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安徽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刻回应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理论。中国人文经济学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赋予经济发展深厚的人文价值，注重人文与经济的相互激荡、彼此生发，在价值取向的内涵和外延上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丰富和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探索出一条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模式。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实现对“资本本位”的超越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立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根本立场，充分体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奋斗目标、路径选择、主题主线等各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中国人文经济学是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经济学，其理论缘起与实践主题均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密切相关。它随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兴，以加速现代化进程、推动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主要包含以下三个层面的深刻意蕴：
一是坚持以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根本逻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遵循和运用，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目的、发展手段和发展成果分享的高度统一。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中国人文经济学既要在宏观上深化对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战略、整体经济运行、社会收入分配、改善民生、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又要在中观上深化对行业、产业、区域、群体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还要在微观上深化对企业、个人发展的研究，从而形成宏观人文经济学、中观人文经济学、微观人文经济学三大体系。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中观、微观层面，中国人文经济学研究都要围绕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条逻辑主线而展开，围绕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而深化。这从根本上超越了以资本为中心、以资本逻辑为根本逻辑的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现代化模式。
二是将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精神文化需求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构建和谐社会，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这表明，中国人文经济学的出发点，不是抽象的“理性经济人”，而是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现实的人。人文经济学明确人是历史的产物、是文化的产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有着不断增长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劳动者被异化为生产体系中的附属物，避免了劳动者成为资本的工具。同时，人文经济学认为，文化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厚底蕴和“催化剂”，以文化人、以文化物、以文化世，不仅实现自身繁荣，也带动经济、社会等整体繁荣，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和期盼。这标志着经济学从“物的逻辑”回归“人的逻辑”，将带来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即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框架：把经济发展置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精神文化需求、生态环境保护的大系统中展开研究。这意味着，在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经济活动不再以资本积累为目的，而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资源配置也不再单纯服从于经济增长，而是要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的发展、精神文化需求、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并进。
三是立足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实际，深入研究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任务与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以人口的高质量发展不断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同时，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地方资源禀赋差异显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城乡差距较大，推动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其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这也对中国人文经济学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研究课题。中国人文经济学需重点关注区域发展平衡、城乡统筹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紧密结合、群体利益协调与公共资源均衡、生活品质提升与个体发展等议题，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提出研究课题，在深化研究中拓展理论视野和深度，为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提供科学指引。
坚持共同富裕方向，
实现对“贫富悬殊”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共同富裕的价值取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充分体现，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和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正确把握，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规律的深化运用。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这有力证明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中国式现代化都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的超越，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意味着中国人文经济学要正确把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扎实推进和分阶段迈进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
正确把握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高质量发展是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集中体现。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是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正确把握。西方现代化不能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一方面，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固有矛盾，导致其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效率提升面临瓶颈；另一方面，其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在于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必然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富差距悬殊。正因为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对公平和效率的研究必然是二分式的，认为提高效率需要牺牲或部分牺牲公平，提升公平需要牺牲或部分牺牲效率。西方国家的政党往往出于竞选和执政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不断进行摇摆权衡，导致社会矛盾加剧。中国人文经济学认为公平和效率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效率是公平的基础，公平是效率的前提，二者协调统一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要求，也是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而把这一理论逻辑转化为现代化发展实践的制度保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有利于促进公平、有效防止两极分化，又使生产关系更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利于增强经济动力、提高经济效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效率和公平的相互促进。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下，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关键，在于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上，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对此，中国人文经济学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更优实现形式；健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协同机制，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动态调整民生指标和标准体系；深化对劳动、资本、土地、资源、数据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研究，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深化对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研究，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深化对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研究，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深化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影响公平和效率的研究，探索在“三新”组织中怎样实现公平和效率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正确把握扎实推进和分阶段迈进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是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的关系，实现扎实推进和分阶段迈进的有机统一。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在实践上取得巨大成效，而且形成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制度安排、政策举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具备了良好基础。同时要看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是一项必须分阶段推进的长期任务。为此，我们党明确了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十四五”规划、“十五五”规划都根据阶段性安排，对推进共同富裕提出明确目标要求。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以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意味着需要正确把握先富与后富、扎实推进和分阶段迈进的关系，深入研究不同阶段推动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实践路径，深入研究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有机衔接，深入研究有利于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文化、激励措施和可行方案。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实现对“精神贫乏”的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无论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还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都要求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取向，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放眼世界，物质的丰裕并不必然带来精神的富足和人的全面发展，已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国家仍深陷物质主义膨胀、精神贫乏等困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大行其道，导致社会信仰缺失、物欲横流。西方经济学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剥离了人的文化属性，文化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要么被彻底忽略，要么只是以狭窄的视角、在浅层次上用某种文化现象解释经济增长的原因。这种理念与研究方法的根本误区，使其难以对经济发展实践形成正确指导。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文经济现象进行了深邃思考，对经济和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在《之江新语》中指出：“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融合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这些重要论述，为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价值取向，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
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同时，文化既是一定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又显著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经济和文化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比如，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不仅能够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不怕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也能够培育团结协同、创新进取的品质，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磅礴力量。经济和文化发展不相适应，就会阻碍经济发展。比如，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退化、信仰缺失、消费模式异化、创新乏力和社会信任缺失等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不良影响，致使精神危机与经济危机互为因果、相互交织。
经济和文化的交融互动、密不可分，还因为人既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又是社会文化的载体与传承者。作为经济存在与文化存在的统一体，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人的实践活动必然赋予经济活动以文化烙印，使经济与文化密不可分。
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意味着要深化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正确把握二者之间的互动规律，推动经济为人文发展提供广阔舞台、搭建物质载体、奠定雄厚基础，推动人文为经济发展注入灵魂、厚植底蕴，促进经济和文化更好融合发展。一方面，深化对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认识和研究。这是实现经济和文化融合互促的基础。文化经济化利用商品化、产业化、信息化等方式将文化从抽象形态转化为物质生活中的具象表达，能够更加润物细无声地“飞入寻常百姓家”。经济文化化赋予经济发展深厚的人文价值，既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方向，又不断提升物质产品生产的文化含量与附加值。另一方面，聚焦“人”的塑造、提升与发展。这是实现经济和文化融合互促的关键。文化深刻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活动，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塑造人、提升人、发展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为此，人文经济学要坚持“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围绕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社会文化、地域文化、商业文化、企业文化等深化研究，以文化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人文之光在新时代焕发更大光彩。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现对“生态危机”的超越
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科学论断，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指引中国式现代化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对西方现代化“生态危机”的超越。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研究范式上实现了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的重塑。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秉持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生态价值观，自然资源成为人类无限索取的对象，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着未来。近几十年来，西方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反思，形成了追求生态至上而“去发展”“去增长”的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然而，这一价值观因为忽视人的发展，其进步意义和实践价值都十分有限。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没有跳出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二元划分、相互对立的思维定势，因而也都不能正确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从世界现代化历程看，发达国家普遍采用“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在发展后期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同时将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而言，这一做法虽然改善本国生态环境，但其生产生活方式仍然依赖于对环境和资源的高度消耗。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循着西方国家传统工业化的老路大量发展“三高”产业，使自身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
中国人文经济学把人和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深入把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人文经济学视域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绿水青山”是生态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内在统一体，生态环境保护是经济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要通过制度创新、科技赋能、产业升级系统联动，实现生态增值、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这就从根本逻辑和实践探索上，避免了西方现代化必然导致的生态危机。为此，中国人文经济学高度关注建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高度重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和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着眼于推动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推动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提供绿色动力。着眼于破除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探索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着眼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实现对“霸权掠夺”的超越
现代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普惠包容的方向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学理支撑。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但通向和平的道路并不平坦。历史上，西方现代化的血腥掠夺给亚洲、非洲、美洲人民造成深重苦难。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世界正站在新的十字路口，面临必须慎重抉择的问题：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是团结合作、互利共赢，还是重回霸权主义、丛林法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开放包容，还是走向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如果还是用西方现代化“霸权掠夺”的思维来回答，将把人类拖向苦难的深渊。
在人类前途命运面临重大抉择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对西方现代化“霸权掠夺”的超越，是对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赋予当下世界经济发展以鲜明的人文含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观，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引。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四大全球倡议通过深厚的人文关怀、平等包容的价值取向和普惠共赢的实践路径，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的维度，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些促进和平发展、造福世界人民的全球公共产品，都包含着让发展更多关乎人文、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生活的价值内核。中国人文经济学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价值取向，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致力于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合作共赢，既关注中国发展，也观照世界和平，既推动经贸合作，也促进人文交流，构建起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良性互动的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将助力破解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难题。
在开放发展维度，中国人文经济学要深刻诠释什么是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聚焦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优化区域开放布局等的研究，为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打造样板，为各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提供借鉴。
在互利共赢维度，中国人文经济学要深化对互利共赢的理念和实践研究，为完善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探索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经济理论和实践、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推动国际经济和文化交流、推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改革等提供学理支撑。同时，还要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互动中提炼和研究人类面临的共同发展问题。
在内外联动维度，中国人文经济学要聚焦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研究，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促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深化对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研究，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深化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研究，维护好开放条件下的经济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通过内外联动，向世界传递中国信心，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人文经济学是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人文经济发展的深化和展开，集中体现了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百余年奋斗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济理论和实践结晶，集中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经济发展实践的创新性探索，蕴含着深刻的方法论，在破解一系列现代化发展难题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批判超越。中国人文经济学牢牢扎根中国大地，必将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而蓬勃发展，随着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实践而不断得到检验，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助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雄厚物质基础和磅礴精神动力，在人类现代化发展史和学术思想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者系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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