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信报手笔)
天文台于8月9日录得最高气温36.9℃,打破自1884年有气象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温纪录;同日上水更录得39.8℃,创下香港有纪录以来的全港最高温。香港人已惯了应对风灾和雨灾,惟随着酷热天气日趋常见,打破高温纪录成为常态,无论市民大众抑或特区政府的心态都要调整,要把酷热提升至跟打风同等重视,否则危害市民健康,长远窒碍经济增长。
新加坡对抗酷热天气的方法很值得借鉴,这个香港的竞争对手将“冷却”视为全国战略政策之一,把全部有助降温的措施统合起来,由一个跨部门小组讨论和协调。该小组曾发表报告,公布七大类别共86项措施,讲解政府怎样纾缓新加坡面对的暑热威胁。新加坡把这些抗暑热政策放在跨部门气候变化委员会讨论,与其他应对及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看齐。
相对之下,香港特区政府虽亦设立气候变化专员,该名首长D3级官员隶属环境及生态局,可想而知这个级别不大可能统筹到整个政府的抗酷热政策。当然,特区政府亦有一个由行政长官主持的气候变化及碳中和督导委员会,但无论是专员或是这个委员会,工作重心都放在环保减碳,应对极端天气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每逢强烈台风即将袭港,当局便会启动紧急应变中心,特区政府发放多个部门首长一同开会的照片,这反映出即使是应对极端天气方面,精力都只是集中在对付台风及暴雨,未有重视暑热的潜在问题。
当然,我们很难怪特区政府“轻视”酷热灾害,因为很多香港人都没有察觉高温也是天灾。香港位处亚热带,尽管炎热日子愈来愈多,但几十年来夏季高温都经常超过30度,令人误以为近年只不过是“热多几度”,影响不大。经过这几天的煎熬,大家应该都要承认,酷热对香港的损害将愈来愈明显。
新加坡2023年成立“温度计工作小组”(Mercury Taskforce),由37个政府机关组成,每逢天气预测显示酷热天气来临,这个小组便会协调应对措施,一同就自己管辖的政策范围内向公众发出提醒。香港各政府部门其实都有机制,在酷热时发出这类指引,却不像新加坡那样有协调性,亦不像发出8号热带气旋讯号时全部指引同步,令社会对酷热的警觉性不像打风般高。
有一些人质疑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机制。这个机制由低至高分成黄、红、黑3级,其中只有红和黑两级建议部分户外工作停工,惟不少报道指出,机制自2023年推出以来,黄色警告发出约200次,红色和黑色警告却一次都未发出过,连昨天出现历史高温都没有发出,让人质疑警告的作用。这或多或少跟笔者上述提及的心态问题有关,我们习惯了8号热带气旋讯号一生效就要停工停课,只维持必须的服务,或是安排在家工作,然而,我们仍未习惯,究竟有多热才要启动减低中暑机会的应急机制。另外,地盘、清道夫等户外工作,防酷热方法仍未发展完善,部分工种或者已有指引,不过业界是否重视、全面执行,很成疑问。
抗酷热政策另一重点是城市规划。一如其他大都会,香港面对的主要酷热问题是热岛效应,高楼大厦林立,令市内晚间难以散热。香港早已改善了城市规划,设计新市区时加强绿化,尝试改善通风,新兴建的建筑亦已提升散热能力。现在最大问题是旧区,这些地区的大厦多年前兴建,没有考虑到酷热因素,大厦之间密集难散热。要在已有一堆旧建筑的区域解决酷热问题,较全新区域由零开始规划,更为困难,偏偏这些地区较多穷人、长者等弱势社群居住,他们独自应付热浪侵袭的能力更低。
酷热天气对市民健康的危害比较易明,至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就不是人人理解。已故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1999年接受访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冷气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让炎热的热带地区有了发展的可能性。”
李光耀本人非常怕热,办公室常年设定在约22℃,卧室更低(约19℃),理由是温度过热会让大脑迟钝。当新加坡1959年脱离殖民地统治,他担任首任总理后,立即把空调视为生产力基础设施,与电力、水同等重要,推动在政府办公楼安装空调。虽然当时新加坡经济一穷二白,这位该国“最强大脑”甫上任,就立刻推动在政府办公楼安装空调。全因他观察到,在湿热环境下,公务员下午工作效率显著下降,如果不解决“热”的问题,再好的政策、再勤劳的人也难以持续高效运转。
除了室内空调之外,李光耀还推动“花园城市”政策,大量种植树木、保留遮荫步道、在组屋设计“空层”(void deck)促进自然通风,发展区域供冷系统(district cooling)也是其中一个降温的手段。
李光耀“降温救经济”不是纯粹个人怕热,是有研究根据的。经济学家梅利莎.戴尔(Melissa Dell)、本杰明.琼斯(Benjamin Jones)和本杰明.奥尔肯(Benjamin Olken)研究全球半个世纪气温与经济数据,2012年在《美国经济学会宏观经济学期刊》(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发表文章指出,气温每上升1℃,贫穷国家的当年度经济成长率就会显着下降约1.3至1.4个百分点。
2025年,一份由新加坡国立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以及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学者合作的研究文献指出,人们工作表现最佳的温度为21℃至25℃,一旦温度达到25℃以上,工作表现便会随着温度升高而下滑。
身为凡人的笔者也想学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做环保斗士,酷热天气坚持不开冷气,可是如果不自量力,恐怕已经中暑,正在撰写的这篇文章亦会难产。欣赏超英哥的钢铁般意志,希望他继续执善固善,但我们也要体恤千千万万市民肉体的软弱,香港经济更不能因高温而停摆。
编按:邓传锵为《信报》及《信报月刊》总编辑,其专栏<老总平常谈>逢周一及周五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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