严格来说，文学家曹丕，和政治家曹丕，是两个人；历代对于曹丕的评价，始终处于两种评价的夹缝之间。
首先，他被尊为“魏文帝”, 这个评价，横跨在两个维度之间：一半是讽刺，一半是实至名归。为什么呢，这个“文”字，如果指帝王本人的学问渊博，那曹丕是完全胜任的；但如果是指皇帝的治国安邦才华和道德自律，那么曹丕就有点难堪了，在政治上，他没有父亲曹操的雄才大略；而在道德上，他因苛待曹魏血亲，逼汉禅位，在后世的论争中，反复被审判。
不过，抛开外在的政治成就与功业，曹丕反而是一个性格浪漫细腻的文学家，只不过这一面被他的身份所长期限制压抑，我不禁想，如果曹丕能有机会和勇气，放弃这个他自己并不擅长的政治家和皇帝身份，专职做一个文学家集团的领袖和写作者，是不是一种更好、更纯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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