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又要到了。对于日本而言，这一天永远绕不开两个关键词：“终战”和“靖国神社”。今年是日本战败81周年。高市早苗会不会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依然是外界关注的焦点。就在8月7日，日本官房长官木原稔面对相关问题时表示，是否参拜由高市首相本人“适切判断”，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高市早苗
但如果只盯着高市去不去靖国神社，其实很容易忽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今天的日本，为什么越来越少使用“战败”这个词，而越来越习惯使用“终战”？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词语变化。从“败战”到“终战”，实际上是日本战后历史记忆的一次深刻重构。它改变的不只是政府的表述，也影响着学校教育、社会舆论乃至新一代日本人的战争观。
从“败战”到“终战”：日本用了几十年重新定义8月15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民众第一次直接听到天皇的声音。在最初的日本社会，“败战”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词。日本确实战败了。东京遭到空袭，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日本本土经济濒临崩溃，数百万军民死伤，日本帝国瓦解。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接受盟军占领。因此，从历史事实看，“败战”并没有任何问题。
玉音放送
但问题在于，“败战”意味着责任、失败和国家选择的破产，而“终战”意味着战争结束。二者看似只有两个字的差别，背后的叙事方向却完全不同。“败战”强调的是：日本为什么会走向战争、谁发动了战争、为什么失败。“终战”强调的则是：战争终于结束，日本从战争中走出来了。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历史记忆转换。
战后初期，在盟军占领、东京审判以及新宪法建立的背景下，日本实际上接受了一套新的国家框架——军国主义体制被拆解，战争责任受到追究，日本国宪法确立和平主义原则，日本从帝国转变为战后国家。但随着时间推移，日本社会开始越来越倾向于把1945年8月15日理解成一个“和平重新开始的日子”。
核爆画面
1963年，日本政府开始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式；1982年，日本内阁正式决定将每年8月15日定为“战殁者を追悼し平和を祈念する日”，即“追悼战殁者、祈愿和平的日子”。这一变化非常关键。因为从此以后，日本国家层面的8月15日，不再主要是一场“战败纪念”，而逐渐成为一场“追悼死者、祈愿和平”的国家仪式。
1963年活动现场
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1957年，日本制定《归国者给付金等支付法》，开始将8月15日作为认定“终战”的时间基准；1967年，日本又通过相关特别补助法律，直接将8月15日表述为“终战日”。这意味着，“终战”这一称谓已经不再只是媒体报道和社会舆论中的惯用说法，而是逐步进入日本的正式法律文本和具体制度安排。
与此同时，“终战”的概念也逐渐通过学校教育得到固化。在小学、初中历史教材中，8月15日普遍被作为“终战日”加以介绍和记忆；高中历史教材则更加注重区分两个时间节点，即8月15日是日本通过天皇广播向国民宣布接受投降条件、战争即将结束的日子，9月2日则是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日子。换言之，日本教育体系并非完全淡化或抹去9月2日这一正式投降节点，而是在保留战争结束过程完整史实的同时，通过教育和社会记忆不断强化“8月15日＝终战日”的认知，使其逐渐成为日本社会普遍接受的历史记忆符号。
历史教科书
于是，日本战后的历史记忆逐渐形成了一种特殊结构：日本人当然记得战争的悲惨，但越来越多时候，首先记得的是东京大空袭、广岛长崎、冲绳战役、家庭离散以及普通民众的苦难。而日本作为战争发动者、殖民者和侵略者的一面，则在不同政治和社会语境下被不断重新解释。
“终战”如何塑造新一代日本人的战争观？
真正深刻的变化，并不发生在政府文件里，而发生在一代又一代日本人的记忆结构中。
第一代，是亲历战争的一代。他们经历了战争、饥饿、空袭、死亡和战败，因此对“败战”具有非常具体的身体记忆。第二代，则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没有经历战争，却经历了战后经济恢复、日本重新崛起。因此，在他们的记忆里，1945年更多成为一个“战争结束、和平开始”的历史分界线。
东京晴空塔
到了今天的年轻人，情况更加不同。他们面对的已经不是“战争记忆”，而是“战争历史”。2025年NHK一项有关战后80年的调查显示，日本18岁以上受访者中，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已经只剩约6%；在没有战争经历的人当中，相当比例的人认为战争历史并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
这意味着一个重要变化：日本社会对于战争的记忆正在从“亲历记忆”转变为“制度化记忆”。而制度化记忆是可以被选择、组织和重新解释的。学校教材怎么写，政府怎么纪念，电视节目选择播放什么，政治家在8月15日说什么，靖国神社如何解释战争死者，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年轻一代理解战争的框架。
靖国神社
因此，“终战”叙事真正产生的影响，并不是让日本年轻人“忘记战争”，而是让他们更加容易形成一种相对抽象的战争观：战争是一个已经结束的悲剧，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战后建立了和平社会，而今天日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
它存在的严重问题是——如果“和平国家”的身份越来越突出，而“战争责任”的记忆越来越遥远，那么日本人对于“日本为什么发动战争”的认识就可能逐渐弱化。日本防卫研究机构早期对日本历史认识的研究也曾指出，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具有明显复杂性，其中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受害者意识往往强于加害者意识。一旦战争只剩下“悲惨”和“牺牲”，而缺少“谁发动、为什么发动、对谁造成伤害”这些问题，那么历史记忆就可能从政治责任转向民族悲情。
日本内部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终战史观”
当然，日本社会并不是铁板一块。恰恰相反，围绕“终战”与“败战”、战争责任以及历史教育，日本内部一直存在着长期而复杂的争论。
大致可以看到三种力量。第一种，是强调战争责任与加害历史的立场。这一立场认为，8月15日不能只是悼念日本人的死亡，更必须追问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日本历史学界、教育界长期存在这样的传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
从1960年代开始，家永三郎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审定制度与历史叙述展开长期诉讼。这场持续数十年的诉讼，把“国家应该如何书写战争历史”从学术问题变成了宪法、教育和言论自由问题。日本文部科学省也将其视为战后教科书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家永三郎
第二种，是强调战后和平与普通日本人受害经历的立场。这类观点未必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但更加关注普通日本人的战争苦难，强调“不能让战争再次发生”。它实际上构成了日本战后和平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第三种，则是近年来更加值得关注的保守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力量。这一力量认为，战后日本长期受到东京审判史观和战胜国叙事束缚，应当重新评价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并恢复日本的国家自豪感。在这一逻辑下，“败战”这个词本身就容易带有一种“战胜国规定的历史评价”，而“终战”则更容易成为一种自主的国家记忆。
东京审判
因此，今天日本政治中的历史认识之争，表面上是要不要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争论的是：日本应该如何理解1945年？是把它看成日本军国主义和帝国扩张彻底失败的“败战”，还是看成日本结束战争、重新开始的“终战”？是首先强调日本对亚洲邻国造成的伤害，还是首先强调日本普通民众遭受的战争苦难？是把战后和平理解为对战争历史的反思结果，还是理解为日本重新获得国家正常化的起点？
这几种历史叙事，到今天仍然同时存在。1995年的村山谈话实际上代表了日本官方历史认识中“反省与道歉”的一个高点；2015年安倍谈话则试图在承认既有历史认识的同时，降低“未来世代持续道歉”的政治色彩。日本外务省目前仍将这些历次首相谈话作为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连续性依据。
历次8月15日的战争谈话
而高市早苗的政治立场，则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日本保守政治在这一问题上的另一种倾向。今年4月，高市面对靖国神社问题时表示，她认为对为国家献出生命的人表达敬意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把靖国参拜定位为私人行程，并没有公开说明具体安排。
所以，今年8月15日高市到底去不去靖国，当然值得关注。但从更长的历史周期来看，这甚至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正在形成什么样的“战后记忆”？因为靖国神社可以一年参拜一次，首相可以换人，政治口号也可以改变。但一代人的历史观一旦形成，影响的却可能是几十年。从“败战”到“终战”，日本花了几十年完成了一次国家记忆的重新组织。
它没有简单抹去战争，也没有完全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而是通过语言、仪式、教育、政治和社会记忆，把1945年重新放进了一个新的框架：战争结束了，日本成为和平国家，8月15日成为追悼死者和祈愿和平的日子。这套叙事解释了战后日本和平主义的重要来源，也埋藏着日本历史认识问题长期反复的根源。这或许才是值得长期观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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