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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突破技术决定论与文化帝国主义的传统阐释困境，本文提出“差序性转译”分析框架，将研究焦点转向跨文化传播中动态的、策略性的互动过程。本研究以墨海书馆为个案，通过批判性整合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差序格局”概念，揭示近代中西知识流通中的非对称传播网络由权力、技术与空间三重差序耦合形塑：权力差序通过规则制定与合法性争夺，奠定了网络非对称性的政治基础；技术差序通过物质效能的转化，构筑了网络扩张的结构性霸权；空间差序则通过低位行动者的关系网络与转译实践，实现了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场域的重构。研究表明，这三重差序并非孤立，而是在转译实践中交织共构，共同驱动了传播网络的动态生成。本研究最终为解读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性生成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作者简介
程丽红，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王露璐（通讯作者），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作者简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新闻传播史料整理与史料学建构”（项目编号：19ZDA33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呈现出一幅在非对称权力结构中知识相遇、协商与转化的复杂图景。形成于上海开埠初期的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以其在跨文化传播网络中独特的转译实践与知识生产活动，为考察非对称权力结构下的传播机制提供了关键的历史个案。
然而，学界对墨海书馆的历史阐释长期受困于两种刻板叙事：其一可称为“技术决定论”注叙事，将其奉为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登陆的“第一块里程碑”，从而将复杂的知识迁移简化为工具的线性传播；其二可称为“文化帝国主义”注叙事，将其斥为殖民知识扩张的“文化桥头堡”，把其运作化约为权力的单向灌输。这两种叙事看似对立，实则共享同一本质缺陷：它们均遮蔽了跨文化接触地带中充满协商、抵抗与创造性转化的动态过程，难以充分解释知识网络的具体生成机制。
此种理论困境迫切要求我们寻找能够精准捕捉权力不均等条件下知识网络如何具体生成的新分析工具。为此，本文试图超越上述二元对立，提出“差序性转译”这一核心分析框架。该框架旨在揭示墨海书馆所促成的知识流通是一个始终为权力、技术与空间三重差序所形塑的非对称过程。
通过这一视角，本文力图对墨海书馆进行一场去中心化的重审，将其从一个静态的“机构”还原为一个动态的“网络化过程”。下文首先批判性整合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与“差序格局”概念，系统阐述“差序性转译”框架的操作路径；继而依次剖析“权力差序”如何奠定网络的非对称规则基础，“技术差序”如何提供网络的效能霸权，以及“空间差序”下的低位行动者如何重构传播的社会场域；最终揭示这一框架如何为我们理解近代跨文化传播的非对称生成提供新的理论路径与历史叙事。
一
差序性转译：殖民语境下
传播网络分析的新路径
为实现上述研究目标，本文批判性地借鉴并整合了两大理论资源：行动者网络理论与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行动者网络理论为我们打破墨海书馆的静态叙事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发注。其革命性在于，要求研究者摒弃将“社会”或“技术”作为先验解释项的做法，转而追踪行动者（actants）如何通过“转译”（translation）过程动态地建立联结。在此，“转译”远不止于语言转换，它是一个核心的社会学概念，指异质行动者通过协商、利益赋予、问题化等方式，彼此互动、调整，最终形成一个暂时稳定的联盟或网络的关键过程。
然而，经典行动者网络理论所坚持的“对称性原则”及其关于转译过程的“平等协商”假设，在墨海书馆所处的殖民权力结构中遭遇了深刻的解释困境。它难以充分解释殖民特权、文化资本与技术资源在特定历史时空中被赋予的不同权重如何中介并重塑了转译的过程。
为此，本文引入社会学家费孝通（2012）的“差序格局”理论注，对ANT进行必要的语境化改造。将源自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概念移植于殖民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分析，这并非简单套用，而是一种基于理论共鸣的批判性拓展与转化。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旨在描述以“己”为中心、依血缘与地缘之亲疏远近推演而成的社会关系结构，其核心在于关系的不对称性与中心性。本文借用此概念，意在捕捉墨海书馆知识网络中那种结构性、层级化的权力与资源分配态势，而非其具体的伦理内涵。在本文的框架中，“差序”之“差”意指行动者因殖民特权、文化资本、技术资源占有不同而处的等级性位置差异；“序”则指行动者依据这种位置差异进行互动、结盟与资源动员时所遵循的差等性次序与规则。
这一转化并非对原概念的背离，而是对社会关系非对称性组织逻辑的延伸与激活，使其能够有效解析跨文化接触地带中那种既非完全平等又非单向压制的复杂互动形态。正是通过这种转化，“差序格局”得以与ANT的“转译”概念进行创造性对接，前者提供了结构性的权力视角，后者提供了能动的过程性视角，二者结合，共同构成了“差序性转译”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石。
基于上述理论调适，本文构建的“差序性转译”操作框架包含以下三个相互交织的分析维度。
权力差序：聚焦行动者如何通过转译策略，争夺知识生产网络的规则制定权与根本合法性，其核心在于奠定“网络何以非对称”的权力基础。
技术差序：聚焦物质技术如何被征召入网络，并将其效能优势转译为一种排他性的知识生产霸权与网络中心性，其核心在于提供“网络何以扩张”的效能。
空间差序：追踪低位行动者如何利用亲疏远近的差序关系网络进行策略性结盟与转译，从而将高位者规划的物理与制度空间，动态地构建为一个以关系亲疏为结构、以文化资本流通与转化为核心的差序化社会场域，其核心在于实现“网络何以成型”的社会场域塑造。
该框架的操作化应用可归结为三个步骤：首先，识别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及其在规则、效能与关系三个维度上的初始差序位置；其次，追踪其如何通过问题化、利益赋予、征召与动员等转译步骤进行互动；最后，分析这些转译实践如何分别重塑了权力的规则秩序、技术的效能秩序，并重构了社会关系的空间化形态。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提出的“权力——技术——空间”三维分析框架，并非先验的理论推演，而是源于对墨海书馆这一历史个案在跨文化传播网络形成过程中关键异质行动者及其核心互动场域的洞察。在墨海书馆的跨文化网络中，有三类行动者及其互动构成了网络生成与演化的根本动力：首先是作为权力载体的传教士群体。他们的殖民背景与个人文化资本，共同塑造了网络中权力差序的初始结构，其互动核心是规则制定与合法性的争夺。其次是作为非人行动者的印刷机及相关技术物。它们的物质性效能直接决定了知识生产的规模与速度，是构成技术差序的基础，其互动核心是效能优势的转化与结构性霸权的确立。最后是在权力与技术交织的缝隙间进行实践的中西知识分子。他们利用既有关系网络，策略性地进行知识转译与传播，其互动核心是社会场域的塑造与传播路径的重构。
因此，权力、技术、空间这三个维度，恰恰对应了墨海书馆网络中三类最关键的行动者及其主导的三种核心互动逻辑，并从不同层面共同回答了“非对称传播网络何以生成”这一核心问题。
二
权力差序下的符号之争与网络生成
作为晚清中西交汇的重要知识场域，墨海书馆自建立伊始便处于非对称的权力关系中。1843年12月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辗转抵达上海。最初，他租赁了县城东郊一处房屋作为布道站。直至1844年雒魏琳（William Lockhart）到上海与麦都思汇合后，二人亦未立即选址购地以扩展业务规模。不过，在1845年接到伦敦布道会同意购置土地的同意函以前，他们已经购买（永久租用）土地注。这一看似矛盾的时间顺序，恰凸显出殖民扩张过程中“事实先行、制度追认”的权力运作特征。当时，晚清政府尚未成立专门的外交机构，省级及地方层面也没有类似对外事务局的职位和部门。换言之，当时外交事务的处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梁元生，1990/2003：40）。在此情形下，负责上海夷务的主要是上海道台宫慕久。1845年出台的《上海土地章程》，正是宫慕久与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协商制定的关于外国人租用土地的法律规定（郑祖安，1993）。该章程于1845年12月底颁布。尽管1842年《南京条约》未明确准许传教士置产，但从其赶在1845年获得伦敦布道会正式授权和清政府相关条款落地前就已着手购地的行为时间节点推断，麦都思很可能试图通过《虎门条约》中“一体均沾”条款，间接援引1844年美、法条约关于“租地建屋”“租地建堂”的规定，从而将西方殖民特权转化为在地行动的合法性依据。麦都思此举实则是在构建一种基于条约解释权的“法理差序”：他将自身置于最靠近“西方殖民特权”这一法理源泉的核心位置，通过差序化的解读，将在条约解释与执行中权责不清、处于被动应对地位的中国地方官员置于这一差序格局的外围，使其在法理上处于被动应对的劣势地位。这不仅是一次权力的行使，更是一次差序格局的主动建构。麦都思通过问题化，将“建立传教据点的需求”定义为“一个需要利用条约法律漏洞来解决的土地问题”。借此，他成功地把自身的土地诉求嵌入上海地方官员权责边界模糊的治理处境之中，从而将其征召为行为的盟友，动员了土地资源，完成了这一次关键的“空间转译”。这一空间争夺事件提示权力差序并非抽象存在，而是植根于条约特权所构筑的政治法律现实之中。空间的殖民化预先为文化交锋划定了一个权力倾斜的物理与符号场域，这套“权力差序”的格局初现于土地购置事件：它不仅在西方内部排定次序，更在根本上建构了殖民特权凌驾于中国地方权威之上的非对称关系。然而从1845年起，伦敦布道会的布道站就不再是上海唯一的基督教代表了，到1847年底，上海共有五个传教会设立布道站注（苏精，2018：160）。由条约特权所确立的差序性优势，很快从地理空间延伸至符号生产领域，其核心体现便是对《圣经》翻译权的争夺。
鸦片战争结束后，1843年，新教传教士在香港召开会议，围绕《圣经》翻译展开讨论，旨在推动更为完善的《圣经》中文译本的诞生（苏精，2018：156）。参会代表共十五人，以伦敦布道会人数最多（七人），其余来自美部会、美南浸信会等差会，包括麦都思、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理雅各（James Legge）等重要人物。伦敦布道会在人员比例上形成绝对高位优势，同时资历差异也更为明显。这十五位代表只有麦都思一人此前参与过《圣经》的修订，这使其自然成为会议的核心。在提及新约时，会议代表通过的决议，承认麦都思所主译的《新遗诏书》要优于之前的译本，并要以此译本为底本进行修订。而提及旧约时，会议代表则对之前的译本无一认可，要求重译，以与修订的新约译本相符（Medhurst，1843：551）。这份决议不仅明确了翻译的工作任务，同时也承认了麦都思在此委员会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其核心地位并非简单的票决结果，而是一种差序性权威的自然显现。这种权威源于一个以“对中文圣经事业的参与度与资历”为标尺的差序格局：麦都思作为最早期的参与者，其资本权重被默认为最高；而其他资历较浅或所属差会实力较弱的传教士则处于相对“疏远”的位置。对底本的选择，正是这一差序格局的体现，而非基于文本理性的民主评议。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合作中潜在的裂痕，尤其是“God”与“Spirit”的译名问题，会议并未回避，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可预测的风险进行了策略性处理。为了完成新约的翻译，在网络形成初期，行动者们将译名争议作为一个可预测问题进行了征召、动员。1843年香港会议就专名的翻译特地设立了专门委员会，几个主要担任翻译工作的教士各自负责相应的专名翻译。他们对于关键词则暂时采取搁置留白的处理方式（Medhurst，1843：552-553）。这表明，在网络形成的初期，行动者们通过“征召”与“动员”过程，成功将争议暂时搁置，保障了以麦都思为核心的翻译联盟的建立。行动者们对译名争议的策略性搁置，揭示了差序性网络的一种关键稳定机制：高位者通过默许低位者在次要问题上的有限自主性，来换取其对网络核心目标的认同与支持。这种“大问题集中，小问题放权”的模式，深刻体现了差序格局的运作智慧，它暂时绕开了可能导致网络破裂的绝对平等诉求，从而巩固了以麦都思为核心的差序结构。会议后，诸位主笔的传教士回到各自传教区域完成翻译工作。1847年6月麦都思在墨海书馆发起召集，对新约进行集中修订，直到1850年8月初新约的修订才得以完成（Bridgman，1850：554）。麦都思作为“调解者”在维系网络联结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正是在他组织修订下，新约的联合翻译工作才最终得以完成。
网络的暂时稳定有赖于权力差序与转译能力的匹配，而此种平衡一旦被打破，裂痕便难以弥合。当1849年新约即将修订完成、旧约翻译委员会诞生时，原有的差序格局遭到了制度性的挑战。新委员会的组成与表决规则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和1843年会议不同，此次组成的旧约委员会规定，各地区无论人数多寡，均只有一票表决权。同时，为了提高翻译效率，委员会还选派出专门的教士进行集中翻译。成员包括来自广州的裨治文，香港的理雅各、韩文山（Theodore Hamberg），厦门的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福州的认信（Stephen Johnson）和怀特（Mose Clark White），宁波的克陛存（Michael Simpson Culberston），以及上海的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麦都思、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和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刘立壹，2013：141）。新委员会的“一地区一票”规则，是一次试图用形式平等的制度性逻辑，强行替代并压平基于个人能力、资历和文化资本自然形成的差序性关系逻辑的尝试。这不仅边缘化了麦都思个人，更否定了差序格局本身作为一种有效秩序的组织原则，因此麦都思宣布退出绝非意气用事，而是对自身在差序格局中所累积的资本价值被制度性否定的必然反应。此后另一方重提译名之争，恰是因为在失去了差序格局中的实质性高位后，只能试图在话语层面争夺另一种形式的“差序性权威”。正是这一权力平衡的逆转，使得本可协商的“译名之争”性质发生根本转变，从技术性问题激化为争夺控制权的话语工具。
当麦都思意识到无法再通过旧有差序掌控主导权时，合作对其便失去了意义。1851年4月的《中国从报》上登载了关于伦敦布道会上海布道站退出旧约翻译代表委员会的决议（Miline，1851：222）。这绝非一次单纯的神学分歧，而是高位行动者为应对权力差序被颠覆所采取的策略性退出。此后，旧约委员会在失去核心生产力的情况下，重提译名问题并进行公开争辩，实则是试图在话语层面争夺某种形式上的权威，以弥补其实际翻译能力与权威性的不足。纵观合作从达成到破裂的全过程，“译名之争”仅是表象，其本质是英美传教士对《圣经》翻译控制权的争夺。网络的稳定依赖于权力差序与转译能力的匹配，而一旦形式规则试图强行抹平这种差序，能力上的高位与规则上的低位之间的撕裂便会导致网络解体。最终，尽管裨治文和克陛存保留了委员会之名，但真正决定知识生产走向的，从来不是行动者的数量或口号，而是其所掌握的实质性文化资本与翻译能力。这场破裂深刻表明：从土地购置到译名搁置再到规则重构，在非对称的跨文化传播网络中，权力差序并非静态背景，而恰恰体现于持续不断的转译实践之中，并在此过程中被不断巩固、挑战与重构。纵观全过程，权力差序呈现出多层级运作的特质：它既奠基于殖民特权凌驾于中国地方权威的宏观秩序，也贯穿于传教士群体内部围绕文化资本与规则制定权的微观转译实践之中。它深刻地中介着合作的形式与知识的命运，成为理解墨海书馆乃至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关键维度。然而，权力差序下的符号之争的影响并未止步于传教士群体的内部裂变。当一场突如其来的农民运动介入后，争论的焦点迅速从教义阐释的权威，转向了知识生产的效能与规模，从而揭示了另一个关键维度——技术差序。
三
技术差序下的知识生产与网络发展
随着旧约翻译阵营的分道扬镳，麦都思将更多的精力放回墨海书馆，与王韬的合作也更加默契。正如他所预期的那样，旧约翻译于1853年完成，并于翌年刊行。1855年，委办本新旧约全本刊行（刘立壹，2013：146）。而裨治文和克陛存版新约译本于1859年发行，旧约部分于1862年在上海印行（刘立壹，2013：147）。当麦都思与王韬合译的《圣经》率先完成之际，一个特殊的行动者浮现在这张网络中，并以调解者的姿态改变了传教士内部的纷争局面，将墨海书馆与麦都思再次推到网络联结的中心位置。
1851年一场看似普通却影响巨大的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这场起义打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旗号以“诛灭清妖”为目标，声势浩荡。起义军建号“太平天国”。他们的口号与基督教义不谋而合，这让在华传教士们都为之一振。尽管英美传教士内部尚未就权力分配达成妥协，这一新兴历史力量的闯入，却骤然为原有的知识生产网络带来了转折性变数。
当太平天国运动的消息远播至英国，迅速激发了宗教界的关注。1853年9月大英圣经公会委员会把注意力再次转向中国空前绝后之运动，寄希望于圣经会在地广人稠之帝国广传，并决定依靠英国公众对此目标之同情，准备倾尽全力，不误片刻，印刷一百万本新约（Broomhall，1934：75-76）。于是，英国圣经公会发起了“百万新约送中国”（Million Testaments for China）运动。
英国平信徒的热情和捐款超乎想象的热烈，使这次运动共筹得52368英镑，足够供应英国圣经公会在中国未来20年的支出（Broomhall，1934：76）。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圣经公会成功完成了一次关键的“转译”：将“向中国传播福音”的宗教利益，转化为一个“迫切需要资金”的现实问题，从而有效地“征召”了英国公众的大规模捐款。
于麦都思而言，昔日将译经传遍中国的梦想，在这一新语境中迅速转化为实现“转译”的关键动力。问题进入最后阶段：如何动员生产能力，以最快速度完成海量印刷？当时中国的传统雕版印刷技术或由巴达维亚引入的手动印刷机，均无力应对这一巨大任务。唯一能够担此重任的，是1847年便已运抵墨海书馆、却长期作为西方技术象征陈列的滚筒印刷机。这台中国大陆近代最早的滚筒印刷机，因而迎来其历史角色的根本转变：从工业文明的静态展演，跃升为知识生产网络中能动的“行动者”，其机械效能直接决定了文本传播的速率与边界，从而深刻重塑了传播网络的权力格局。
滚筒印刷机非凡的效率在印制新约中得到完全释放，作为墨海书馆主任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曾经描述过印刷圣经时的繁忙景象：
我的全部时间都在墨海书馆中，除了进行中的几种书以外，我们正忙着印一版5000部的旧约全书，进行到《历代志》；5000部的大字本新约全书，进行到《约翰福音》；5000部的大字本官话口语新约全书，进行到《马太福音》；115000部的小字本新约全书，进行到《马可福音》。（苏精，2018：201)
从印刷麦都思修订后的新约开始，墨海书馆逐年进入生产高峰期，并在1855年10月到1856年9月这一年，印刷品总数多达3700余万页（苏精，2018：201）。而此时位于宁波的花华圣经书房1856年的年印制页数也只接近560万页（苏精，2018：380）。这近7倍的产量差距确立的是一种断崖式的技术差序，展现了工业机械生产力对传统印刷方式的碾压性优势，技术差序由此转化为无可争议的知识生产与传播霸权。其他竞争者事实上被“差序化”地排除在了核心生产网络之外，确立了一种基于技术垄断的结构性霸权。于此，技术的物质属性不再中立，其效能通过转译实践，直接定义了网络中行动者的中心与边缘位置。得益于工业印刷机器的速率，墨海书馆出版的委办本《圣经》快速生产和分发，一时间成为中国地区最流行的译本。直到1894年11月，为庆祝慈禧60岁生辰，在华新教29个宗派的超过一万名捐赠者共同集资1152.35美元，请美华书馆精心印制了一部银封《新约圣经》，进献给慈禧太后为万寿之礼（Richard，1895）。这部进献给慈禧的圣经内容仍然来自麦都思的委办本。
在这场由意外闯入的异质力量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驱动的转译进程中，太平天国运动与滚筒印刷机的相遇远非历史的偶然，而是差序性转译内在动力的深刻体现。太平天国以其“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口号与基督教义不谋而合，使其在1851年广西金田起义后迅速引起在华传教士的广泛关注。然而这一运动的本质并非寻求宗教皈依，却是试图从西方教义中汲取合法性资源以巩固政权。作为一种源自晚清社会内部的结构性抗争力量，它毫不关心“God”译名之争或经文的正统性，其异质性在于它既依附又背离传教士的网络目标，它需要基督教的外衣，却拒绝其内核。1861年12月31日发现这个问题的罗孝全在给美国南浸礼会差会部的信中直言：
他（洪秀全）要我到这里来，但是不要我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他是要我做他的官，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宁愿劝导他们去信奉摩门主义，或别种不基于《圣经》而出于魔鬼的什么主义。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是实在反对耶稣福音的，但是为了政策的缘故，他们给予了宽容。可是我相信，至少在南京城内，他们是企图阻止其实现的。……我也看出，我的传教事业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也不再期望能容许有别的传教士和我一起在这里进行主的工作。因此，我决计要离开他们了。（顾长声，1985：119)
这番话不仅揭露了太平天国的实质，更标志着一种传统传教策略在面对高度能动性异质行动者时的彻底失灵。罗孝全试图以归化这个意外行动者作为在华传教的突破口，然而他并没有找对联结这个节点的通路。
面对太平天国带来的复杂局面，在华传教士群体内部产生了分歧与多种问题化方式。并非麦都思个人拥有先见之明，而是一系列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互动与转译，共同将墨海书馆的工业印刷技术推向了前沿。麦都思一直按照原有宗教书刊的传播计划在墨海书馆进行技术建设。滚筒印刷机是麦氏为了在新约完成后大量生产而申请，因此早在出现拐点之前的1847年，这部大型的工业机器便以牛曳之，踏上了入华之途。同时，英国圣经公会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该会于1853年决议发起百万新约送中国运动，成功将对华传教的宗教热情转译为一场需要巨额资金和强大生产力的物质运动，从而征召了英国公众的捐款。这一决策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网络。
此时，麦都思早年对技术设备的布局与新网络路径产生了历史性契合。他个人或许预见大规模生产的必要性，但未必能预料到太平天国运动与英国圣经公会决策共同创造的这一特殊历史契机。借由偶然事件所创造出的巨大需求，机械活字印刷将欧洲大机器生产的产能优势充分发挥了出来。此时它不只是一种工具，它的物理特性直接倾向于工业化的知识生产，从而排挤了其他知识生产模式。大机器生产撼动了传统印刷技术所构建的物质基础，技术的中立滤镜已消失殆尽。在滚筒印刷机的加持下，麦都思的译本成为当时传播度最广的版本，同时墨海书馆也凭借技术连结再次成为知识生产网络的中心。
从权力博弈到技术竞争，差序性转译展现了其内在的流动性与动态性。“差序”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当一种差序格局陷入僵局时，外部冲击可能催生新的差序标准，从而重新洗牌行动者的关系网络。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英国圣经公会的资金动员与传教士群体的分化，共同促成了权力差序向技术差序的转轨。滚筒印刷机在此过程中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与这些异质行动者相互联结，通过其物质性优势重构了知识生产网络。墨海书馆的中心地位由此确立。这种由技术差序所巩固的物质性优势，在为《圣经》的大规模传播画上句号的同时，也恰恰为《六合丛谈》时期低位行动者进行文化资本的创造性转化与社会场域的重构，开启了新的序幕。
四
空间差序下低位行动者与
知识网络的跨地域重构
工业印刷机所确立的技术差序，为墨海书馆的跨文化传播构筑了强大的物质性前提。然而，要将此空间转化为能向中国社会深层渗透并重塑知识权力版图的文化网络，则有赖于一个充满策略性互动的动态社会过程。其关键机制清晰地体现在低位行动者围绕《六合丛谈》所展开的差序性转译实践之中。
西士伟烈亚力与滚筒印刷机一同抵沪，尽管他在墨海书馆中担任主任一职，但他对于布道站的传教与墨海书馆的出版内容并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力，只是主管印刷器具与工人（苏精，2018：195）。因此和麦都思、雒魏琳、慕维廉等人相比，他属于墨海书馆的低位行动者。下文将追踪以“印工”身份入职的伟烈亚力，如何与王韬、李善兰等华士结盟，通过策略性运作，将高位行动者规划的均质化技术空间，动态地生成为一个以亲疏关系为结构、以文化资本流通与转化为核心的“差序化社会场域”。
这一能动的转译实践在《六合丛谈》的办刊实践中得到了完整的展开。核心决策者麦都思离世、继任者慕维廉未能完全填补其权力空间时，一个关键的结构性空隙随之出现。这一空隙并非等待被权力填充的静态真空，而是立即被低位行动者的转译实践所占据，从而开启了新社会空间。身为印刷主任却对出版内容无决策权的伟烈亚力，与王韬、李善兰等同样处于教会权力序列低位的秉笔华士，迅速结成了一个能动的“转译联盟”。他们并未公开挑战伦敦布道会的宣教宗旨，而是巧妙地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将传播西学的模糊指令，转译为一个“需要引入体系化科学知识以吸引士大夫读者”的问题。通过将伟烈亚力的学术兴趣、王韬与李善兰的文化资本与士林人脉进行利益赋予与对接，他们成功征召了《六合丛谈》这一媒介平台，并动员了他们的学术资源和人脉网络，最终将宗教刊物转译为一个以科学启蒙为特色的混合体。在此，组织结构的变化不再是背景，而是转译实践得以展开的动态前提。正是这一结构性空隙，为低位行动者的转译实践提供了关键契机，从而直接启动了空间差序的生成过程。
这一“转译联盟”的核心实践在于将异质的西方知识转化为可在本土关系网络中流通的文化资本。《六合丛谈》因而成为一个高效的“资本转化引擎”。伟烈亚力及其华士盟友，通过“西国天学源流”“重学浅说”等栏目命名，将新兴西方科学知识锚定于“源流”“浅说”等传统中式学术话语体系之中。这远非简单的栏目设置，而是一种深刻的合法性建构策略，旨在将陌生的西方科学知识转译为士大夫认知图式中可被接纳、品鉴的潜在文化资本。刊物中占比较大的科学类栏目多出自伟烈亚力，足见其对于科学栏目的偏爱。对《六合丛谈》的内容分析结果表明，从第一期到第四期，宗教内容篇幅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第四期。从第五期开始，科学与神学的差距开始缩小，第七期二者篇幅接近相同，到了第十一期科学知识占比已经超过宗教神学，并在最后一期超出篇幅达九倍有余（见图1）。这一内容比重的悄然逆转绝非随意的主题腾挪，而是编者巧妙地将宗教传播的指令转译为科学启蒙实践的必然结果，为科学知识进入差序化社会空间做好了符号准备。
随后，这些经过转译的知识并非在高位者设想的网络中均匀扩散。其发行网络以上海为中心，辐射宁波、香港和福州等通商口岸，通过订阅销售与免费赠阅相结合的策略，使其最高发行量达到5190份注，远超同期宁波《中外新报》平均500份的规模（Macgowan，1858）。低位行动者联盟的转译实践有效地将这一网络差序化和层级化。刊物以上海为原点，其流动轨迹并非均匀扩散，而是沿着王韬、李善兰等人的地缘与学缘关系网络，呈现出清晰的差序偏好，能动地生成了一个层级化的“空间差序”场域。这一差序化社会空间的生成呈现出清晰的圈层结构：在墨海书馆内部，王韬、李壬叔等人既有各自的译书工作又相互切磋交流，常常集编译与读者为一身。李善兰译制书籍《重学》和《谈天》时，常与编译《六合丛谈》“重学浅说”和“西国天学源流”栏目的王韬讨论、研读彼此作品注。知识在此最亲密、最信任的关系层内完成了首次循环与信用背书，实现了文化资本的最初兑换。书馆以外，刊物优先流向江南士林的核心节点：华蘅芳曾就微积分有关问题“诘诸李君”（杨自强，2006：122）。冯桂芬和陈玚（1876）在《西算新法直解》序中亦提及：“适见李壬叔所译《代微积拾级》一书，以疑义相质。”周弢甫作为李善兰与王韬二人好友，除了自己阅读，还“寄夷人新辑《六合丛谈》二本”给江苏乡绅潘季玉（周腾虎，2019）。知识在此圈层内，通过士人的品鉴、质询和赠阅，被赋予了在精英圈层流通所必需的信用背书，兑换为学术声望、社交谈资与关系维系的社会资本，其资本兑换率极高。与此同时，另一条路径则通过教会系统流向福州、香港等口岸的官绅群体。香港英华书院将《六合丛谈》的科学内容系统摘编，在其主办的《香港中外新报》中开设“泰西近事”专栏，形成跨媒介的传播体系。在此，知识的资本兑换率逐级递减，但其渗透范围因核心圈的背书而得以扩大。
由此可见，《六合丛谈》的传播路径绝非一个预先存在的物理容器，而是伟烈亚力、王韬等低位行动者联盟通过其持续的转译实践，能动构建出的一个以关系亲疏为结构、以文化资本流通与兑换率为标志的差序化社会空间。在这个他们创造的场域中，低位行动者联盟成功地将西方科学这一技术资本，经由其转译实践，转化为两种关键的新资本形态：对于江南士人而言，它被转化为可资切磋、可彰显博学的文化资本；对于伟烈亚力等西士而言，与华士合作出版被士林推崇的内容，则将其原有的边缘性“印工”身份，转化为一种新的、可与中国文化权威对话的象征资本。这意味着传播网络中的位置与资本格局差序并非凝固不变，低位行动者正通过成功的转译实践，悄然改变着不同资本在网络中的兑换汇率，从而重构了网络内部的关系与资本拓扑结构。空间差序在此展现了其生成性本质：它并非先于实践的静态背景，而是低位行动者差序性转译实践能动的产物与角逐场。
这一“空间差序”的生成性力量最深刻地体现于其核心行动者生涯轨迹的惊人跃迁。曾以印工身份被征召入网的伟烈亚力，后来以英国圣经公会代表这一身份重返上海（苏精，2018：205）。其地位的确立同样得益于他在墨海书馆时期通过主导《六合丛谈》，结盟华士所积累的卓越声望与跨文化协调能力，他将转译实践中积累的文化与象征资本成功兑现为新的制度性身份。王韬与李善兰的“空间转向”则更为彻底：王韬南下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与中华印务总局，将他从墨海书馆习得的报刊媒介技术与磨炼出的“西学中转”策略转化为开创近代中文报刊、倡言变法自强的强大资本；李善兰则北上京师，出任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总教习（赵尔巽等，1977：14011），将他与西士合译所积累的学术声誉与文化权威转化为塑造晚清新式教育体系与知识秩序的制度性权力。他们的生涯轨迹戏剧性地印证了在墨海书馆内部生成的“空间差序”及其催生的新型资本，如何最终冲破了其原初的地理与文化边界，实现了向晚清更广阔社会空间的差序性渗透与反向塑造。
五
结论
本文以墨海书馆为历史切片，剖析了近代中西跨文化传播网络的非对称生成逻辑。研究表明，这一网络的形塑绝非技术扩散或文化殖民的单一线性叙事所能概括，而是一个自始至终为权力、技术与空间三重差序所贯穿的复杂过程。作为整体的跨文化网络，由传教士、技术物与中西知识分子等异质行动者通过持续转译而动态构建：权力差序奠定了网络赖以生成的殖民政治基础与内部规则秩序，技术差序提供了网络扩张的物质效能基础与结构性优势，空间差序则展现了网络向中国社会文化场域进行渗透与转化的能动路径。三者交织，共同回答了“非对称网络何以生成”的核心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差序性转译”框架的解释力有其明确的边界与语境。首先，本框架尤其适用于剖析早期全球化进程中，由殖民扩张所开启的非对称跨文化接触。在此类语境中，权力、技术与文化的碰撞尤为剧烈，为差序性转译实践提供了典型场域。其次，框架的操作化核心在于追踪关键行动者。分析者必须敏锐识别不同历史阶段中，哪些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扮演着网络构建的关键角色，并随之调整分析焦点，这意味着框架的应用是情境化与动态化的，而非提供一套僵化的指标。最后，框架对“差序格局”概念的移植与转化，使其深嵌于特定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逻辑之中。它对于理解深受中国传统关系结构影响的东亚文化圈具有天然亲和力，而在应用于其他文化语境时，则需对“差序”的本土形态与运作规则进行再考察与再定义。
正是这些边界，恰恰揭示了“差序性转译”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动态性与历史性。然而，这一源于历史个案的理论透镜，并未因之失效，反而为我们批判性地审视当代跨国知识——权力关系提供了独特的参照。在数字技术看似“抹平”世界的今天，传播中的权力、技术与空间差序正以何种新形态相互交织？平台算法、数据资本又如何扮演着新的“非人行动者”？“差序性转译”的分析路径促使我们追问这些深层问题，它要求我们将传播现象置于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中，洞察其不变的动力学生成逻辑。这副来自历史的理论透镜，其价值正在于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辨识当下不对称传播的新形态与旧根源。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3期。
本期执编/谢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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