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老爷子有个怪讲究，只要一立秋，家里坚决不准吃丝瓜。

我家老爷子有个怪讲究，只要一立秋，家里坚决不准吃丝瓜

这个规矩从我记事起就有了，几十年雷打不动。

每年一过立秋那天，院子里那架丝瓜就没人碰了。藤上结得再密再嫩，也只能任由它们一天天长老，皮变黄，瓤变干，最后挂在架上晃晃悠悠的，风一吹跟一串串铃铛似的。我妈有时候手痒想摘两根嫩的炒个鸡蛋，被老爷子撞见了准得挨一顿训，说你这人怎么不长记性。我小时候不懂事，有回馋丝瓜汤馋得不行，趁老爷子午睡偷偷摘了一根让妈做了。结果那顿饭我挨了一顿笤帚疙瘩，屁股肿了好几天，从此再也不敢动那架丝瓜的主意了。

说实话这个规矩在我们家一直是个谜。问老爷子他也从来不多说，就一句丝瓜寒性大，立秋以后吃了伤身子。可我妈私底下跟我说，骗谁呢，夏天最热的时候丝瓜吃了几十年也没见谁伤了身子。我那时候也琢磨过，老爷子平时不是那种迷信的人，他不信鬼神不信黄历，对村里的老讲究多半嗤之以鼻，唯独对这个立秋吃丝瓜的事较真得很。

真正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时候我已经三十多了。那年秋天我带着媳妇孩子回老家住了一阵子，有天下午我在院子里摘豆角，隔壁刘婶隔着墙头跟我唠嗑，聊着聊着就说到了老爷子那个怪讲究。刘婶说你爸那事儿你知道不，我说啥事。刘婶压低声音说他年轻时候有个弟弟，大夏天的发烧，他就去地里摘了个丝瓜煮汤给他弟弟喝，说是败火的土方子。谁知道那个丝瓜不干净，他弟弟喝了之后上吐下泻的，立秋那天晚上人就没了。

我蹲在豆角架子跟前愣了好半晌。刘婶叹了口气接着说，那年你爸才十九岁，他弟弟才十岁。从那以后他就发了誓，这辈子立秋之后再也不碰丝瓜了。我听刘婶说完之后半天没动弹，豆角摘了半篮子也忘了继续。过了好一会儿我站起来往屋里走，走到堂屋门口看见老爷子正坐在椅子上打盹，头一点一点的，头顶上的头发全白了，背也佝偻了。我忽然想起来我从来没见过他提过自己有个弟弟，家里一张照片都没有，好像那个人压根不存在一样。

那天晚上我在老屋的杂物间翻了很久，从一个樟木箱子的最底层找出了一本发黄的旧相册。里面的照片大多褪了色，边角都卷起来了。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我停住了，那张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抱着一个小孩，男人瘦巴巴的穿着件白背心，小孩剃着光头咧着嘴笑。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小字：六八年立秋，二弟。那个年轻男人就是我爸，十九岁的样子，眼睛还亮堂堂的。那个小孩他抱得紧紧的，好像一松手就会掉了一样。

我把相册拿给我妈看，她抹了抹眼角说这些年谁都不敢提这事。你爸那个弟弟走的时候肚皮薄得贴后背，发烧烧了好多天，你爸听村里老人说丝瓜煮水能退烧，就去地里摘了。他说那根丝瓜是他挑过的，又嫩又直。可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喝了之后肚子反倒坏了，当天夜里就没了。你爸那晚抱着他弟弟在院子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把他埋在了后山坡上。后来这事他再也没提过，可从那年开始他就立了那个规矩，谁再在立秋后吃丝瓜他就跟谁急。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

我躺在老屋的床上，窗外虫鸣阵阵，月亮透过窗棂洒进来，在地板上画了一格一格的白光。媳妇在我旁边睡着了，呼吸均匀，孩子们在隔壁房间也早就入了梦。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旧木梁，脑子里翻来覆去全是那张照片上的画面——十九岁的老爷子，瘦得跟竹竿似的，抱着他十岁的弟弟，对着镜头笑得那么用力，好像要把所有的欢喜都挤进那个快门里。那时候他肯定不知道，就在同一个秋天，他怀里那个剃着光头的孩子就要没了。他更不知道，往后几十年他再也没吃过立秋后的丝瓜。

我忽然想起来很多以前没放在心上的细节。比如每年立秋那天，老爷子都会一个人去后山坡上坐一会儿。这个习惯从我记事起就有了，我妈说他是去透透气，我也从来没多想。现在想想，后山坡上那片荒地下面埋着谁，他心里头比谁都清楚。又比如有一年村里修路，推土机要推后山坡那片地，老爷子急得跟人干了一架，硬是把那块地给保了下来。当时我们都觉得他是在争地皮，谁也没往别的方面想。

还有一回，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家里来了个远房亲戚，饭桌上不知道怎么就聊到了丝瓜。那亲戚说他家立秋以后还吃丝瓜，炒着吃煮着吃都行，又嫩又甜。老爷子当场就撂了筷子，脸黑得跟锅底似的，一桌子人都不敢吭声。后来那亲戚再也没来过我们家。

天亮的时候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是老爷子起来了。他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院子里浇菜，顺便看看那架丝瓜。我披了件外套走出去，看见他站在丝瓜架下面，背着手仰着头，看那些已经长老了的丝瓜。晨光从东边照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跟丝瓜架的影子叠在一起，像一张被揉皱了的旧报纸。

我走过去站在他旁边，也仰着头看那些丝瓜。老丝瓜在风里轻轻晃着，皮已经黄透了，有些地方裂了口子，露出里面粗糙的丝瓜络。老爷子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两个人就这么并排站着，站了好一会儿。

“爸。”我先开了口。

“嗯。”

“我昨天在杂物间翻到了一本旧相册。”

老爷子没吭声，但我感觉到他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

“有一张照片，”我继续说，“你抱着一个小孩，照片背面写着六八年立秋，二弟。”

沉默。只有风吹过丝瓜藤的声音，刷拉刷拉的，像是有人在翻一本看不见的书。

“那小孩，”我咽了口唾沫，嗓子有点干，“是您弟弟？”

老爷子还是没说话，但他背在身后的手开始抖。那双手我太熟了——又粗又大，指节隆起，掌心里全是老茧。那双在我小时候拿着笤帚疙瘩揍过我的手，那双在我考上大学时给我捆行李的手，那双在我结婚时端着酒杯敬酒时微微颤抖的手。现在它们交叠在背后，抖得像秋风里的树叶。

“不关你的事。”老爷子的声音很闷，像是从很深的地方挤出来的。说完他转身就往屋里走，脚步比平时快，差点被门槛绊了一下。

早饭后我妈把我拉到厨房，低声说你问他了？我说嗯。她叹了口气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沉不住气。我说我都三十多了，总不能一辈子装着不知道吧。我妈擦了擦灶台没接话，过了一会儿说，你去后山坡看看吧，他今天肯定在那儿。

后山坡在老屋后面，翻过一道土坎就到了。那片地不大，也就两三分的面积，长满了杂草和几棵歪脖子酸枣树。老爷子这些年没让任何人动过这块地，连村里搞土地流转的时候他都死活不松口。我走到坡上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他蹲在一棵酸枣树下面，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

我站住了。离他大概还有十几步远，不敢再往前走了。风从坡上吹过来，带着一股干草和泥土的气味。酸枣树的枝条在风里来回晃，有几颗酸枣已经红透了，挂在枝头摇摇欲坠。老爷子蹲在那里，一只手撑着地，一只手捂着脸，手指缝里漏出来的眼泪一滴一滴砸在黄土上，砸出一个个小小的湿印子。他的背弓得厉害，脖子上的筋一根一根地凸着，衬衫被汗浸湿了贴在身上，肩胛骨的轮廓清清楚楚。

我就那么站在他身后，一步也没动。我想走过去蹲在他旁边，想拍拍他的背，想说点什么，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忽然意识到，这个男人已经把这个秘密在心里捂了几十年了，像捂着一块烧红的炭，烫得他五脏六腑都在冒烟，可他愣是不肯松手。他不让任何人碰立秋后的丝瓜，不让任何人动后山坡的地，不让任何人在他面前提那个十岁的孩子，他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在自己身上，然后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罚自己。

那天晚上，老爷子比平时吃得少，筷子在碗里搅了半天也没往嘴里送几口。我妈给他夹了块红烧肉，他咬了一口就放下了。我假装低头扒饭，眼睛的余光一直瞄着他。他的眼袋很深，脸颊上的肉松垮垮的，胡茬花白，整个人看起来比昨天老了十岁。

吃完饭，老爷子照例坐在堂屋门口那把旧藤椅上纳凉。我端了杯茶走过去放在他手边的小凳子上，然后蹲在门框旁边陪着他。夜风很凉，天上有几颗星星在云缝里眨着眼。丝瓜架在院子那头黑黢黢的，只能隐约看见几根老丝瓜的轮廓，在风里轻轻晃着。

沉默了大概有一壶茶的工夫，老爷子忽然开口了。

“那年夏天特别热。”他说，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热得连狗都不叫唤了，趴在阴凉地里伸着舌头喘气。你奶奶那时候还在，身子骨不好，大夏天也得下地挣工分。你爷爷走得早，家里就我一个能扛事的。小全——就是你二叔——他从小就黏我，我走哪儿他跟哪儿，跟个尾巴似的。”

他停下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手还是抖的。

“他发烧烧了三天，赤脚医生来看过，给了几片退烧药，没用。烧到第四天的时候人都迷糊了，嘴里一个劲儿说胡话，喊妈，喊哥，喊热。”老爷子的声音开始发抖，茶杯在他手里晃出水来洒在了裤子上，他也不管，“我听村里陈婆说丝瓜煮水能退烧，就跑到后山坡那块地上摘了一根。那块地以前是你奶奶种丝瓜的地方，土好，瓜长得旺。我记得那根丝瓜又嫩又直，拿在手里还带着露水。我高兴坏了，心想小全有救了。”

他的嘴唇哆嗦得厉害，声音越来越低，低得我几乎听不见。

“谁知道那根丝瓜上沾了什么脏东西。他喝了以后就开始拉，拉得人都脱水了。我抱着他，他瘦得跟一把骨头似的，在我怀里直打摆子。立秋那天晚上，他忽然清醒过来，睁开眼叫了我一声哥，然后就没气了。就一声哥，叫完人就不在了。”

老爷子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滴在茶杯里，他没擦，也没动。

“他走了以后我把那架丝瓜全拔了，一根没留。后来你妈嫁过来以后又种上了，我不拦她，但我立了个规矩——立秋以后不准吃。不是怕伤身子，是怕我自己看了难受。”他顿了顿，“可就这点出息，我连看都不敢看，更别说吃了。一根丝瓜能有什么罪过呢，是我摘的，是我煮的，是我喂给他喝的。不关丝瓜的事，是我的事。”

我说不出话来。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全白了的老头，想起他每年立秋那天去后山坡的样子，想起他那次为了保那块地跟人拼命的样子，想起他揍完我之后一个人坐在灶台前面发呆的样子。所有这些碎片一下子拼在了一起，拼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把愧疚背了一辈子的普通人。

“爸，”我叫了他一声，嗓子紧得发不出声，清了清嗓子才接着说，“那不是你的错。”

“我知道。”老爷子用袖子擦了擦脸，“这些年你妈跟我说了不下几百遍了，我心里头也明白。可明白归明白，放不下就是放不下。你明白一件事跟你能放下这件事，是两码事。”

我愣住了。

他说得对。明白和放下，从来都是两码事。

那天晚上我们父子俩在堂屋门口坐了很久。老爷子断断续续地讲了好多以前的事，有些关于二叔，有些关于奶奶，有些关于他自己。他说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不是摘了那根丝瓜，而是他从来没跟二叔说过他爱他。那时候不兴说这些，觉得肉麻，觉得说不出口。后来想说也没机会了。

“所以你这小崽子小时候再皮我也没真嫌弃过你，”老爷子忽然转过头来看我，眼睛还是红的，但嘴角难得地弯了一下，“揍你归揍你，那是你该揍。但揍完你我还是你老子，你还是我儿子，这个变不了。”

我笑了，笑着笑着就觉得鼻子发酸。我说我知道。

立秋过后没几天，天气转凉了，院子里的丝瓜藤开始枯黄，叶子一片一片地往下掉。往年这个时候，老爷子就该动手清理丝瓜架了，把枯藤扯下来堆在墙角晒干当柴烧。今年他却一直没动，我问他怎么不收，他说等天再凉一些再说，让它们再挂几天。

有天下午我从镇上回来，看见老爷子坐在丝瓜架下面打盹。午后的阳光透过枯黄的丝瓜叶洒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像是一幅旧画。那些老丝瓜挂在架子上，风吹过的时候轻轻地晃，他的头一点一点的，像是跟着风在点头。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拿了一件外套给他披上。他醒了，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说小全啊，帮哥把那根丝瓜摘下来。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

他喊的是小全。

我没有纠正他，只是蹲下来轻声说，爸，您要哪根。

老爷子眨了眨眼，好像这才清醒过来，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架丝瓜，摆摆手说没事，做了个梦。然后他站起来，把外套拢了拢，往屋里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了一眼那架丝瓜，说了句秋天真凉了。

过了两天我媳妇带着孩子们先回城里了，我又多留了几天。这几天我发现老爷子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从来不进厨房看我妈做饭的，这几天却总爱在厨房门口转悠。有一回我妈在切菜，他忽然冒了一句，说立秋之前丝瓜还能吃不。我妈愣了一下，刀停在半空，转头看着他，说你说啥。老爷子又问了一遍，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我说立秋之前，丝瓜还能吃吧。

我妈放下菜刀，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走到厨房门口看着老爷子，说你没事吧。老爷子说我就是问问，你回答我就行。我妈说能吃，夏天吃最好了，清热去火。老爷子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

八月底，村里的老黄历上写着处暑已过，白露将至。院子里的丝瓜藤彻底枯了，叶子卷成了灰褐色的碎片，风一吹就哗啦哗啦地往下掉。老爷子终于动手清理丝瓜架了，他把枯藤一根一根地从架子上扯下来，动作很慢，像是在拆一件很重要的东西。那些老丝瓜已经干透了，皮硬得像纸壳，摇起来能听见里面的籽在沙沙响。老爷子把老丝瓜一个一个摘下来，放在旁边的竹篮子里，摘了满满一篮子。

往年这些老丝瓜他都是直接扔灶膛里烧的，今年他却没有。他把篮子端到堂屋里，找了个干净的蛇皮袋，把老丝瓜一个一个放进去，码得整整齐齐的。我妈问他留着干嘛，他说留着有用。我妈问有什么用，他没说。

第二天一早老爷子就不见了，连同那袋老丝瓜也不见了。我妈说他一早就往后山坡的方向去了。我走到后山坡的时候天还没全亮，东边山头泛着一层薄薄的鱼肚白，空气里有股露水和野草混在一起的清冽气味。老爷子蹲在那棵酸枣树下，旁边放着那袋老丝瓜。他在用手清理树根周围的杂草，一根一根地拔，拔得很仔细，连石头缝里的小草芽都不放过。

杂草清理干净以后露出了树根旁边一块微微隆起的地面。老爷子的手停了一下，然后从蛇皮袋里倒出那些老丝瓜，一颗一颗地摆在隆起的土包上面。那些老丝瓜皮色发白，干透了，在晨光里泛着一层淡淡的光泽，像是某种古老的祭品。摆好之后老爷子坐在旁边的石头上，点了一根烟，就那么静静地坐着，看着那块隆起的土包，一口一口地抽烟。晨光越来越亮，照在他的脸上、手上，照在那堆老丝瓜上，也照在那块什么都没有刻的土包上。

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把那根抽到一半的烟摁灭在石头上，然后对着那个土包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早晨的山坡太安静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耳朵里。

他说的是：“小全，哥给你送丝瓜来了。”

那天从后山坡回来之后，老宅里的气氛微妙地变了一些。以前家里一到立秋就跟换了个规矩似的，丝瓜成了禁语，谁都不敢提。现在老爷子自己倒先破了这个禁。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忽然冒了一句，说老丝瓜络洗碗挺好用的，比钢丝球好用多了，不伤锅还不沾油。我妈看了他一眼，顺着话头说可不是嘛，以前村里家家户户都用这个，现在年轻人都用塑料的了，塑料的哪有丝瓜络好用。老爷子嗯了一声，夹了口菜嚼着，说等今年开春，再多种一架。

我妈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中。

“你说啥？”她问。

“我说等开春再种一架。”老爷子说这话的时候脸埋在碗里，看不清表情，“多种点，夏天够吃，老了的就留着洗碗。反正这玩意儿又不占地儿，院子里角角落落都能长。”

我妈看了我一眼，我也看着她，两个人眼里都有一种不敢置信的惊喜。不是惊喜他肯吃丝瓜了——这个好像还没那么快——而是惊喜他主动提起了种丝瓜这件事。几十年了，院子里那架丝瓜一直是我妈在打理，老爷子从来不伸手，只管在立秋那天发号施令说不准吃了。现在他说要多种一架，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分量比谁都重。

下午老爷子去镇上赶集，我妈坐在院子里纳鞋底，我在旁边帮她理线。沉默了一会儿，我妈忽然开口了。

“你二叔那事儿，老爷子跟你说了多少？”

“就说了个大概。”我说，“他到现在还觉得是自己害了二叔。”

我妈叹了口气，手里的针在头发上蹭了蹭，然后扎进鞋底，拉出一根长长的麻线。“这些年他过的什么日子，你们都不知道。刚跟你爸结婚那几年他老是做噩梦，半夜三更忽然坐起来，满头大汗地喊小全小全。我问他梦见什么了，他说梦见小全站在门口，饿得皮包骨头，说哥你咋不给我饭吃。我说那是梦，不是真的。他说他知道是梦，可他就是醒不过来。”

我妈顿了顿，针线在手里翻飞着。

“后来慢慢不做噩梦了，我还以为他放下了。谁知道他不是放下了，是把这个梦藏起来了。藏哪儿去了呢，藏到那架丝瓜里去了。每年一到立秋他就浑身不对劲，表面上说丝瓜寒性大不能吃，心里头是什么他比谁都清楚。有一年立秋那天晚上他半夜起来，一个人走到院子里，站在丝瓜架下面，就那么站了一宿。天亮了我出来倒尿盆，看见他还在那儿站着，浑身都是露水。我拉他进屋，他说了句话把我吓得不轻。他说他不怕别的，就怕忘了小全长什么样。那时候小全走了都快二十年了，你说他那记性，二十年了还怕忘。”

我听着听着，手里的线团掉在了地上。线团骨碌碌地滚到丝瓜架下面，停在一根枯藤旁边。我走过去蹲下来捡线团，抬头看见那架枯黄的丝瓜藤，想起老爷子那天在酸枣树下说的那句话——明白跟放下是两码事。我妈跟他说了几百遍了不是他的错，他心里头也明白。可明白归明白，放不下就是放不下。这种折磨不是靠讲道理能讲通的，它是骨头里的东西，是你怎么抠都抠不出来的。

从老家回城以后，我发现自己也落下了个毛病——在超市买菜的时候看见丝瓜就走不动路。以前我对这东西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可自从知道了二叔的事，每次看见丝瓜我就想起老爷子那双手。那双年轻时候摘了一根丝瓜的手，那双抱着弟弟坐了一整夜的手，那双每年立秋就管不住要去后山坡的手。

有天晚上我跟媳妇说起了这个事。我说你说我爸这辈子亏不亏，为了一个十岁的孩子把自己折磨了几十年。媳妇想了想说，不亏。我说怎么不亏。她说你觉得他是在折磨自己，其实他是用这种方式把弟弟留在身边。如果他真的放下了，那个弟弟就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他现在至少还有一架丝瓜，还有一个土包，还有一个每年立秋的规矩。这些东西虽然让他难受，但也让他觉得弟弟还在。

我愣住了。媳妇这番话我从来没想过，但她说得有道理。老爷子用一架丝瓜把二叔的命拴在了自己的日子里，每年一到立秋，二叔就活过来了，活在那一架不能碰的丝瓜里，活在去后山坡的那条小路上，活在厨房门口那句“立秋之前丝瓜还能吃吗”里。他不是放不下，他是不想放。

开春的时候我回了一趟老家。老爷子的气色比去年秋天好了不少，脸上有肉了，说话声音也洪亮了些。他正在院子里翻地，说是要种丝瓜，今年多种一架，地方都腾出来了。我帮他翻了半天地，又去镇上拉了两车土粪回来施肥。老爷子一边撒肥一边念叨，说这块地朝阳，丝瓜喜欢太阳，种这儿肯定长得好。还说今年要种两个品种，一个青皮的，一个白皮的，青皮的炒着吃嫩，白皮的做汤鲜。

我妈在厨房里听见了，探出头来说你这老头子，几十年来头一回听你说丝瓜的事儿这么上心。老爷子说你少废话，去年不是你说想吃丝瓜炒蛋吗。我妈说我说了多少年了，你哪回听了。老爷子没接话，低头继续撒肥，但我看见他嘴角弯了一下。

四月份的时候丝瓜苗育好了，老爷子从镇上的农技站买来的一袋青皮一袋白皮，用营养钵在屋里育了半个月，一株一株壮实得很。移栽那天风和日丽的，他一个人蹲在地里挖坑，每个坑底下都撒一把草木灰，再把苗放进去，培土，浇水，一步都不马虎。我妈在廊檐下看着，跟我说你看你爸，跟伺候祖宗似的。

丝瓜苗长得很快，五月份就开始爬藤了。老爷子搭了新架子，用竹子扎的，比老架子高出一截。他说架子高一点通风，丝瓜不容易长虫。他还专门去镇上买了几张粘虫板挂在架子四周，黄的蓝的各几张，说是物理防虫。我妈说你现在可是半个农业专家了。老爷子说我种了几十年菜了，本来就是个专家。

夏天来的时候丝瓜藤已经爬满了架子，密密匝匝的绿叶一层叠着一层，把整个架子遮得严严实实的。黄色的丝瓜花开了一架，引得蜜蜂嗡嗡地来回飞。老爷子每天早晚都要在丝瓜架前站一会儿，看看藤蔓有没有缠错方向，看看花谢了以后小丝瓜结出来没有。他有时候还会伸出手指轻轻碰一下那些新结的小丝瓜，碰得很小心，像是在碰什么易碎的东西。

第一茬丝瓜下来的时候老爷子破天荒地亲手去摘的。他挑了两根最嫩的青皮丝瓜交给我妈，说中午炒一个。我妈接过来的时候手都有点抖——她说她嫁进这个家几十年了，头一回看见自己男人在立秋前主动摘丝瓜。中午那盘丝瓜炒蛋端上桌的时候，老爷子的筷子在盘子上方停了一下，然后夹起一片丝瓜放进嘴里。他嚼得很慢，嘴皮抿得紧紧的，嚼了半天才咽下去。我妈屏着呼吸看着他，我也看着他，连筷子都不敢动。

老爷子把丝瓜咽下去以后，说了三个字——还行，嫩。

我妈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从那以后丝瓜就成了我们家伙食里的常客。丝瓜炒蛋、丝瓜肉片汤、丝瓜炖豆腐、清炒丝瓜，反正藤上结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老爷子每天早上去摘一两根，专挑嫩的下手，回来往厨房灶台上一放，也不说什么，放下就走。我妈就心领神会地开始准备。这种默契在他们两口子之间建立了好几十年，现在终于也延伸到了丝瓜这件事上。

七月的时候藤上结了两根特别大的丝瓜，青皮的那个品种，长得跟棒槌似的，一根差不多有一尺半。老爷子说这两根不摘了，留着当种。我妈说这么嫩的留种可惜了。老爷子说不可惜，留着等着看它老。

那两根丝瓜就真的留下来了，挂在架子最显眼的位置，从嫩绿慢慢变成深绿，又从深绿变成浅黄，最后变成了黄白色。皮越来越硬，拿指甲掐一下掐不进去。老爷子每天经过丝瓜架的时候都要抬头看那两根丝瓜一眼，像是在等什么。

八月初，立秋的前几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后村的陈婆。陈婆已经八十多岁了，满头白发，腰弯得跟虾米似的，走路拄一根竹棍。我妈说陈婆怎么来了，快进来坐。陈婆摆摆手说不坐了，就几句话，说完了就走。她站在院子里，看了看那架丝瓜，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德厚啊，听说你今年种了两架丝瓜。老爷子说嗯。陈婆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话，把满院子的人都震住了。

“那年你问我丝瓜能不能退烧，我跟你说能。我害了你。”

老爷子猛地抬起头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陈婆您说什么呢。”

“我说的是实话。”陈婆拄着竹棍，声音苍老得像是从风箱里挤出来的，“丝瓜煮水退烧是土方子不假，可我忘了跟你说，发烧的人要是肠胃虚，喝了丝瓜水反而会泻。小全那孩子本来就瘦得跟豆芽菜似的，肠胃怎么可能好。这事儿我想了几十年，越想越觉得是我害了你。今天过来跟你说清楚，我老了，没几天活头了，不说我死不瞑目。”

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丝瓜叶在风里摩擦的声音。老爷子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谁也看不懂。过了好半天他才慢慢走过去，扶着陈婆的胳膊，让她坐在廊檐下的竹椅上。他蹲下来，仰着头看着陈婆，说陈婆，您别这么说。您跟我说的是好心，我摘丝瓜也是好心，谁都没想害小全。这事儿怪不到您头上，也怪不到丝瓜头上。要是真要怪，就怪那个年月太穷了，穷得连个退烧药都买不起。

陈婆拉着老爷子的手，老泪顺着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往下淌。她说不止这件事，还有一件事我也要跟你说。你娘临走的时候——你娘是我的老姊妹——她拉着我的手说，陈婆，德厚这孩子心里有个疙瘩，为了小全的事他一直过不去，你得帮帮他，你帮帮他。我答应了她，可这么多年我什么都没做。我这辈子没对不住过谁，就对你跟你娘没法交代。

老爷子低下头，肩膀微微颤抖。我站在廊檐下看着他蹲在陈婆面前的样子，忽然觉得他像一棵被风吹了太久的树，终于有个人来帮他挡了一下风，虽然挡得很晚，但好歹还是来了。

陈婆走了以后，老爷子一个人坐在丝瓜架下面，从下午一直坐到傍晚。我妈做好了晚饭让我去叫他，我走到丝瓜架旁边，发现他没在发愣，他在数丝瓜。借着最后一点天光，他仰着头一根一根地数藤上的丝瓜，数到那两根留种的，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下数。他数完了一整架丝瓜，转过头来对我说，今年一共结了一百二十多根丝瓜，是这些年结得最多的一年。

我说您怎么知道往年的产量。他说我每年都数。

我没说话。他每年都数，每年都数，立秋前数一遍，立秋后数一遍，然后看着那些嫩生生的丝瓜一天天老去，变成瓤，变成络，变成废物。他数了几十年，今年终于不用再看着它们浪费了。

立秋那天早上，老爷子起得特别早。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把胡子刮了，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他从丝瓜架上摘下那两根留种的丝瓜——已经老透了，皮黄得像旧报纸——然后从杂物间里找出那个蛇皮袋，小心地把丝瓜放进去。我妈问他去哪儿，他说去后山坡看看。我妈看了我一眼，我微微点了点头，没有跟上去。

但这次我没听她的。

我悄悄跟在老爷子身后，保持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他走过老屋后面的土坎，走过那片长满狗尾巴草的荒地，走到酸枣树下面。今年的酸枣比往年结得都多，红红的小果子藏在椭圆形的叶片中间，风一吹就露出脸来，像是满树都挂着小红灯笼。

老爷子站在那棵酸枣树下，把蛇皮袋里的两根老丝瓜取出来放在那个没有墓碑的土包上面。然后在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晨风里散开，很快就被吹散了。

“小全，”他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是怕吵醒谁，“哥来看你了。今年哥种了两架丝瓜，结了一百多根，比往年都多。这两根是最大的，给你留着呢。你要是还在，哥给你炒丝瓜吃。哥现在手艺可好了，比你嫂子做的都好吃。”

他吸了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脸。

“陈婆来过了。她说当年那个土方子是她跟我说的，她觉得对不住我。我跟她说不是她的错，也不是丝瓜的错。小全，哥想了五十年，终于想明白了——不是丝瓜的错，也不是哥的错。那年你发烧烧了四天，哥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哥尽力了。”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哥就是……就是太想你了。五十年了，哥每回立秋都想你。哥没出息，哥连你的照片都不敢看，怕看了就受不了。可是小全，哥从来没忘了你长什么样。你剃着光头，咧着嘴笑，门牙掉了两颗，一笑就漏风。哥都记得。”

他把烟头摁在石头上，双手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颤抖着，哭声被压在手掌里，闷闷的，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

我转过身，悄悄往回走了。

回到家我看见我妈在丝瓜架下面站着。她也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头发梳得光光的，手里提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放着一碟丝瓜炒蛋，一碗白米饭，一双筷子。

“给你爸送去，”她把篮子递给我，眼睛红红的，“他今天肯定没吃早饭。”

我接过篮子又往后山坡走。走到酸枣树附近的时候我故意放重了脚步，让老爷子听见有人来了。他听到声音飞快地用袖子擦了擦脸，转过头来看见我，先是一愣，然后看见我手里的篮子，又愣了一下。

“你妈让你送来的？”他问，嗓子哑得厉害。

“嗯，”我把篮子放在他旁边，揭开盖在菜上面的纱布，“丝瓜炒蛋，还热的。妈说您肯定没吃早饭。”

老爷子低头看着那碟丝瓜炒蛋。翠绿的丝瓜片，金黄的鸡蛋，热腾腾的香气在晨风里散开。他拿起筷子，夹了一片丝瓜放进嘴里，嚼了嚼，咽了下去。

然后他夹了另一片丝瓜，放在了那个土包上面。

“吃吧，小全。”他对着那个没有墓碑的土包说，“立秋了。哥陪你吃。”

那天上午的阳光格外好，照在酸枣树上，照在老丝瓜上，照在我爸花白的头发上。远处村子里的鸡在打鸣，谁家的狗懒洋洋地叫了两声。我蹲在老爷子旁边，看着他跟那个土包分吃一碟丝瓜炒蛋，忽然觉得这世上最深的感情，大概就是这样——分一碟菜，守一架藤，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

从后山坡下来以后我扶着老爷子回家，他的步子走得很慢但每一步都踩得实实的。到了院子里他站在丝瓜架前面仰头看了看那架密密匝匝的丝瓜藤说，明天再多摘几根，你妈爱吃。

我妈在屋里听见了，探出头来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爱吃丝瓜了。老爷子转过头看了她一眼说，你没说过，但你每年都摘，不是爱吃是什么。我妈被噎住了，擦了擦手走出厨房，站在廊檐下看着老爷子，看了一会儿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有如释重负的轻松，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欣慰，还有几十年来一直没变过的东西——对这个男人的心疼。

“行，你说明天摘就明天摘。”她说。

下午老爷子午睡醒来以后做了一件让我意外的事。他让我帮他把杂物间那个樟木箱子搬出来，说想找点东西。箱子搬出来以后他打开盖子，在一堆旧衣服旧被单里翻了半天，最后找出来一个小铁盒。铁盒锈迹斑斑的，上面印着的图案已经模糊不清了，好像以前是装饼干用的。他打开铁盒，里面是一张黑白照片——就是我在相册里看到的那张，年轻的他抱着十岁的小全。

“这照片，”他摸着照片的边角，手指轻柔得像在摸一个婴儿的脸，“是我跟你二叔唯一的合照。那年你奶奶刚从集上买了个胶卷，让我带小全去镇上照相馆拍的。小全高兴坏了，出门的时候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皮，哭了一场。我说你别哭了，照相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不好看。他就不哭了，对着镜头使劲笑，笑得牙豁子都露出来了。”

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还是那行字：六八年立秋，二弟。

“这些年我一直不敢看这张照片，”他把照片翻回来看着正面，“一看就受不了。现在看看其实也没那么受不了。小全要是还活着，今年该有六十了。六十岁的老头了，你二婶怕是得嫌他打呼噜。”

他说完这句话自己先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但眼泪没有掉下来。他小心地把照片放进铁盒里，盖上盖子，然后把铁盒放回了樟木箱子。放好以后他拍了拍箱子盖，说了一句让我记到现在的话。

“有些事情，你把它锁起来，它就一直在那个角落里硌着你。你把它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看看，其实也就那么回事。疼是疼的，但疼完了还能接着活。”

那天傍晚我和老爷子坐在丝瓜架下面纳凉，他忽然问我你们城里人现在吃丝瓜不。我说吃啊，超市里一年四季都有卖，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买。他想了想说那不好，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吃丝瓜的。我说您还是觉得立秋以后不能吃吗。他摇了摇头说不，我是说不是什么时候都适合。丝瓜这东西就得夏天吃，夏天天热，丝瓜寒性，正好去火。冬天吃就不对了，冬天气寒，再吃寒性的东西就是伤身。这不是迷信，这是道理。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我听着听着忽然明白了他以前说立秋后不能吃丝瓜，也许不全是借口。他可能确实相信丝瓜寒性大，立秋后天凉不宜吃。只不过这个“相信”背后，藏着那个他不敢面对的事实。现在他能把道理讲出来，不是因为道理变了，而是因为他不再需要用道理来掩饰什么了。

第二天我准备回城里了。走之前老爷子让我带一些丝瓜回去，说城里超市买的不如自家种的嫩。我妈摘了十几根用旧报纸包好放进我的行李箱里，一边放一边念叨说到家赶紧放冰箱，丝瓜这东西放不住，两天就老了。老爷子站在旁边说你少放两根，吃不完浪费。我妈说他们家有冰箱，放得住。老爷子说冰箱放久了也不新鲜。两个人为了丝瓜的保质问题在院子里拌了几句嘴，我在旁边听着忍不住笑。

走的时候老爷子送我到村口。等车的间隙他忽然说，你二叔坟上没有碑，我想给他立一个。我说好啊，立一个吧。他说立什么内容呢。我想了想说就刻二叔的名字和生卒年，简单点好。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再加一句吧，就加“兄德厚立”四个字。

车来了。我上车以后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跟我挥手，槐树巨大的树冠在他头顶撑开一片浓绿，他穿着白背心站在绿荫里，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车子拐了个弯他就看不见了。

回到城里以后我把那包丝瓜放进冰箱，媳妇下班回来打开冰箱看见了，说怎么这么多丝瓜。我说爸种的，今年结得多，非要我带回来。媳妇拿出两根说晚上炒了吧，我说好。那天晚上的丝瓜炒蛋我吃了一口就愣住了——不是觉得有多好吃，而是想起了老爷子那天蹲在后山坡上把丝瓜放在二叔坟前的样子。丝瓜还是那个味道，但吃在嘴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几天后我接到老家的电话。我爸请了个石匠给二叔刻了块碑，碑上按照我说的写了名字和生卒年，最后一行是“兄德厚立”四个字。碑立好那天老爷子给二叔烧了一刀纸钱，还烧了一碟丝瓜炒蛋。我妈在电话里说，你爸烧完纸以后对着那块碑站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句话。我说什么话。我妈说你爸说——小全，哥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他说的是“哥走了”，不是“哥对不起你”了。你爸啊，总算是不跟自己过不去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外面的万家灯火，手里还捏着手机。夜风凉凉的，楼下有人在遛狗，对面楼的电视里放着什么综艺节目，笑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这世界到处都是热闹的、平常的、日复一日的生活。而在几百公里外的那个小村子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刚刚在弟弟的坟前放下了背了五十年的包袱。

那年深秋我又回了一趟老家，是专门陪老爷子去后山坡看二叔的。碑是新立的，青石碑面还没被风雨磨旧，上面的字刻得工工整整，最下面那行“兄德厚立”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碑前面摆着两个碟子，一碟丝瓜炒蛋一碟馒头，都是我妈早上新做的。老爷子蹲在碑前把碟子里的菜重新摆了摆说，丝瓜是今年最后一茬了，再吃就得等明年了。

他蹲在那里跟那块碑说了好一会儿话，说的都是家常——今年丝瓜收成好、村里谁家娶了媳妇、谁家的老人走了、家里新买了一台洗衣机。说完了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对我说，走吧回去吃饭。

往回走的路上老爷子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碑。秋风吹过后山坡，酸枣树的叶子已经掉了一半，地上铺了薄薄一层枯黄。那块碑安安静静地立在树下，碑前碟子里的丝瓜炒蛋还在冒着微弱的热气。老爷子看了几秒钟然后转过身来继续走。

“明年开春，”他边走边说，“再多种一架。”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他说的是丝瓜。明年开春院子里会有三架丝瓜了，藤蔓缠着藤蔓，叶子叠着叶子，黄色的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从夏天吃到立秋，吃不完的就留着让它老，老了就取瓤洗碗，老透了就留种。等来年春天再把种子埋进土里浇水施肥等着它发芽。就像很多事情你以为它过去了，其实它换个方式又回来了。不是回来折磨你，是回来陪你。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发现自己变了一个人。说变了也不太准确，更像是心里头有什么东西被重新摆正了位置，就像老爷子院子里那架丝瓜，往年立了秋就不让碰了，今年却摘得欢实。那盘丝瓜炒蛋不只进了老爷子的肚子，也进了我的记忆里，成了一帧定格的画面——晨光里酸枣树下，一个白发老头把丝瓜片放在土包上，说哥陪你吃。

国庆节我又回了趟老家。媳妇带着孩子去她娘家了，我一个人开车回去的，路上堵了四个多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老屋的灯还亮着，昏黄的光从窗户里透出来，照在院子里的丝瓜架上。秋天的丝瓜藤已经没什么精神了，叶子蔫蔫的，但还挂着几根晚熟的瓜，在夜风里轻轻晃着，碰在竹架子上发出细微的笃笃声。

老爷子还没睡，坐在堂屋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放着评书，单田芳的《白眉大侠》，他那沙哑的嗓音从喇叭里传出来，充满了整个屋子。老爷子靠在藤椅上，眼睛半闭着，手里的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摇着。听见我的脚步声他睁开眼，愣了一秒，然后坐直了身子说你咋回来了。我说放假了回来看看。他说放假了不陪你媳妇孩子跑回来干啥。我说我想吃丝瓜了。

老爷子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嘴角慢慢咧开，露出一个难得一见的笑。那笑容在他满是皱纹的脸上绽开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他年轻了十岁。他说你早说啊，下午刚摘了两根嫩的，在厨房挂着呢，明天让你妈给你炒。

我妈从里屋出来，看见我也是一愣，然后就开始念叨——怎么不提前打个电话、家里啥菜也没有、明天一早去镇上买排骨。我说不用麻烦，就吃丝瓜，我就是回来吃丝瓜的。我妈说你这孩子，大老远跑回来就为了吃丝瓜。老爷子在旁边接了一句——他说想吃就让他吃，又不是吃不起。我妈白了他一眼，说你就惯着他吧。老爷子没吭声，但嘴角的笑还没收。

第二天中午饭桌上摆了三道丝瓜——丝瓜炒蛋、丝瓜肉片汤、蒜蓉蒸丝瓜。我妈说今天给你来个丝瓜宴。老爷子坐在桌边，看着满桌子丝瓜，拿起筷子又放下，说这阵仗比过年还大。我说这可是咱们家几十年来头一回在立秋后光明正大地吃丝瓜，值得庆祝。老爷子没说话，夹了一片蒜蓉蒸丝瓜放进嘴里，慢慢嚼着。我妈在围裙上擦着手，看着老爷子的表情，像是在等考试结果。

老爷子咽下去以后点了点头说了句还行，火候刚好。我妈松了口气，转头对我说你爸这人夸一句比登天还难，说还行就是很好，说凑合就是不错，说一般就是好吃。老爷子板着脸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多废话，吃饭。

正吃着，院子里来了个人。是隔壁刘婶，端着一碗刚出锅的红烧肉站在门口，说老刘家的来给你们尝尝。她进了屋看见满桌子丝瓜，愣了一下，然后看了看老爷子，又看了看我妈，嘴巴张了张没说出话来。刘婶是我们家这些事最清楚的见证人——当年是她隔着墙头把二叔的事告诉了我，也是她这么多年一直帮衬着我们家，逢年过节送碗菜、帮忙看看门。她当然知道这个家几十年来的规矩是立秋后不准吃丝瓜。可现在，八仙桌上摆着三道丝瓜，老爷子正夹着一片往嘴里送。

刘婶把红烧肉放在桌上，声音有点抖，说德厚，你这是——放下了？老爷子没抬头，继续嚼着嘴里的丝瓜，嚼完了咽下去才开口，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他说没什么放不放的，丝瓜是丝瓜，人是人，不能混为一谈。

刘婶的眼眶红了。她跟我们家做了几十年邻居，知道的事情不比我妈少。她站在那里，用围裙角擦了擦眼睛，说这么多年了，德厚，你终于肯吃立秋后的丝瓜了。我都不敢信。老爷子端起碗喝了口汤，说你信不信它都在那儿，日子总得过。

刘婶走了以后，饭桌上的气氛忽然安静了下来。老爷子继续吃菜，筷子在盘子和碗之间来回，动作不紧不慢的，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但我注意到他夹菜的时候筷子尖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老了手不稳，是因为那句“放下了”说出口以后，连他自己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下午我去后山坡看二叔的碑。秋天的后山坡跟夏天完全不一样，草都黄了，酸枣树的叶子落了大半，地上铺了一层焦脆的落叶，踩上去沙沙地响。那块青石碑立在树下，碑前摆着一个小碟子，碟子里是几片丝瓜——应该是早上老爷子来放的。我蹲下来看了看碑上的字，最后那行“兄德厚立”被阳光晒得微微发烫。

我在碑前站了一会儿，脑子里翻来覆去想一个事。老爷子用了五十年才肯在立秋后吃丝瓜，这五十年里他每一次看见丝瓜就看见弟弟，每一次立秋就像过一次鬼门关。现在他终于跨过来了，不是因为忘记了，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跟记忆共处的方式。这让我想到我自己。我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放不下的？有没有什么事是我一直在用“规矩”来逃避的？说实话好像也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那么一两件事、一两个人，不是不想碰，是怕碰了以后自己受不了。

从后山坡下来，我看见老爷子一个人在院子里收拾丝瓜架。藤蔓已经枯黄，他用剪刀一根一根地剪断，把枯藤卷成一捆放在墙角，把竹架子上的绳扣解开收好。他的动作不急不慢的，每剪一根藤都要停一下，像是在跟它告别。我走过去想帮忙，他摆摆手说不用，这几根藤他一个人就能弄完。

我蹲在旁边的台阶上看着他把最后一根枯藤从架子上扯下来，卷成一捆，跟之前的放在一起。然后他从工具房里拿出一把铁锹，开始挖土。我说您干嘛呢。他说翻地，今年这架丝瓜结了那么多瓜，地把肥力都耗光了，不翻一翻明年种不好。我说这才十月份，离明年开春还早着呢。他说地要提前养，等到开春再翻就晚了，翻得早虫子冻死得多，来年病虫害就少。

他一边翻地一边跟我说种丝瓜的门道。他说丝瓜这东西看着好种，其实讲究多得很。土不能太肥，太肥了光长叶子不结果。水不能太多，水多了根会烂。架子不能太高，太高了风一吹就倒，也不能太低，太低不通风容易长虫。最要紧的是掐尖——主藤长到一定长度就得把顶芽掐掉，不让它再往高处长，逼它往两边发侧枝，侧枝多了结的瓜就多。他说你二叔小时候帮我种过丝瓜，人还没有架子高呢，非要帮我浇水，一桶水提不动就半桶半桶地拎，泼得浑身都是泥。

他提到二叔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就像在说一个出门在外的亲人。这是他第一次在没有任何外界触动的情况下主动提起二叔——不是立秋，不是上坟，不是看照片，就是在翻地的时候顺嘴一提。我听着听着心里头忽然很踏实，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放下。不是咬牙切齿的遗忘，也不是痛不欲生的缅怀，而是能把那个人的名字像家常便饭一样挂在嘴边，在某个阳光很好的下午，一边翻地一边随口说一句“你二叔小时候”。

晚饭后老爷子搬了把椅子坐在院子里，我搬了把椅子坐在他旁边。天上星星很多，密密麻麻地铺在深蓝色的夜幕上，银河淡淡的，像一条被风吹散的丝带。丝瓜架收掉之后院子显得空了不少，月光直直地洒下来，把老爷子的白发照得泛着银光。

沉默了一会儿老爷子忽然开口，说他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见二叔了。梦里面他十九岁，二叔十岁，两个人坐在后山坡上吃烤红薯。二叔说哥，你咋才来呢，我都等了五十年了。他说对不起，哥来晚了。二叔说没事，来了就行。红薯还热着呢，给你留的。说到这里老爷子的声音忽然轻了，像是在自言自语——他还给我留红薯，那小子，到哪儿都惦记着吃。

我没有接话。我知道他不需要我接话。他跟我说这件事，跟那块碑说、跟酸枣树说、跟自己说，都是一样的。他只是在给那个压了五十年的故事找一个出口，说出来就轻了。

第二天一早我准备回城里了。走之前我绕到后山坡去看了一眼，晨雾还没散尽，酸枣树在雾里若隐若现，那块碑湿漉漉的，碑前碟子里的丝瓜沾着露水，看着还新鲜。下了坡回到院子里，老爷子正在把昨天翻好的地耙平。他的动作不紧不慢，铁耙子在泥土上划过，留下一道道整齐的痕迹。那块地现在什么也没有，光秃秃的，但明年开春它又会变成一架密密匝匝的丝瓜藤。然后夏天的早晨他起来浇菜，又会看见藤上挂着新的丝瓜，嫩生生的，带着露水。

我发动了车。老爷子站在院门口，一只手撑着门框，另一只手朝我挥了挥。晨光从东边打过来，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一直拖到丝瓜架原来的位置。那个位置现在空着，但我知道明年它又会满起来。

回了城里没几天，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了一件小事，说老爷子这几天老往镇上跑，说是要找一个好的石匠，给二叔的碑加个底座。我说那块碑不是已经立好了吗。妈说你爸说立是立好了，但没有底座总觉得不牢靠，怕风吹倒了。我说他这是要把那块碑弄得多讲究。妈说不知道，随他去吧，他高兴就好。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会儿呆，媳妇以为我工作上的事烦心。我摇摇头，说我爸要给二叔的碑加底座。媳妇沉默了一下说，他是想把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以前什么都没为二叔做，现在想把能补的都补回来。

我觉得她说得对，但也不全对。他不是在补，他是在用自己觉得对的方式跟二叔说再见。这个“再见”不是忘记，是从此以后记着你但不被你困住，爱你但不为你痛苦。就像那架丝瓜，该种的时候种，该摘的时候摘，该让它老的时候就让它老，一切都按自然的节律来，不强求也不逃避。这才是他想要的生活秩序。

十一月份深圳的天气终于凉了下来，我住的小区里种了很多榕树，气根垂下来像一扇扇帘子，在风里轻轻摆动。菜市场里卖丝瓜的摊位依然有，但大多是温室种的了，个头均匀颜色鲜亮，却少了那股子田野的味道。我有时候会买两根回家炒，媳妇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爱吃丝瓜，以前不是不怎么碰吗。我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今年夏天吃顺嘴了。媳妇切着丝瓜随口说，你这人就是这样，以前爸不让吃你也不吃，现在爸吃了你也跟着吃，跟小时候一模一样。我愣了一下，发现她说得挺对的——我对丝瓜的态度从来不是自己的，都是跟老爷子的。他不碰我不敢碰，他放下了我也就坦然了。

十二月底老爷子忽然打电话来，说他买了些新种子，是水果丝瓜，说是什么新品种，不用削皮就能吃，生吃也行。我问他从哪弄的，他说在镇上农技站看到有卖的，觉得新鲜就买了。他的语气带着一种小孩子得到新玩具的兴奋，隔着电话我都能想象出他站在院子里举着一袋种子跟我妈显摆的样子。我说那明年可就有三种丝瓜了。他说明年院子里种不下就种后山坡上去，那块地闲着也是闲着。

他提到了后山坡。那块地从来不“闲着”——它在老爷子心里占着最重要的位置。但他现在能用“闲着”来形容它了，轻描淡写的，就像说院子角落里有块空地可以种两棵白菜。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夜色里的城市想，明年春天那面山坡上就会长满丝瓜藤，绿油油的一片。二叔睡在丝瓜架下面，夏天能闻到花香，秋天能听见丝瓜在风里晃悠的声音。老爷子去摘丝瓜的时候可以顺便跟他说两句话，不用再带纸钱也不用再掉眼泪，就是简简单单地坐一会儿，看看远处的山和近处的草，像两个老头子在午后闲聊。

过年的时候我带着全家回老家。院子里那两架丝瓜当然早就收了，藤蔓堆在墙角晒干了，成了柴火。但正月初三那天早上，我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看见老爷子一个人蹲在空荡荡的丝瓜架旁边，用手扒拉着土。大冬天土地冻得硬邦邦的，他拿个小铲子一点一点地松土。我说爸这大过年的你干嘛呢。他说立春快到了，提前把土松松，过了年就能下种。我蹲下来帮他一起松土，两个人蹲在寒风里，铲子和手并用，把那一小片地翻得松松软软的。

老爷子一边翻土一边跟我说，今年打算把丝瓜架搭到后山坡上去。他说这事的时候语气很平常，但我知道这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块地以前是禁地，是他心里最深的伤疤，现在他要把它变成丝瓜园。我妈听见我们在院子里说话，披着棉袄出来看了一眼，说大过年的你们爷俩发什么疯，冻感冒了可别找我。然后转身进屋，过了一会儿端了两杯热姜茶出来塞到我们手里。

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在院子里放烟花。孩子们举着仙女棒跑来跑去，金色的火花在夜色中画出明亮的轨迹。老爷子坐在廊檐下看着，腿上盖着一条毯子。我放完一挂鞭炮回头看他，发现他的目光不在烟花上，而是越过院墙看向后山坡的方向。月光照在后山坡上，酸枣树的轮廓模模糊糊的。我知道他在看什么，也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收回目光看见我在看他，笑了笑，说今年的元宵真热闹。我说嗯。他顿了顿又说，热闹好，你二叔小时候就爱热闹，过年放鞭炮他最高兴。他自己不敢点，捂着耳朵躲在我后面，又要看又害怕。我走过去坐到他旁边，爷俩并肩看着满院子的烟花和孩子，谁都没再说话，但那沉默是暖的。

四月，清明。老爷子给二叔扫墓，没烧纸钱，只带了一碟丝瓜炒蛋。那碟菜摆在碑前面，还冒着热气。老爷子坐在碑旁边的石头上，跟二叔聊了一会儿天。我没跟过去，站在坡下面远远地看着。我听不见他说了什么，但能看见他的表情——安详，平静，嘴角微微翘着。

下山的时候老爷子跟我说，他刚才跟二叔说好了，以后每年立秋都给他带丝瓜来。不是来赔罪的，是来走亲戚的。

五月，丝瓜苗又育好了。老爷子今年没去农技站买种，用的是去年自己留的种。那两根老丝瓜的籽，在土里埋了一冬天，开春就发了芽。他说自己留的种比买的种好，土生土长，适应了这里的水土。这个道理我当然懂，但我觉得他在说的不只是丝瓜。

移栽那天他特意选了个阴天，说阴天移苗不伤根。他把丝瓜苗一株一株从营养钵里磕出来，每磕一株都看看根系发得好不好，根系好的种在院子里，根系差一点的就种到后山坡上去。我妈说你这还分三六九等呢。老爷子说种地跟做人一样，好苗子要给好地，差一点的也不能扔，换个地方照样能活。

我妈跟我说老爷子最近跟变了个人似的，院子里动不动就哼两句黄梅戏，有时候还跟我妈说笑话。以前的他不是这样的——以前话少，沉默，日子过得一板一眼的。现在他话多了，爱笑了，偶尔还会跟我妈拌几句嘴。她给他端洗脚水的时候他竟然会说辛苦了，把她吓一跳，摸着他额头问是不是发烧了。老爷子把她的手拨开，说你才有病。

我听完笑了好半天。

夏天，后山坡上的丝瓜开花了。那片地以前只有杂草和酸枣树，现在爬满了绿色的藤蔓，黄色的丝瓜花开了一片。远远看去像是给坡地铺了一层碎金。老爷子每天早上去浇水，来回要走二十多分钟，大夏天的走一趟回来浑身是汗，但他乐此不疲。他说这算什么，当年在生产队干活比这累多了。他还搬了两块平整些的石头放在二叔碑旁边，说以后来浇水累了可以坐着歇歇。

那片丝瓜结的第一茬瓜，他摘回来炒了一盘，端到后山坡上，放在碑前。然后他自己坐下来，拿着另一双筷子，夹一片放进嘴里，嚼完了对着那块碑说——味道不错，你尝尝。

风吹过后山坡，把他的话吹散在空气里。没有人回答他，但他知道二叔尝到了。

第二年开春的时候，老爷子打电话来，说他又买了新种子。

这次不是丝瓜。是苦瓜、冬瓜和黄瓜。他说丝瓜种了这么多年，该换换花样了，院子里那两架丝瓜照旧，后山坡上那块地分成三小块，一苦一冬一黄，轮流种。我在电话这头听着他兴致勃勃地规划他的菜园子，忽然觉得这个老头跟几年前判若两人。以前他种菜是生活习惯，现在他种菜是生活乐趣。这两者之间隔着一条很宽的河，他在河那边困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游过来了。

清明我回去了一趟。老爷子带我去后山坡看他新翻的地，果然分成了三块，每块都整整齐齐的，土垄打得笔直，像用尺子量过一样。苦瓜苗已经育好了，装在营养钵里排成一排，等着移栽。冬瓜和黄瓜的种子还没下地，老爷子说再等几天，等地温上来再说。他蹲在地头给我讲解每一块地的规划——这边种苦瓜，那边种冬瓜，角上那小块种黄瓜。苦瓜藤要搭高架子，冬瓜就让它在地上爬，黄瓜架子不用太高，半人高就行。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交代什么重要事务。我知道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没事了，他真的没事了。

从后山坡下来，经过二叔的碑。碑前的碟子还在，里面换了一碟新鲜的丝瓜炒蛋，应该是早上刚放的。老爷子经过碑的时候停了一下，指了指苦瓜地说，你二叔不爱吃苦瓜，小时候一吃苦瓜就皱眉毛，所以我把它种远一点，省得他闻着味儿不高兴。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像是在开一个只有他们兄弟俩才懂的玩笑。我也笑了，心里头却忽然有点发酸——不是难过，是被一种很柔软的东西触动了。你想啊，一个人在心里给另一个人留了个位置，留了五十多年，连他爱吃什么不爱吃什么都记得清清楚楚。这不是负担，这是爱的本能。

夏天的时候老爷子开始往镇上跑了。不是去看病，也不是去赶集，是去参加镇农技站办的“新型农民培训班”。他在培训班里学了不少东西——什么滴灌技术、生物防治、有机种植，回来以后跟我妈显摆，说人家讲了，丝瓜不能用化肥，用了化肥结的瓜不甜。我妈说丝瓜本来就不甜。老爷子说那不一样，有机种植的丝瓜有“回甘”。我妈笑了半天，说你个老农民种了几十年地，现在倒让人家教你怎么种地了。

老爷子不管她的嘲笑，继续沉浸在他的农业科技世界里。他让镇上的农技员来家里指导，在后山坡上装了简易的滴灌设备，用塑料管子一根一根接起来，水龙头一开，水就顺着管子上的小孔慢慢地渗到每一株瓜苗的根部。他说这叫精准灌溉，省水又高效。他还从培训班里拿回来一袋蚯蚓粪，说是最好的有机肥，比土粪好一百倍。我妈看着那袋黑乎乎的蚯蚓粪，说你这回是真走火入魔了。

培训班里老爷子交了几个朋友，都是周边村子种菜的老农，年纪跟他差不多大。有时候他们轮流做东，今天去张家的果园看看，明天去李家的菜地转转。老爷子回家以后跟我妈说，老张家的苦瓜长得真好，一根有胳膊粗，回头跟他要点种子。老李家的黄瓜用的是嫁接苗，根是南瓜根，抗病性强，回头也试试。我妈说你这是去上课还是去搞情报的。老爷子说你不懂，这叫交流学习。

有一天老爷子从培训班回来，表情不太一样。他说今天来了个讲师，是县农业局退休的技术员，讲了一堂课叫“传统农事与节气文化”。那个讲师说了一句让他琢磨了很久的话——“古人立秋后不吃丝瓜，不是因为丝瓜有毒，是因为丝瓜是夏菜，过了立秋就不合时令了。吃时令菜是顺应天时，反季节吃是逆天而行，倒也不是不行，就是少了那个味道。”

老爷子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我妈听，然后自己加了一句评论。他说他当年立那个规矩的时候，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丝瓜是夏菜，立秋后不能吃，这是道理。但心里头他知道这不是道理的问题。现在听到有人用同样的理由来解释这件事，他忽然觉得很释然。因为这说明，哪怕没有那场悲剧，立秋后不吃丝瓜也是一个可以说得通的习惯。他不是完全在骗自己。

我妈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这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老爷子说台阶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我不敢下来。

七月底，第一茬苦瓜下来了。老爷子摘了两根，让我妈炒了个苦瓜炒蛋。他夹了一片放进嘴里，嚼了嚼，眉头皱起来，说了句真苦。我妈说苦瓜不苦还叫苦瓜吗。老爷子说也是，然后又夹了一片。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也不爱吃苦瓜，嫌苦，但后来经历的事多了，觉得苦瓜的苦其实不算什么。人生在世比苦瓜苦的东西多了去了，吃两口苦瓜反而觉得那些苦不那么苦了。我妈说你这绕口令似的，到底想说什么。老爷子说我想说的是，我以前不敢吃丝瓜是因为那盘丝瓜比苦瓜还苦，现在我能吃了，不是丝瓜变甜了，是我嘴里的苦味少了。

这话说得太深了，我妈没接住，端着碗愣了好一会儿。后来她给我打电话说起这件事，说你爸现在说话跟个哲学家似的，动不动就人生道理。我说那不是哲学，那是他活了七十多年攒下来的经验。他以前不说是因为他没想通，现在想通了就愿意说了。我妈想了想说是这个理，你爸这辈子吃的苦，能写成一本厚书。

八月立秋那天，老爷子起得特别早。他照例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照例带着一碟丝瓜炒蛋去了后山坡。但今年他没有一个人去——他让我妈也跟着。我妈说这是你们兄弟俩的事，我去不太好吧。老爷子说有什么不好的，你嫁给我四十年了，也是他嫂子。我妈愣了一下，然后解下围裙换了件干净衣服，跟着老爷子一起去了后山坡。

那天早上我没在场，是我妈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说的。她说她跟老爷子走到二叔碑前，老爷子把丝瓜炒蛋摆在碑前面，然后对着那块碑说，小全，这是你嫂子，你见过她的，不过那时候你还小可能不记得了。你嫂子人好，这些年对我也好，你在那边放心，哥有人照顾。我妈说她那会儿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怎么忍都忍不住。不是因为老爷子提到了她，而是因为这是四十年来老爷子第一次用一种“过日子”的语气跟二叔说话。不是忏悔，不是赎罪，就是把现在的生活告诉弟弟，让他放心。

我妈说她抹完眼泪以后，在二叔碑前鞠了个躬，说小全，嫂子也没啥好给你的，下回跟你哥一块儿来给你送饺子。老爷子在旁边说他不爱吃饺子，爱吃面条。我妈说那就面条。两个人站在碑前面为了二叔到底爱吃饺子还是面条争论了好几句，最后老爷子说那就两样都带，一碗饺子一碗面条，让他自己选。

从后山坡下来，老爷子去院子里摘丝瓜。今年丝瓜结得比往年都多，藤蔓密密匝匝地爬满了架子，绿叶间垂着几十根青皮丝瓜，长的短的精的粗的，每一根都水灵灵的。老爷子站在架子前面看了一圈，回头对我妈说今年立秋不用停了，想吃就吃，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摘。我妈说你不讲究了？老爷子说讲究还是要讲究的，不过换个讲究——以前是立秋后不能吃，现在是立秋后更要吃。因为立秋以后的丝瓜，是做哥哥的给弟弟种的。

我妈把这句话也转述给我了。她说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嘴笨，关键时刻倒总能说出让人心里发颤的话来。我说他不是嘴笨，他是一直憋着，憋了几十年，现在终于肯说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攒了几十年的。

九月，后山坡上的冬瓜熟了。那冬瓜长得真大，最大的一根有三十多斤，老爷子一个人搬不动，叫了我堂哥帮忙才抬回家。他把那根大冬瓜放在堂屋里，邻居过来串门都吓一跳，说德厚你这冬瓜咋种的，这么大。老爷子说有机种植、蚯蚓粪、滴灌技术。邻居们听不太懂，但都觉得他很厉害。老爷子也觉得自己很厉害，一连好几天脸上都挂着得意。

他把大冬瓜切了，分了十几块，挨家挨户给邻居送。刘婶收到冬瓜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她说她想起那年隔着墙头把二叔的事告诉我，一晃又好几年过去了，现在看到老爷子这么高兴地送冬瓜，她心里头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老爷子说老姐姐你哭什么，一个冬瓜至于嘛。刘婶说不是为了冬瓜。老爷子说我知道，不用说了。

十月份，镇上的农技站办了个“秋季农产品展销会”，老爷子带着他的冬瓜、丝瓜络和自制蚯蚓粪去参展了。他让我妈给他找了块红布铺在桌子上，把东西摆得整整齐齐。丝瓜络放在最中间——那几根丝瓜络是用今年留种的那两根老丝瓜剥出来的，又白又韧，蜂窝状的纤维一根一根清晰可见，放在深红色的绒布上格外醒目。旁边还放了一叠他手写的使用说明，写着“天然丝瓜络，洗碗不伤锅，洗脸去角质，一瓜多用，绿色环保”。他站在展台后面，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还别了一支钢笔，看起来像个退休的老教师。

展销会结束后，老爷子带回来一张奖状——“优秀参展农户”。他把奖状贴在堂屋墙上，跟二叔那张照片并排。我妈说你这是干嘛，放在一起不伦不类的。老爷子说怎么不伦不类，小全要是还在，看见我得了奖肯定比谁都高兴。我妈就不说话了。

那张奖状和那张照片就这么并排挂着，一个褪色的黑白，一个崭新的烫金，中间隔着五十多年的光阴。老爷子有时候坐在堂屋里看电视，抬头看见这两个东西挂在一起，会发一会儿呆，然后该干嘛干嘛。

入冬以后，老爷子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备耕。今年的冬天比往年都暖和，连场像样的雪都没下，地也没冻实。他趁这个空当把后山坡上的土垄重新修整了一遍，加高了一些，说是这样排水好，明年夏天雨季不怕涝。他还去镇上买了新的滴灌管子，把去年那些已经老化的换下来，接口处用生料带缠了又缠，说这回保证滴水不漏。我妈说你都快成水利工程师了。老爷子说那你就是工程师的夫人。我妈被噎得脸都红了，说你个老不正经。

腊月里老爷子过生日，七十三岁。我们全家都回去了，孙子孙女围了一桌，蛋糕上插着七根蜡烛和三根小蜡烛，凑成七十三。老爷子许了个愿，一口气把蜡烛全吹灭了。孩子们问爷爷许了什么愿，他说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灵了。后来吃完饭他偷偷跟我说，他许的愿是明年丝瓜能结两百根。

我说您这个愿望也太朴素了。

他说不朴素，丝瓜结得多了，你二叔就能多吃几根。他是笑着说这话的，但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很深很深的光。那光跟泪花不一样，那是一种心愿被妥善安放之后的踏实。他想对弟弟好，想了几十年，现在终于找到办法了——把地种好，把丝瓜种甜，把日子过好。他觉得这就是对弟弟最好的交代。

开春三月，后山坡上那棵酸枣树发芽了。这棵树在后山坡上长了不知道多少年，树干粗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撑开来有半亩地那么大。每年春天它都会发新芽，到了秋天结一树红红的小酸枣，没人摘，都掉在地上，烂了，第二年又发新芽。老爷子今年忽然对酸枣树上了心。他在树根周围松了土，施了肥，还修了个小小的树池，用石头围了一圈，防止雨水把土冲走。

他说这棵树陪了你二叔这么多年，夏天给他遮阳，秋天给他结果子，我也得对它好一点。他又在树池旁边放了一块平整的大石头，大小刚好够两个人并排坐。他说以后我来这儿浇水累了就坐这儿歇歇，看看风景。

我妈说后山坡上有什么风景可看的，不就是几亩荒地。

老爷子说你不懂。

五月的一天傍晚，老爷子浇水回来，在院子里洗了把脸，坐在廊檐下纳凉。忽然转头对我妈说，你今天陪我去后山坡坐一会儿吧。我妈看了看天色，太阳刚下山，天上还有余光，就说行。

两个人慢慢走到后山坡上。酸枣树的新叶在晚风里沙沙作响，苦瓜苗已经爬上了架子，冬瓜藤在地上匍匐蔓延，黄瓜架上半人高的藤蔓已经开了黄色的小花，引了几只蜜蜂还在不知疲倦地采蜜。夕阳把整个山坡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色，远处的村子升起袅袅炊烟，狗叫声和孩子们的嬉闹声隐隐约约地传过来。

老爷子在那块大石头上坐下，拍了拍旁边的位置，让我妈也坐下。两个人就这么并肩坐着，看着太阳一点一点沉进西山。

沉默了很久，老爷子开口了。他说这地方以前我不敢来，一来就难受。现在倒喜欢来了，坐在这儿觉得心里头特别静。你听听，丝瓜叶在风里响着，蜜蜂在花上飞着，酸枣树的枝条在头顶上晃着，这块地什么都有。他还说，这几天他在琢磨一件事——后山坡再往西边还有一小块空地，他打算等明年或者后年，在那块空地上种一片向日葵。

我妈问他为什么是向日葵。

老爷子说向日葵好啊，开了花黄灿灿的，脸盘子朝天，看着就喜气。小全小时候就喜欢向日葵，村里有人种了一排，他天天跑去看，还说长大了要种一院子向日葵，脸盘子比他的头还大。老爷子笑了笑说，那小子，到哪儿都惦记着种东西。

我妈听完没有说话，只是把老爷子的手拉过来放在自己膝盖上，两只布满老茧和皱纹的手叠在一起，在夕阳的余晖里像两片交叠的秋叶。

远处的村子亮起了第一盏灯。

老爷子说，走吧，回去吃饭。两个人站起来，慢慢往回走。经过二叔碑的时候老爷子停了一下，伸手把碑面上的一片落叶拂掉，然后继续往前走。他没有回头，脚步很稳。

晚饭是丝瓜炒蛋、苦瓜酿肉、冬瓜排骨汤。三道菜都是自家地里种的，老爷子每样都吃了不少。吃完以后他放下筷子，对我妈说了一句让她笑了半天的话。

他说，明年向日葵要是种成了，你给炒个瓜子。

我妈说那得等后年，向日葵不是种了就能收瓜子的。

老爷子说那就后年，反正我不急。以前总觉得日子快，怕来不及，现在觉得日子长得很，一件事一件事地做，一季瓜一季瓜地种，慢慢来就行。

第三年春天，老爷子打电话来，说他学会网购了。电话那头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小孩子刚学会骑自行车的得意，说在淘宝上买了一套滴灌设备，比镇上农技站卖的便宜了三十块钱，还包邮。我说您什么时候学会网购的。他说上个月，你妈想买双鞋，我帮她鼓捣了半天，后来鞋没买成，我倒学会了。我说您买滴灌设备干嘛，去年那套不是还能用吗。他说那套是简易的，这回买的是可调节的，每个滴头都能单独控制水量，种不同的菜可以调不同的水量，丝瓜喜水就多滴点，向日葵耐旱就少滴点。

向日葵。我抓住了这个词。您真种向日葵了？

他说种了，种子都买好了，这回买的也是水果向日葵，说是籽粒大、皮薄、好嗑。过两天天暖和了就下种。他还说他量过了，后山坡往西边那片空地大概有三四十平，种个百十来棵没问题，到了夏天后山坡上就是一片金黄，风一吹跟油画似的。

挂电话前他又叮嘱了一句，说等向日葵开了你回来一趟。我说好。他说带上你媳妇和孩子，让你二叔也看看咱家现在多热闹。他提“你二叔”的时候语气跟在说一个还健在的亲戚一样。三年了，那块碑已经从一道伤疤变成了一个路标。他现在提到弟弟，不再是为了悼念，而是为了分享。想让他看看，想让他知道，想把日子里的好都告诉他。

五月份向日葵苗育好了。老爷子发来照片，一排营养钵整整齐齐地摆在院子里，每个钵里都冒出一棵嫩绿的苗，两片子叶肥嘟嘟的，看着就结实。他说这批苗出芽率高，基本上一棵都没瞎。又说他发现向日葵苗跟丝瓜苗最大的区别是丝瓜苗出土的时候弯着腰像给人鞠躬，向日葵苗直挺挺地从土里冒出来，天生就站得笔直。年轻人就该像向日葵，弯腰的事老了再做也不迟。我说您这又是从哪悟出来的道理。他说在培训班里学到的——不一样，这叫植物行为学。

六月份向日葵移栽到了后山坡上。老爷子特意选了个阴雨天移栽，说这样缓苗快。那片空地他提前半个月就开始准备了，翻土、施肥、打垄，每一垄都拉线量过的，间距六十厘米，分毫不差。他把向日葵苗一株一株栽下去，培土、浇水，每栽一株都要用手在苗周围轻轻按一按，让土和根贴实。栽完最后一株他直起腰，回头一看，西边空地上整整齐齐站了一百多棵小苗，每一棵都朝着太阳的方向微微倾斜。

他在电话里跟我描述这个画面，说这些向日葵还是小娃娃，等到了七月它们就蹿得比人还高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很踏实的期待。不是那种火急火燎的盼，而是知道好事一定会来、所以不着急的那种安心的等。

七月份向日葵开花了。老爷子大清早打电话来，在电话里冲我喊，声音大得震耳朵：“开了开了！你赶紧回来，赶紧！”我从深圳开车回去，一路没停，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爷子站在院门口等我，手里拿着手电筒，隔着老远就朝我的车晃光柱。我停好车下来，他二话不说拉着我就往后山坡走，我妈在后面喊都几点了明天再看不行吗。老爷子头也不回地说不行，今晚就得看。

两个人打着手电往后山坡走。七月的夜晚虫鸣如沸，萤火虫在草丛间一闪一闪的，空气里弥漫着泥土和青草混在一起的湿热气息。走到二叔碑附近的时候，我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植物清香，不是丝瓜花的甜，也不是酸枣树的涩，是一种更干净的更明亮的香气。

然后手电筒的光柱扫过去，我看见了那片向日葵。

一百多棵向日葵，在夜色里静悄悄地站着，每一朵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微微低垂——它们在夜里合拢了花瓣，像是在休息。月光洒在花盘上，给每一朵都镀了一层薄薄的银色。风吹过的时候它们整齐地摇摆，没有声音，但你能感觉到那种集体的律动，像是一群沉默的人在轻轻点头。

老爷子关了手电，月光更亮了。两个人就这么站在黑暗里，看着那片无声的向日葵。站了好一会儿他开口了，说今天早上他一个人上来浇水，看见第一朵花开了，当时就蹲在花前面掉眼泪。不是难过，是好——他觉得这辈子终于做了件能让弟弟高兴的事。他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是那个旧铁盒，还是那个装二叔照片的铁盒。他打开铁盒取出那张照片，借着我手机的光对着二叔的脸说，小全，你看，哥给你种了一面坡的向日葵。你不是小时候就喜欢向日葵吗，现在这些全是你的。他轻轻把照片放在碑上，让它面朝那片向日葵。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一个人去了后山坡。晨光里的向日葵跟昨晚完全不同。它们全部昂起了头，金色的花瓣在阳光里舒展开来，像一张张仰着的笑脸，整齐地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露水还挂在花瓣上，折射出细碎的虹光。蜜蜂已经开工了，嗡嗡嗡地在花盘之间来回穿梭，腿上沾满了花粉。

我蹲在二叔碑前，看见那个铁盒还在那里，照片还在里面，面朝花海。碑前的碟子里换了一碟新鲜的向日葵籽——是老爷子从去年留的种子里挑出来的，粒粒饱满。他放了一碟葵花籽。我对那块碑轻轻说了句，二叔早，然后站起来往回走。下了坡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晨光把整面山坡染成了金黄，丝瓜架的翠绿、苦瓜藤的深碧、向日葵的金黄一层一层地铺开来。风吹过花海泛起层层金色的波浪，我隐约看见老爷子的身影已经在花丛间忙碌着——他戴着草帽，拿着水管，正在给每一棵向日葵浇水，动作不紧不慢的，像是在跟每一朵花打招呼。

从老家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给阳台添了几盆花。我家的阳台不大，之前一直堆着杂物，旧的鞋盒、过期的杂志、孩子小时候的玩具，满当当的没什么下脚的地方。媳妇说早就想收拾了，一直拖着。那个周末我们两个人把阳台清空了，不要的扔掉，能捐的捐掉，然后去花卉市场买了几个花盆和几包营养土。我们种了一盆薄荷、一盆罗勒、两盆矮牵牛，还种了一棵小番茄。孩子问我为什么不种丝瓜。我想了想说丝瓜要搭架子，阳台太小了，等以后有个大院子再种。

其实我心里想的是，丝瓜这件事在我们家已经有了它的位置。它在老家的院子里，在后山坡上，在二叔的碑前。它不需要被移植到别的地方，它已经长在它该长的地方了。而我只需要在深圳的阳台上种一点别的什么，让绿色从老家一路蔓延到我的生活里。媳妇在阳台上挂了一串小彩灯，晚上开起来星星点点的。我们搬了两把椅子坐在花盆旁边喝茶，看远处城市的万家灯火。她说明年再种点别的吧，这阳台还有位置。我说好。

八月底的一个下午，我正在公司开会，手机忽然震了一下。是老家的号码，但不是我爸妈的手机号，是家里的座机。座机平时很少响，我妈一般用手机打。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接了。

电话那头是我妈的声音，慌得不行——你爸摔了，在后山坡浇水的时候滑了一跤，腿动不了了。

我挂了电话就往老家赶。一路上脑子里全是乱的，给媳妇打了个电话让她帮我收拾几件衣服，又给单位请了假。等红灯的时候手指在方向盘上一直敲，心跳得又沉又快。我知道老爷子七十五了，这个年纪摔一跤不是小事。但我更担心的是别的——他是在后山坡上摔的。

等我赶到镇卫生院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老爷子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简易夹板，脸上有几道擦伤，但人还是清醒的。看见我进来他皱了皱眉，说你咋回来了，我没事，就是滑了一跤。我妈站在旁边眼睛红红的，说你爸不让我给你打电话，是我偷偷打的。

值班医生把我拉到走廊里，说初步判断是股骨颈骨折，从片子上看骨折的位置不太好，建议尽快转到县医院做手术。我问他这种情况恢复起来怎么样，医生说得看手术情况，他这个年纪骨愈合会比较慢，要有心理准备，可能至少需要卧床一两个月。

我回病房的时候老爷子正在跟我妈争执。我妈让他喝水他不喝，说你端走吧我不渴。我走过去坐到床边，看着他，他也看着我，好一会儿谁都没说话。然后他叹了口气说，后山坡上那片向日葵，今天还没浇水。

我差点被他这句话说哭了。

我说您现在这个样子还惦记什么向日葵。他说不是我惦记，是天太旱了，一个多星期没下雨了，不浇水花盘不饱满，到时候收的瓜子都是瘪的。他还说今年的向日葵种得最好，花盘又大又密，一棵上有好几百粒籽，他数过。他说他本来打算再过半个月就能收第一批了，晒干了炒一炒，给我寄到深圳去。

我握住他的手。那双手比以前更粗糙了，骨头节硌得我手心生疼。我说向日葵的事您别操心了，我去浇。他不信，说你浇不好，哪个滴头对应哪棵苗你都不知道。我说那您告诉我，我拿本子记。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怀疑，但更多的大概是欣慰。他说行，你明天早上先去浇丝瓜，然后再浇向日葵，苦瓜和冬瓜不用天天浇，三天一次就行，水不能太大，滴半个小时就够。说完还补了一句——你把我说的话记下来，别漏了。

第二天一早，我拿着老爷子的浇水路线图去了后山坡。这张图是他口述、我手绘的——丝瓜区用红色标，向日葵区用黄色标，苦瓜和冬瓜用蓝色标，每个区域的滴灌开关位置、浇水时长都写得清清楚楚。我按图索骥打开水龙头，调好滴灌开关，看着细密的水珠从滴头里渗出来，沿着瓜苗根部慢慢地洇进泥土里。

浇完水我蹲在二叔碑前喘了口气。碟子里的葵花籽还是新鲜的，应该是老爷子摔跤之前放的。我对那块碑说，二叔，爸摔了，不过问题不大，做完手术就好了。这段时间我来替他浇地，你帮我在那边保佑保佑他。风吹过向日葵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在回答。

回到卫生院我把浇水的全过程跟老爷子汇报了一遍——先开的丝瓜区，滴了二十分钟，然后开的向日葵区，滴了半小时，苦瓜和冬瓜也滴了十五分钟。老爷子听完点了点头，说还行，没给我浇坏了。又问你那个路线图带回来了没有，我说带了，他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副老花镜戴上，拿着图端详了半天，找出笔在上面改了改，说这里写得不够详细，苦瓜区东南角那几棵要多浇五分钟，那几棵苗弱。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改图，心里头翻涌着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个男人躺在病床上，腿断了，明天要动手术，此刻最操心的却是后山坡上某几棵苦瓜苗的浇水量。

三天后老爷子转到县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钢钉固定，骨位对得很好。主刀医生说术后六周可以尝试拄拐下地，三个月左右应该能恢复独立行走，但以后可能走路会有点跛，要注意不能干重活。老爷子听完就皱眉头了，问什么叫不能干重活。医生说不建议再翻地、挑水这些重体力劳动了。老爷子沉默了好一会儿说行，知道了。

病房里只剩我们三个人的时候，他对我妈说后山坡那些地明年怎么办。我妈说怎么办，你歇着，我种。老爷子说你种不好。我妈说怎么种不好了，你种了几十年我看着还看不会吗。老爷子没吭声，过了一会儿又说，那你得按我的方法种，滴灌要定时开，不能像你做饭一样，火大一下小一下的。我妈说你少说两句，先把腿养好再说。

出院后老爷子回家静养。头一个月只能卧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我妈寸步不离地照顾他。我看得出来他很不习惯——他这辈子都是伺候别人的人，忽然被人伺候了，浑身都不自在。但他没有闹，安安静静地躺着，偶尔让我妈把窗户打开，说要听听院子里的动静。有一天他说他听见丝瓜藤在风里的声音了，刷拉刷拉的，跟往年一样。

能坐起来以后他开始在床上“办公”。他让我妈把手机给他，然后躺在床上用手机看监控。什么监控？后山坡的监控。他摔了以后我托堂哥帮忙在酸枣树上装了个摄像头，连到他手机里，这样他在床上也能看见那片向日葵。他每天早中晚各看一次，看丝瓜藤有没有长虫，看向日葵的花盘有没有低头，看苦瓜架上的苦瓜有没有被鸟啄。发现苦瓜被鸟啄了之后打电话给堂哥让他帮他去赶鸟，堂哥哭笑不得地去了。

九月向日葵的花盘开始垂头了。花盘中心的籽粒一天比一天饱满，黄色的花瓣逐渐干枯，边缘卷了起来。老爷子从监控里看见花盘的样子，说可以收了。他让我妈去后山坡把向日葵花盘割回来，还嘱咐割的时候要留一节茎，这样挂着晾干好看。我妈嫌他要求多但也照做了，一个人去后山坡割了三十几个花盘，用绳子绑成一串挂在堂屋的房梁上。堂屋里弥漫着生瓜子特有的清香，掺着阳光和露水的味道，坐在下面抬头一看满眼都是金黄。

十月份老爷子终于能拄着拐杖下地了。第一次下地那天他扶着床沿站起来，左边的脚轻轻点地，试了试力，疼得龇牙咧嘴的但愣是没吭一声。他拄着拐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趟，越走越快，差点撞到门框上。我妈在后面喊你慢点你慢点。他拄着拐在堂屋里转了好几圈，然后停在房梁下面仰头看那些向日葵花盘，看了很久，说这一批留种不错，明年再多种一百棵。我妈说等你腿好了再说。老爷子说等我腿好了，我要把后山坡全种满。

十一月份老爷子已经能拄着拐杖去后山坡了。虽然走得慢，虽然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但他确确实实站在了那片他种了三年的土地上。堂哥帮他把枯藤清理干净，丝瓜架拆了，苦瓜架也拆了，只有向日葵花盘还挂在堂屋房梁上。老爷子站在光秃秃的后山坡上，拄着拐杖用拐杖头戳了戳土，说今年冬天把地养一养，明年开春继续种。他还画了一张新的规划图——比往年更详细的种植分布图，上面用不同的颜色标着丝瓜区、苦瓜区、冬瓜区、黄瓜区、向日葵区，还有几块新开辟的区域标着“预留”。我妈看着这张图说你这是要当农场主。老爷子说腿瘸了不影响种地，坐在石头上也能浇水。

十二月，堂屋里那批晾干的向日葵花盘终于可以脱粒了。老爷子、我妈和我三个人围坐在一起用手搓葵花籽，搓了整整一个下午，搓了满满一蛇皮袋的生瓜子。老爷子把生瓜子分成两半，一半留着当明年种子，另一半用大铁锅炒熟了，装了二十几个塑料袋，挨家挨户给邻居送。送完以后还剩几袋，他说这些留着过年你们带回去。刘婶拿到瓜子的时候没有再哭，而是笑着给了老爷子一拳，说他这腿都瘸了还折腾，真是个犟种。老爷子说腿瘸了不影响炒瓜子。

大年三十，老爷子的腿已经好得差不多了，能独立行走，虽然走路有点跛，但精神头比摔之前还好。年夜饭桌上，他端着酒杯站起来说了一段话。他说今年家里出了点事，但没出大事。他摔了一跤，把他儿子吓坏了，把他老伴累坏了。但他觉得这一跤摔得不亏，因为摔了以后他发现他儿子能浇地了，他老伴比他想象中能干，他老刘家就算他不在了，这些地也有人管。所以这杯酒先敬天地——老天爷对他不薄；第二杯敬老伴——明年还得让你接着受累；第三杯敬老二——他顿了顿，我们都静了下来——他说老三样，丝瓜炒蛋、苦瓜酿肉、冬瓜排骨，都在桌上搁着呢，哥敬你一杯。

他仰头把酒喝完，把酒杯放在桌上，坐下来夹了一片丝瓜炒蛋，放进嘴里慢慢嚼着。然后抬起头来，对我笑了笑，说吃吧，今年的丝瓜，还是那个味道。

第四年，老爷子七十六岁。

正月十五一过，他就开始翻地了。今年的春天来得早，正月没出，地就已经化冻了，踩上去软绵绵的，翻出来的土黑油油的带着一股潮气。他的腿去年摔过以后走路有点跛，左脚的鞋底外侧磨得比右脚快很多，但他不拄拐了，他说拄拐碍事，翻地的时候拐杖老往泥里杵，拔出来带一坨泥巴，甩都甩不干净。我妈给他买了一双防滑的胶鞋，鞋底带深齿的那种，他穿了两天说好使，又去买了一双备着。

今年的种植计划比往年都大。老爷子说后山坡上那块地已经种了三年，地力养好了，可以扩大面积了。他把西边那片荒地也开了出来，雇了堂哥家的拖拉机翻了两天，翻出来的土里全是石头和草根，他蹲在地里一块一块地捡石头，捡了整整两拖拉机斗。我妈说你这哪是种地，你这是开荒。他说开荒就开荒，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新开出来的地大概有半亩，加上原来的老地块，后山坡上现在有将近一亩地了。老爷子站在坡顶上往下看，左手指着东边说是丝瓜区，指着中间说是苦瓜和冬瓜区，指着西边说是向日葵区，然后又指了指新开的那片地说那块地种葫芦。我妈愣了一下说什么葫芦。他说就是那种长条形的葫芦，嫩的时候能吃，老了能做成瓢，还能在上面画画。我妈说你什么时候对葫芦感兴趣了。他说去年在培训班里听人讲的，葫芦是吉祥物，挂在门口辟邪，种一片葫芦给二叔挡挡煞。

我妈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无奈，说你现在去后山坡看看，你爸把那片地规划得跟城市规划馆似的，哪里种什么用木桩子标得清清楚楚，连浇水的路线图都用粉笔画在石头上了。我说他高兴就好。我妈说他当然高兴，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拄着锄头去后山坡，早饭都不吃，说先去看看他的地。你爸现在跟那块地比跟我还亲。

三月中旬葫芦种子下了地。老爷子从网上买的新品种，叫鹤首葫芦，说是长出来形状像仙鹤的头，细长的脖子下面坠着一个圆鼓鼓的肚子，晒干了以后表皮光滑，颜色金黄，是做工艺葫芦的上等材料。他把葫芦种子先在温水里泡了一夜，捞出来用湿布包着放在灶台旁边催芽，每天早晚掀开布看一看，看见种子裂了口露出白嫩嫩的芽尖，就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起来移到营养钵里。他那专注的神情，我妈说跟当年伺候刚出生的我差不多。

葫芦苗育了四十多棵，出芽率九成以上。老爷子把壮苗种在新开的那片地里，弱苗补种在老地块的边角上。他说葫芦这东西费地，一根藤能爬好几米，种太密了不行，得给它留够伸展的空间。他给每一棵葫芦苗都搭了架子，用竹竿和细铁丝扎的三脚架，比丝瓜架矮一些但更结实。搭完架子他退后几步端详了一会儿，说这架子搭得不错，回头葫芦爬满了，绿叶里挂满鹤首葫芦，你二叔看着肯定喜欢。

四月份我去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有个同学老家也是农村的，饭桌上聊起各自家里的老人，我说了我爸的事——他从年轻时候立下的规矩，到后来慢慢放下，再到这几年在后山坡上种丝瓜种向日葵的事。同学听完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你爸这辈子做的所有事，归根结底都是在给那个十岁的孩子一个交代。以前是罚自己，现在是在延续那个孩子的生命。你有没有想过，你爸种的那些东西，丝瓜、向日葵、葫芦，哪一样不是替弟弟种的？他是把弟弟那一份也活出来了。

我端着酒杯愣了好半天。这位同学说得对。老爷子这么多年不是在种地，他是在替二叔活。二叔喜欢向日葵，他就种向日葵。二叔小时候爱吃丝瓜，他就种丝瓜。现在又种葫芦，也是因为觉得葫芦能“挡煞”，能保护那个睡在酸枣树下的孩子。他把自己活成了两个人——一个是七十多岁的老农民，另一个是永远停在十岁的少年。他替那个少年看春天的雨、夏天的花、秋天的果、冬天的雪，替那个少年尝丝瓜的嫩、苦瓜的苦、葵花籽的香。他用一亩三分地，把一个十岁孩子来不及过的一生，一季一季地补回来。

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在阳台上坐了很久。阳台上的薄荷和罗勒长得很好，矮牵牛开了一波又一波，小番茄已经结了青色的果子。我媳妇出来问我怎么了，我把同学的话复述给她听。她听完以后靠在我肩膀上，说你爸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我说是啊，他没什么文化，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但他用一辈子做了一件事——就是让爱他的人和他爱的人，都不白来这世上一趟。

五月份葫芦藤开始爬架了。老爷子的腿虽然好了，但走路还是有点跛，我妈不让他一个人去后山坡，怕他再摔。他嘴上答应着，趁我妈午睡的时候一个人偷偷溜上去，被我堂哥撞见了回来告状。我妈气得不轻，骂了他一顿，说你再这样我就把后山坡的地全铲了。老爷子知道她是气话，但也没再偷偷去了。从此他每次去后山坡都老老实实叫上我妈或者叫我堂哥陪着，拄着一根新买的登山杖——我媳妇在网上给他买的，四节伸缩的，带弹簧减震，把手那里还有个指南针。他拿着那根登山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这玩意儿高级，然后又补了一句——不过还是没有锄头好用。

葫芦花开的时候出了一件小事。有一天早上老爷子去后山坡浇水，发现葫芦架上有几根藤的嫩尖被人掐了，断口还是新鲜的，冒着汁水。他蹲在地上看了半天，心疼得脸都白了，说这不是虫咬的，虫咬的断口不这样，这是人掐的。他顺着后山坡找了一圈，在坡下面的小路上发现了一串脚印——是小孩的脚印，不大，踩在湿泥地上清清楚楚的。

老爷子没有报警也没有骂街。他沿着脚印的方向走，走到村东头老孙家的院墙外面。老孙家有个小孙子，七八岁，正是狗都嫌的年纪。老爷子敲了门，老孙媳妇开的门，他说你家小孙子在家吗，我有事找他。老孙媳妇吓了一跳，以为孩子闯了什么祸，赶紧把孩子叫出来。那孩子一看见老爷子脸色就变了，低着头不敢说话。

老爷子蹲下来——蹲下去的时候左腿疼得他龇了一下牙——平视着那孩子的眼睛，问他是不是去后山坡玩了。孩子憋了半天点了点头。老爷子又问你是不是掐了我的葫芦藤。孩子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说他是觉得那些嫩尖尖好看，想拿回去给他妈看，不是故意要弄坏的。

老爷子沉默了一会儿。老孙媳妇在旁边已经准备抄笤帚疙瘩了。老爷子摆了摆手制止了她，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葵花籽——是他自己炒的那种，颗颗饱满——放在孩子手心里。他说你想看葫芦，以后就来找我，我带你去看。但是不能掐，葫芦藤的嫩尖是它的生长点，你掐了它就长不大了。你要是真想要，等秋天结了葫芦，我送你一个最好的。

那孩子捧着葵花籽愣了半天，然后使劲点了点头。

老爷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又加了一句——每个星期六早上我去后山坡浇水，你要是想来就在村口等我，别翻墙，摔了我可不负责。说完他就跛着脚走了。

后来那孩子真的每星期六早上在村口等他。一大一小两个人扛着锄头拿着水管往后山坡走，老爷子走在前面，步子慢但稳，孩子跟在后面，有时候帮他拎水桶，有时候帮他拔草。老爷子教他怎么认葫芦的雄花和雌花——雄花花梗细长，雌花花梗粗短，底下有个小葫芦的雏形——还教他怎么给花授粉，把雄花摘下来扣在雌花上面轻轻抖一抖。孩子学得认真，小手沾满了花粉也不知道擦，脸上抹得一道黄一道白的。老爷子看着他的样子笑了好几次，我妈说那笑容跟他年轻时候教我走路时一模一样。

这孩子后来成了后山坡的常客。他叫小浩，是村东头老孙家的外孙，爸妈在城里打工，他跟外婆住。老爷子说他跟我二叔小时候有点像——都是那种眼睛亮亮的、对什么都好奇的孩子。他开始有意识地教小浩种地，从认种子开始，到育苗、移栽、浇水、施肥、授粉、整枝，一样一样地教。小浩学得很快，到六月份的时候已经能自己辨认丝瓜的侧枝该不该掐、苦瓜的叶子是不是长了虫。老爷子逢人就说，他收了个徒弟。

我妈说你教人家孩子种地，人家爸妈愿意吗。老爷子说他爸妈在城里打工，一年回来两趟，孩子跟外婆在家，外婆管不住他，满村疯跑。与其让他在村里野，不如跟我种地，好歹学点本事。再说了——他顿了顿——我这一身种菜的手艺，不传给谁浪费了。我儿子在城里上班，孙子还小，正好有个现成的徒弟。

七月份葫芦结出来了。第一茬结了十几个，一个个挂在架子上，形状真的像仙鹤的头——细长的脖子弯出一个优美的弧度，下面坠着圆鼓鼓的肚子，青皮上带着浅浅的白色条纹，在阳光下半透明的，能隐约看见里面的果肉和种子。老爷子让小浩挑一个最喜欢的，小浩在架子前面站了好几分钟，左看右看，最后挑了一个脖子最弯、肚子最圆的。老爷子小心翼翼地把它摘下来放在小浩手里，说这个归你了，晒干了以后让你外婆帮你把里面的籽掏出来，外皮打磨光滑了，就是你的葫芦了。

小浩捧着那个葫芦高兴得直蹦，但蹦了两下就不蹦了——他怕摔了。他把葫芦紧紧抱在怀里，仰着头问老爷子能不能再要一个。老爷子说你要那么多干嘛。小浩说给他妈也带一个。老爷子笑了，说行，回头再挑一个，给你妈。

向日葵开的时候小浩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片的花海。他站在花丛中间，四周全是比他高一头的向日葵，每一朵都面朝他，金色的花瓣层层叠叠，中心的花盘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还没成熟的籽粒。他转着圈看，看得头晕，一屁股坐在地上哈哈大笑。老爷子站在花海边看着他笑，然后回头看了一眼酸枣树下那块碑，轻轻说了句——小全，这孩子像不像你。

八月份有个周末我带着孩子回老家，女儿五岁，儿子两岁半，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老爷子一手牵一个往后山坡走，跛着脚走得不快，两个孩子也不急，跟着爷爷的步子慢慢走。到了后山坡女儿看见向日葵就尖叫起来了，儿子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看得入了神，怎么叫都不走。老爷子坐在那块大石头上，看着两个孙子孙女在花丛里跑来跑去，脸上一直挂着笑。

午饭是在后山坡上吃的。我妈做了凉面，用篮子提着上来，我们一家人坐在酸枣树下的阴凉里吃面。酸枣树今年结得特别多，红红的小果子藏在叶子中间，风一吹就探头探脑的。女儿吃了一碗面就不吃了，拉着老爷子去看丝瓜架上的丝瓜。她指着丝瓜问爷爷这是什么，老爷子说这是丝瓜。她问能吃吗，老爷子说能吃，嫩的时候炒着吃，老了就做成丝瓜络洗碗。女儿说那这个是嫩的还是老的。老爷子仰头看了看那根丝瓜，说这个是嫩的，晚上让你奶奶给你炒丝瓜炒蛋。女儿说好。

我坐在石头上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很安静。那种安静不是环境给的——后山坡上又是蝉鸣又是风声又是孩子们的笑闹声，一点都不安静。那种安静是从心里头长出来的，像酸枣树的根一样深深地扎下去，稳稳当当地待在胸腔里。我想起几年前那个夜晚，我蹲在杂物间里翻出那张老照片，照片上十九岁的老爷子抱着十岁的二叔，对着镜头笑得那么用力。那时候的老爷子肯定不知道，五十六年后他会坐在同一面山坡上，被孙子和孙女围着，身后是一整片金灿灿的向日葵，头顶是丝瓜藤沙沙作响，身边是那块刻着“兄德厚立”的墓碑。他更不知道，那些曾经让他痛不欲生的东西，最终会被他亲手变成这片山坡上最丰饶的风景。

傍晚我们准备下山的时候，女儿忽然跑到那块碑前面站住了。她不识字，歪着头看了看碑上的字，然后回头大声问老爷子——爷爷，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呀，是你的名字吗。

老爷子走过去，蹲下来，手指点着碑上的字一个一个念给她听。念到最后“兄德厚立”的时候他的声音顿了一下，然后他指着那四个字对他五岁的孙女说，这是爷爷的名字，爷爷叫德厚。这个碑是爷爷给爷爷的弟弟立的。女儿眨巴着眼睛想了一下，说那你弟弟是不是叫二叔。老爷子说对，叫二叔。女儿又问二叔去哪儿了。老爷子抬头看了看天，又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土，然后用一种很轻很柔和的语气说了句，二叔哪儿也没去，二叔就在这里。

女儿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伸出小手在碑面上拍了拍，奶声奶气地说了句二叔你好。老爷子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但他没有让眼泪掉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站起来，弯腰拉起孙女的手，说了句走吧，回去吃饭。孙女边走边回头看那块碑，嘴里还念叨着二叔再见。

那天晚上吃完晚饭，老爷子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纳凉。我端了两杯茶走过去，一杯放在他手边的小凳子上，一杯自己端着。院子里那架丝瓜在夜风里轻轻晃着，叶子摩擦出刷拉刷拉的声响。远处村子里传来几声狗叫，谁家的电视机开着，声音隐隐约约的。老爷子喝了口茶，忽然说今天下午在后山坡上你闺女拍二叔的碑叫他二叔好的时候，他心里头像是有什么东西松开了。说不上来是什么，反正松开了。以前每年立秋去上坟，心里都是沉的，像压了块石头。今天不是沉的，是暖的。他转头看着我说，你说怪不怪，一个五岁的孩子拍了一下碑，我心里头那块石头就没了。

我想了想说，大概是因为孩子不知道那些沉重的事。她不知道那根丝瓜的故事，不知道立秋的规矩，不知道您心里头压了五十多年的愧疚。她就知道那底下躺着的是她二叔，是她爷爷的弟弟，所以她要打个招呼。她那一声“二叔你好”，就是最单纯的问候，没有任何附加含义。您听了，也就跟着单纯了。

老爷子想了很久，然后轻轻笑了一声，说你读的书多，说的道理比我听过的都透。我说不是道理透，是事实就是这样的。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忽然换了个话题，说你二叔要是还在，今年该有六十多了。你说他会不会也有孙子孙女了。我说那肯定的。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他的孙子该叫我大爷爷。我说那可不，您就是大爷爷。他笑了笑，那笑容在月色里显得格外安详。

秋天的时候葫芦成熟了。老爷子把最好的那几个鹤首葫芦留了下来，其余的分给了邻居和亲戚。他给小浩留了三个——一个是他自己挑的，一个是他给他妈挑的，还有一个是老爷子额外送的，说是奖励他这几个月干活的辛苦。小浩捧着三个葫芦高兴得不知道先看哪个好，看看这个摸摸那个，最后把三个葫芦并排放在地上，蹲在前面看了半天，抬起头来认真地对老爷子说，爷爷，我明年还要跟你种葫芦。

老爷子笑着拍了拍他的脑袋瓜。

留下的那几个鹤首葫芦，老爷子没有晒干做瓢。他找村里的木匠做了几个底座，把葫芦立在上面，放在堂屋的条案上。他说这几个葫芦留着当摆件，以后谁来家里串门，他就跟他们说这是后山坡上自己种的。他还在其中一个葫芦上面用毛笔写了几个字——丁酉年立秋，兄德厚种。那个葫芦是他在立秋那天摘的，青皮上带着露水，形状格外周正，仙鹤脖子弯得恰到好处，肚子圆润饱满，放在底座上稳稳当当的，像一件天然的艺术品。

立冬那天老爷子做了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他让堂哥帮忙把后山坡酸枣树下那块碑挪了个位置——从原来的树荫底下挪到了树前面一点，正对着向日葵地和葫芦架的方向。他说以前把碑放在树荫底下是想让二叔凉快，但那个位置看不到全景，他种的这些花这些瓜二叔都看不到。现在换到这个位置，视野开阔，二叔坐在那里就能看见整面山坡——左边是丝瓜架，右边是苦瓜冬瓜，正前方是向日葵，身后是酸枣树遮阴，旁边还有新种的那片葫芦。什么都能看见。

挪碑那天我也回去了。堂哥找了几个帮手，用撬杠把碑从原来的基座上撬起来，小心翼翼地抬到新位置，重新打好基座，用水泥灌浆固定。老爷子站在旁边全程盯着，一会儿说往左偏一点，一会儿说再往右调一点，几个大老爷们被他指挥得满头大汗。最后碑终于安好了，他退后几步端详了半天，说行，就这儿，小全你看现在多敞亮。

那天下着细雨，秋天的最后一场雨。雨丝细细密密地洒下来，打在酸枣树叶上沙沙作响，打在碑面上洗得青石发亮。老爷子没有打伞，就那么站在雨里看着碑，头发和肩膀都湿了。我妈拿了伞跑过去给他撑上，他摆摆手说不用，一会儿就停了。他对着那块碑发了很久的呆，然后忽然转头对我说，以后他走了，也埋在这块地里，挨着二叔。不用立太大的碑，跟二叔的一样大就行，碑上就写他的名字和生卒年，再加一行字——跟小全做个伴。

我看着他被雨打湿的白发和微微佝偻的身形，忽然意识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半点悲伤。他不是在交代后事，而是在规划一个新家。他用了大半辈子，给自己和弟弟在这面山坡上搭了一个永远不会散的家。这里有丝瓜有苦瓜有冬瓜有黄瓜，有向日葵有葫芦有酸枣树，有春天的苗夏天的花秋天的果冬天的种，有他想给弟弟的一切。

我说爸您说这些干嘛，您还有好多年要活呢。他说我知道，我就是提前跟你说一声。万一哪天我忽然走了，你得知道把我埋哪儿。别人问起来你也好回话。我说好，我记住了。

十二月底，冬至。老爷子让全家人都回来吃饺子。中午的饭桌上摆满了菜，照例有三道是从后山坡上收的——丝瓜已经没有了，换成了一碟丝瓜络做的装饰品放在条案上；苦瓜和冬瓜是秋天收的，一直储存在地窖里，拿出来还跟刚摘的一样新鲜。老爷子在每个位子上都摆了一个小碟子，碟子里放了几颗生葵花籽——这是他今年留的种，粒粒饱满，壳上带着黑白相间的条纹。

我说爸您这是干嘛。他说今天冬至，全家团圆，也让老二尝尝今年的新瓜子。来年开春这些瓜子就要下地了，让他先看看种子好不好。

吃完饭老爷子一个人去了后山坡。这次我没有跟，站在院子里远远地看着他的背影——穿着那件穿了十几年的旧棉袄，跛着脚慢慢往坡上走。我妈想跟上去被我拉住了，我说让他一个人去吧，他肯定有话要跟二叔说。我妈看了看我，收住了脚步。

那天下午老爷子在后山坡上待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才慢慢走下来。回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我也没有问。他坐在堂屋里搓了会儿葵花籽，又拿丝瓜络擦了擦茶壶盖，然后跟我妈说今晚早点睡，明天还要起来翻地。我妈说大冬天的翻什么地。他说趁着还没上冻把明年种葫芦的那块地翻了，冬天虫子都冻死了，明年病虫害就少。

我妈无奈地摇了摇头，跟我说你看看你爸，一辈子闲不住。老爷子听见了，头也不抬地说了句——闲着干什么，闲着就想你二叔。忙起来就不想了。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但我听得清清楚楚。我想起几年前他在丝瓜架下跟我说“明白和放下是两码事”，那时候他还在纠结于放不放得下。现在他不纠结了。他不再问自己有没有放下，也不再逼自己一定要放下。他只是找到了一个让自己心安的方式——不停地种，不停地收，不停地给弟弟送去最新鲜的瓜果，然后把这份种地的手艺传给邻居家的孩子，传给孙子孙女，传给任何一个愿意学的人。他用这种方式证明弟弟从来没有离开过，也用这种方式让弟弟的生命在土地里、在花海里、在每一个吃过他家丝瓜的人的记忆里，一年一年地延续下去。

而我呢，我坐在深圳的家里写这段文字的时候，阳台上那盆小番茄已经红了。女儿摘了一颗放在手心里，跑过来问我爸爸这个能吃吗。我说能吃，这是你爷爷教爸爸种的。她咬了一口，汁水顺着下巴往下流，眼睛亮晶晶地说好甜。我忽然想，明年是不是该在阳台上种一盆丝瓜了。不用搭太大的架子，就用那种简易的盆栽架，种一棵就好。不是为了吃，是为了每次看见那根丝瓜的时候，都能想起老爷子蹲在后山坡上把丝瓜片放在二叔碑前的样子，想起那碟丝瓜炒蛋在晨光里冒着热气，想起他说“哥陪你吃”的那句话。

然后我跟女儿说，明年爸爸给你种丝瓜好不好。女儿说什么丝瓜，好吃吗。我想了想微笑着说，好吃，而且它不只是一道菜，它是咱们家最重要的故事。

窗外的深圳湾，夜色正浓。远处深港跨海大桥的灯光像一条发光的丝带，安安静静地躺在海面上。海风从阳台上吹过来，带着一股淡淡的海腥味。女儿吃完了番茄跑去客厅看动画片了，儿子坐在爬行垫上正在跟一只布偶熊搏斗。媳妇在厨房里洗水果，水龙头哗哗地响。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电脑屏幕上老爷子发来的照片——后山坡上的向日葵开得正旺，他站在花丛中，跛着脚，拄着登山杖，笑得比向日葵还灿烂。照片下面是他让堂哥帮他用手机发来的一句话：“后山坡上的向日葵全开了，你二叔很喜欢。勿念。”

我回了一句话——爸，明年春天我也想种点丝瓜。

他秒回——土要翻深，底肥要足，架子要搭稳。

我看着屏幕笑了。我知道，这些关于种丝瓜的叮嘱里，藏着他一辈子都没说出口的话——关于怎么过日子，怎么爱人，怎么在失去之后重新开始。而他教会我的，我也会教给站在我身边踮脚看屏幕的女儿和还在地上爬的儿子。也许等到许多年后，当他们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老家那片后山坡上时，那里的向日葵还在年年盛开，丝瓜藤还在风中沙沙作响，酸枣树下的碑前还摆着新鲜的炒蛋。

而老爷子种下的那些东西——那些比丝瓜更韧、比向日葵更亮、比葫芦更沉的东西——会在我们家的血脉里，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第七年春天，老爷子七十七岁了。他的腿自从那年摔过以后，走路一直不太利索，左脚的鞋底外侧照旧磨得比右脚快，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唯一的变化是他不再逞强了——以前他一个人扛着锄头就往后山坡走，现在他会主动叫上小浩或者我堂哥陪着。他说不是怕摔，是有个人陪着说说话，干活不累。

小浩已经十岁了，个头蹿了一大截，皮肤晒得黝黑，手掌心里磨出了一层薄薄的茧子。他跟着老爷子种了三年地，如今已经是个像模像样的小庄稼把式了。丝瓜的掐尖打杈、苦瓜的授粉套袋、葫芦的整枝引蔓、向日葵的培土防倒，他样样都能上手。老爷子有时候故意站在旁边不动手，抱着胳膊看他干，干完了点点头说还行，没白教你。小浩就咧嘴笑，露出一排豁了一颗的门牙。

今年老爷子又画了一张新的种植规划图。这张图比往年任何一张都更复杂，上面密密麻麻地标注了十几种作物的位置、间距、轮作顺序和预计产量。他把后山坡上的地重新划分了区域，按照土壤肥力和光照条件分成了一等地、二等地和三等地。一等地种丝瓜和苦瓜，这两样是主力，占了一半的面积。二等地种葫芦和向日葵，三等地是新开出来的一片碎石坡，土薄石头多，他说种南瓜——南瓜不挑地，越贫瘠的土里长出来的南瓜越甜。

我妈看着那张图说你这是把后山坡当成农业科技园了。老爷子说农业科技园不敢当，但科学种植还是要讲的。他从书架上翻出一本翻烂了的《蔬菜栽培学》，书皮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里面画满了横线和圈圈。他说这本书是他从镇上旧书摊上淘来的，才花了三块钱，但里面的知识值三千块都不止。他现在学会了用手机上网查资料，遇到不懂的病虫害就拍张照片发到“新型农民培训班”的微信群里，群里有个县农业局退休的技术员专门负责答疑，秒回，比医院挂号还快。

南瓜种子是老爷子从培训班老张那里要来的，老张说他家的南瓜是祖传的品种，叫“老面南瓜”，个头不大但淀粉含量高，煮熟了又面又甜，口感跟板栗似的。老爷子如获至宝，把种子用纸包好放在铁盒里，跟二叔的照片放在一起。他说好东西要放在最安全的地方。我妈说那铁盒都快成你的百宝箱了，又是照片又是种子的。老爷子说那当然，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我弟弟爱吃的。

四月份南瓜苗育好了，老爷子带着小浩去后山坡上移栽。那片碎石坡确实不好种，土薄得铁锹一铲就碰到石头，挖个坑要先把石头撬出来，再从别处挑土过来填。小浩累得满头大汗，手掌心磨出了水泡也不吭声。老爷子看着心疼，说歇会儿吧。小浩说不歇，你说过南瓜不挑地，但人得挑活——要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以后怎么种地。老爷子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说你这小子把我教你的话都背下来了。

南瓜藤爬得很快，五月份就铺满了大半个碎石坡。南瓜的叶子特别大，像一把把绿色的小伞撑在地上，密密匝匝地叠在一起，把下面的石头全遮住了。南瓜花开得又大又黄，雌花底下的子房圆鼓鼓的，顶着花瓣像一个个小灯笼。老爷子每天早上都去数一遍，今天开了几朵雌花，坐了几个瓜，哪个瓜长得好，哪个瓜被虫叮了。他在南瓜地里插了一圈木棍，每根木棍上绑着不同颜色的布条——红色代表正在膨果期的瓜，蓝色代表已经定型的瓜，白色代表可能要摘掉的畸形瓜。小浩说他比产科的护士还会分类。

六月份后山坡上出了一件事。连着下了好几天暴雨，后山坡上的排水沟被泥沙堵了，丝瓜地里的积水漫过了垄面，好几十棵丝瓜的根都泡在水里，叶片开始发黄。老爷子急得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穿着雨衣扛着铁锹上了后山坡。小浩也穿着小雨衣跟了上去。一老一少在雨里站了一个多钟头，把小排水沟重新疏通了一遍，又在丝瓜地旁边临时挖了一道引水渠，把积水导到山坡下面的荒沟里去。

丝瓜救回来了大半，但还是有十几棵根泡烂了，叶子全黄了，救不回来了。老爷子站在那十几棵死掉的丝瓜前面，沉默了很久。雨停了，云缝里漏出一线阳光照在他湿漉漉的雨衣上，反着光。他的表情没有悲痛，也没有愤怒，只是一种很深的惋惜。那种惋惜不是对损失的计较，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小浩站在他旁边也跟着沉默，然后轻轻拉了拉他的雨衣袖子，说爷爷别难过，死掉的丝瓜咱们挖出来做堆肥，明年还能用。老爷子低头看了看他，脸上的皱纹慢慢舒展开来。他拍了拍小浩的湿漉漉的脑袋说，你说得对，死掉的丝瓜也是丝瓜，不能浪费。然后两个人一起把那十几棵枯死的丝瓜藤连根挖出来，放在堆肥堆上，盖了一层土，浇了些水。老爷子说好好发酵，明年就是好肥料。

七月份向日葵开花了。今年的向日葵种得比往年更多，沿着后山坡的东侧种了长长的一排，从坡顶一直延伸到坡脚，远远看去像一条金色的河流从山坡上倾泻下来。小浩现在已经是向日葵的半个专家了。他能分辨出向日葵的花盘在哪个生长阶段需要追肥，哪个阶段需要增加水量。他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向日葵的茎秆上有细细的绒毛，摸上去毛茸茸的，早上带露水的时候绒毛上挂满了小水珠，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像是镶了一圈碎钻。他拉着老爷子的袖子，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老爷子装作不知道，配合着他表演惊讶，说真的吗我种了这么多年向日葵都没发现，还是你眼睛尖。小浩得意极了，在花丛里跑来跑去，跟每一朵向日葵打招呼。

老爷子坐在石头上看着他跑，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二叔的碑。碑前碟子里的葵花籽是今天早上新换的。他对着碑轻轻说了句，这孩子像不像你，你也爱往花丛里钻，进去了就不肯出来，非得我喊破嗓子才回家吃饭。

八月的一天下午，老爷子正蹲在丝瓜架下拔草，忽然站起来的时候头晕了一下，身体晃了晃，差点栽倒。他赶紧扶住丝瓜架子，闭着眼睛站了一会儿才缓过来。小浩在远处浇向日葵没看到这一幕。他没有告诉小浩，也没有告诉我妈。他只是自己坐在石头上多歇了一刻钟，然后站起来继续拔草。

过了几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你爸最近瘦了不少，吃饭也没什么胃口，每顿只吃小半碗饭就说饱了。我说他是不是又偷偷去后山坡干活了。我妈说没有，他现在挺听话的，每天就去浇个水，也不干重活。可人就是瘦了，脸色也不好。我说我下个周末回去看看。我妈说你回来也好，他嘴上不说，心里肯定想你。

那个周末我回了老家。远远看见老爷子站在院门口等我，瘦是真瘦了，但精神还行，腰板也挺得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手里拄着那根登山杖。我下车走过去，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你怎么瘦了，在城里是不是不好好吃饭。我差点被他气笑了——明明是他自己瘦了一大圈，反倒说起我来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吃了一碗丝瓜炒蛋拌饭，胃口比我想象中好。我故意说这丝瓜真嫩，比超市里卖的强一百倍。他眼睛一亮，说那当然，这是今天早上现摘的，凌晨还挂着露水呢。然后他放下筷子，用一种很认真的语气跟我说，以后你要是想吃丝瓜就回来摘，别老在超市买，超市里的丝瓜都是大棚种的，没有露水，不甜。我说好，以后我每个周末都回来摘丝瓜。他说也不用每个周末，半个月回来一趟就行，回来的时候提前打个电话，我给你留着最嫩的那几根。

那天晚上我在老屋里翻出了那本旧相册。自从那年发现二叔的照片之后，这本相册就被老爷子放在了堂屋的抽屉里，没有再锁进樟木箱子了。我翻开相册，看到那张照片——十九岁的他抱着十岁的二叔，背景是那棵酸枣树。照片已经更旧了一些，边角的折痕更深了，但画面上的两个人还是那么清晰。

老爷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他低头看了看我手里的相册，说这张照片是他这辈子最珍贵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这是他唯一一张跟二叔的合影，也是唯一一张能证明二叔曾经来过这个世界的东西。他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但至少替二叔种了一坡的花，种了一坡的瓜，替他吃了那些他来不及吃的丝瓜，看了那些他来不及看的向日葵。他顿了顿，又说——等我走了，你把这张照片跟我埋在一起。不用烧，就放在我胸口那个口袋里。

九月南瓜熟了。那片碎石坡上横七竖八地躺着二十几个老面南瓜，墨绿色的皮上带着浅黄色的条纹，拿指甲掐一下掐不进去，沉甸甸的，最重的一个有十五斤。老爷子让小浩挑一个最大的，小浩使出吃奶的劲抱起来，脸憋得通红，说爷爷这个瓜比我还重。老爷子说那你以后要比这个瓜长得更快才行。小浩说那当然，我明年就能抱两个。

南瓜收了以后，老爷子和以前一样把大部分都分了，每户邻居送一个，刘婶照例收到了一个最大的。她捧着南瓜站在院门口，看了老爷子好一会儿，说德厚你现在气色没有去年好了，别光惦记着种地，也注意注意身体。老爷子说没事，就是今年夏天太热了，胃口差了点。刘婶说那我回去给你熬点南瓜粥，南瓜养胃。老爷子说不用，你留着自己吃。刘婶说你别跟我客气，回头让小浩来端。

晚上小浩端着一锅热腾腾的南瓜粥回来了，是刘婶用老爷子送的南瓜熬的。老爷子喝了一碗，说味道不错，老张家的品种确实好。我妈在厨房里跟刘婶通电话，刘婶在电话那头说你多注意着点德厚，我看他走路比去年慢了，人也没精神。我妈叹了口气说我知道，可他那人谁劝得动。

十月下旬的一天，老爷子在后山坡上收最后一批丝瓜络。今年的丝瓜络质量特别好，纤维又白又韧，蜂窝状的孔洞均匀细密，拿到太阳底下看，光线能透过那些细孔，投下一片斑驳柔和的光影。他坐在石头上把丝瓜络一个一个剥出来，去掉外皮，抖掉里面的籽，整理好形状，然后用绳子串成一串。小浩坐在他旁边帮忙，两个人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干着活，偶尔说两句话。

活干完了，老爷子没有急着走。他坐在石头上看着眼前这片土地——秋天的后山坡已经没有夏天的繁茂了，丝瓜藤枯了，向日葵收了，葫芦架拆了，南瓜也搬回家了。地面重新露了出来，光秃秃的，只有一些低矮的杂草还绿着。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地铺向天际，天空很高很远，蓝得透明。

他坐了很久，忽然开口对小浩说，如果明年他不能来后山坡种地了，你帮爷爷种，好不好？按照爷爷画的规划图，一年一年地种下去，别让这块地荒了。

小浩停下了手里的活，看着他，嘴巴动了动想说“你乱说”之类的话，但他没有说。他认识老爷子三年了，太清楚这个老头说每句话都是当真的。他低着头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点了点头，轻声说了个好字。

老爷子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他叠得方方正正的种植规划图，展开来铺在膝盖上。他的手在图上慢慢划过，指着每一块区域对小浩说，这里是丝瓜区，这里是苦瓜区，这里是冬瓜和黄瓜区，这里是向日葵区，这里是葫芦区，最西边碎石坡上种南瓜。每年轮作一次，丝瓜不能连作，种一年要换一块地，不然土壤里的病害会累积。记住，所有的瓜都不能连作，只有向日葵可以。他说完把规划图叠好，放在小浩手里，又补充了一句——以后这面山坡上种的所有东西，每一样的第一茬，给你二叔送一份去。不用多，几片丝瓜、一朵向日葵、一个葫芦都行。就是别让他忘了，他哥还惦记着他。

小浩把规划图小心地放进自己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拉上拉链，用手掌按了按确认放好了。然后他抬起头认真地看着老爷子，说爷爷你放心，这些我都能记住。丝瓜不能连作，所有瓜都不能连作，只有向日葵可以。每样第一茬给二叔送一份。

老爷子欣慰地点了点头，伸出手，小浩也伸出手，一老一少的两只手在酸枣树下握在了一起。风从后山坡上吹过来，吹得枯黄的丝瓜藤沙沙作响。那棵酸枣树上的红枣已经落了大半，剩下的几颗还挂在枝头，在风中轻轻摇晃。

十二月中旬，老爷子的体重又掉了好几斤，脸色也比秋天更差了。我妈偷偷跟我说，他最近老是吃完东西说胃里不舒服，有时候半夜起来喝苏打水，说胃里烧得慌。我说那得赶紧去医院查查。我妈说他就是不肯去，说冬天胃不舒服是正常的，喝点热水就好了。我说这次不能由着他。

我请了假，硬拉着老爷子去了县医院。消化内科的号很难挂，我们排了将近两个小时。老爷子在候诊区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病人和家属，忽然说了一句——这医院比镇上卫生院大多了，人也多，都是来看病的。你看那个轮椅上的老太太，比我还瘦。我说您还有心思看别人。他说不看别人还能看什么，既来之则安之。

医生给开了胃镜检查，做的时候老爷子躺在检查床上，咬着口垫，眼眶里全是生理性的泪水。但他一声没吭，配合得很好，检查结束以后自己从床上坐起来，擦了擦嘴角，很平静地问我结果怎么样。我说要等病理报告。他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等报告的那几天，我在老家陪着他们。表面上日子跟平常没什么两样，他每天还是去后山坡转转，虽然冬天没什么活可干，但他说得去看看，看看地有没有被风刮坏，看看排水沟有没有被落叶堵住。我陪他一起去，父女俩——不，父子俩——慢慢走在通往山坡的土路上，脚步不快，但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到了后山坡，他站在二叔碑前搓了搓手，说今年冬天不冷，明年开春肯定早。然后他弯下腰把碑前碟子里被风吹乱的几颗葵花籽重新摆整齐，又从兜里掏出一小把新炒的瓜子放了进去。

拿到报告那天，县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医生把我单独叫进办公室，关上门，把病理报告递给我，上面写着我看不太懂的医学术语，但我认出了“腺癌”两个字。医生说肿瘤的位置不太好，发现得不算早。建议尽快转到省肿瘤医院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我问治愈率有多高。医生沉默了一下，说他这个年纪，这个位置，积极治疗的话一年生存率大概百分之五十，不治疗的话，半年左右。

我把报告叠好放进包里，走出医生办公室，在走廊尽头的窗户边站了很久。窗外是医院的后院，几棵光秃秃的梧桐树上挂着零星的枯叶。有个护工推着轮椅从楼下经过，轮椅上坐着一个穿条纹病号服的老人，身上盖着毯子，手里还握着收音机，天线拉得老长。

我走到候诊区，老爷子正坐在长椅上看一份宣传栏上撕下来的农业科普小报。见我过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然后把小报放在旁边，很平静地问我，是不是不太好。我张了张嘴想说点铺垫的话，他摆了摆手说不用铺垫了，直接说吧，我受得住。

我把医生的话复述了一遍。他听完以后安静了一会儿，然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不是问还能活多久，也不是问治疗有多痛苦，而是问——那明年开春的丝瓜还来不来得及种。

我差点没忍住眼泪。

我说来得及，丝瓜苗要到四月份才移栽，还有三个多月呢，您可以把种子育好，我来帮您移栽。他说那行，那咱们先治病，治完回来种丝瓜。然后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说走，先回家，家里还有些种子没分装。

治疗在省肿瘤医院进行。老爷子在医院里住了将近两个月，做了手术，又做了几轮化疗。化疗的过程很折磨人，他吃什么吐什么，头发掉了大半，本来就瘦的身体又缩了一圈，胳膊细得我一只手就能握住。但他始终没有抱怨过，也从来没有说过一次“不治了”。隔壁床的老李比他小几岁，也是胃癌，做了两次化疗就不肯做了，跟家里人说太受罪了，不如回家。老爷子坐在床边输液的时候听了，对老李说，受罪也得治，你家里还有人等你回去呢，我家里还有一面坡的地等着我回去种呢，你要是现在就放弃了，对不起那些等你的人。老李被他说得沉默了半天，后来又接着做了。

在医院里最难受的时候，他让我妈把家里那张向日葵的照片发到我手机上，然后让我把手机放在他床头柜上，说这样他每次睁眼就能看见后山坡。有一回他刚做完化疗，吐了一下午，人虚得连话都不想说，眼睛半闭着盯着手机屏幕上那片金黄。他忽然用很轻的声音说，我答应过二叔要种到他六十岁的，今年是第五十七年，还差三年。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是翘着的，像是在跟自己打一个赌。

小浩跟着他外婆来医院看过他两次。第一次来的时候，小浩站在病房门口不敢进去，因为他差点没认出来病床上那个光头消瘦的老人是老爷子。老爷子看见了他，抬起手朝他招了招，说愣着干嘛，过来让爷爷看看长高了没有。小浩走过去站在床边，嘴唇抖了好几下，最后憋出来一句——爷爷，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老爷子笑了，说化疗嘛，头发掉了还会再长的，等春天了我就能回去跟你一起种丝瓜了。小浩使劲点头，从随身带的布袋子里掏出一个东西放在老爷子手里——是他自己做的丝瓜络香皂，用后山坡上收的丝瓜络和香皂液倒模做的，丝瓜络嵌在香皂中间，用来洗手的时候可以去死皮。他说这是他在学校手工课上学的，做了好几个，这个最好的留给爷爷。

老爷子把丝瓜络香皂握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很久，然后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小浩的脑袋，说了句这徒弟没白收。小浩的眼圈红了，但他愣是忍住了没哭，因为来之前他外婆跟他说了，不能在爷爷面前哭，要让爷爷看到你长大了。

第二次来的时候小浩带来了一本学校发的作文本，翻开其中一页给老爷子看。那篇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爷爷》，开篇第一句话写的是——“我的爷爷不是我的亲爷爷，但他是我的老师，教我种地，教我认植物，也教我做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老爷子看完这篇作文，把本子放在枕头旁边，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儿。病房里很安静，能听见窗外走廊上的脚步声和隔壁床老李家人低低的说话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眼里有亮晶晶的光，但他没有让它们流出来。他看着小浩，说爷爷不是一个会说大道理的人，但有两句话你记住——第一句，种地跟做人一样，你对地好，地对你好；第二句，不管走到哪里，都别忘了你从哪里来。小浩使劲点头说，我记住了。

三月下旬，春暖花开的时候，老爷子终于出院了。医生说他恢复得比预期的好，肿瘤缩小了不少，可以回家休养，定期回来复查。他瘦了很多，头发还没长全，稀稀拉拉的几根白毛贴在头皮上，看着像刚出壳的小鸟。但他的眼睛还是亮的，拄着登山杖走路的姿势还是稳的，一进院门就往后山坡的方向张望。

那天下午他让我扶他去后山坡。我说您刚出院，先歇两天吧。他说不行，我得去看看我的地，我在地里躺了大半年了，再不看看土都荒了。我拗不过他，扶着他慢慢往后山坡走。

住院的两个多月里，后山坡上的地是我堂哥帮着管的。他知道老爷子心里头最惦记什么，所以虽然没有老爷子那么精细，但丝瓜、苦瓜、向日葵的苗都已经按时育好了，土也翻过了，该搭的架子也搭上了。那块地，没有荒。

老爷子站在坡顶往下看——新育的丝瓜苗一排一排整整齐齐地码在营养钵里，苦瓜和黄瓜的架子已经搭好了，向日葵种子也下了地，碎石坡上的南瓜地重新翻过了。他看了很久，然后回头对我说，你堂哥这个人不错，就是丝瓜苗的间距没掌握好，回头得重新调整。我说人家帮您管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他说我知道，但我自己的地，还是得我自己管。

他慢慢走到二叔碑前，那块碑他离开的时候还是冬天，现在春天已经来了。碑前的碟子里，有人放了一小把瓜子——应该是小浩放的。老爷子看着那把瓜子，笑了，说这小子，瓜子放太久了都受潮了，明天换新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新碟子——还是那种最朴素的白瓷碟，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准备的——放在碑前，然后把那把受潮的瓜子换成新的。

然后他对着碑说，小全，哥回来了。今年开春晚了点，但不会耽误种丝瓜。你放心，哥答应你的事，说到做到。

那天下午在后山坡上待了很久，直到太阳偏西，我妈打电话来催吃饭了才慢慢往回走。吃完饭他坐在堂屋门口纳凉，我端了杯茶坐到他旁边。院子里那架丝瓜才刚搭好架子，新苗还没移栽，架子上还空荡荡的。他望着那片空地发了会儿呆，忽然说今年丝瓜苗多育一些，万一他在治疗期间身体撑不住，苗在，地就在，随时都能接着种。

我听出来他是在跟我交代。不是交代后事，是在交代传承。我握住他的手，那双握了一辈子锄头的手，骨节粗大，皮肤粗糙，但此刻握在我手里却轻得像一片枯叶。我说您放心，丝瓜不会断的。您种了多少年，以后我就种多少年。等我种不动了，还有小浩。您在这面山坡上种下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

老爷子低头看着我们交握的手，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说，那就好。我没有别的心愿了。

那天夜里我失眠了，翻身起来走到院子里。月亮很圆，照得院子里的地面白花花的。我站在丝瓜架下面，仰头看着那些空荡荡的竹架子，想象着几个月后它们又会爬满绿色的藤蔓，挂满青翠的丝瓜。老爷子卧室的灯也亮着。我轻轻推开门，看见他靠在床头，手里拿着那个铁盒子，盒子开着，他正看着二叔那张照片。屋里只亮着一盏台灯，昏黄的光把他瘦削的侧脸映在墙上，影子微微晃动。他抬头看见我站在门口，没有惊讶，只是轻轻说了句——还没睡？我走进去坐在床边，看着他手里的照片。他忽然笑了，说那年他十九岁，小全十岁。如今他都七十七了，小全还是十岁。他想，在另一个世界里小全是不是已经长成了一个比他还老的老头。他想了想又说，但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都认得他——他一笑就露两颗豁牙，这个变不了。

我坐在床边，陪我爹说了很久的话。说到后山坡上那些地，说到小浩那篇作文，说到丝瓜明年种几个品种。说到最后他困了，我把铁盒帮他盖好放在床头柜上，扶他躺下，给他掖好被角。他闭上眼睛，呼吸渐渐平稳。

四月，丝瓜苗移栽的那天，小浩天不亮就从村东头跑过来等着了。他背着一个小背包，里面装着一把新买的小铲子、一副手套和一个笔记本，笔记本上是他自己画的种植记录表，每一行都画了格子，写着日期、天气、品种、浇水量。老爷子搬到后山坡一把小折叠椅，坐在椅子上指挥，小浩负责动手，一株一株地把丝瓜苗从营养钵里磕出来，轻轻抖掉根上的浮土，放进提前挖好的坑里。培土，压实，浇水，每一步都做得一丝不苟。老爷子从兜里掏出一支油性笔，在一根木桩上写了“乙巳年，丝瓜，师徒合种”，然后把木桩插在丝瓜地的正中央。

阳光照在那根木桩上，木纹里的字迹被照得发亮。老爷子拄着登山杖站在丝瓜地旁边，看着满坡的春光和忙碌的小浩，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闻到了泥土的味道、新叶的味道、远处酸枣树开花的味道。这些味道他闻了大半辈子，但今年闻起来好像格外清晰。

他转过头看向二叔的碑，轻轻说了句——小全，今年的丝瓜种下去了。还是那个味道。

五月的风从后山坡上吹过来，带着泥土的腥甜和花草的清苦。新栽的丝瓜苗在风中微微颤抖，每一株都在努力地把根往更深的土里扎。远处的向日葵苗已经破土而出，嫩绿的芽尖顶着种壳，像一群刚刚睁开眼睛的婴儿，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世界。酸枣树的新叶在阳光里泛着油亮的光泽，树下的碑安安静静地立着，碑前的碟子里放着一小把新炒的葵花籽。

老爷子站在坡顶上，身后是他种了七年的土地，面前是连绵起伏的山峦和无尽延伸的天空。风吹起他稀疏的白发，吹动他敞开的衣襟。他眯着眼睛看着这一切，然后拄着登山杖，慢慢往山下走。他的左脚还是有点跛，每一步都走得不算轻松，但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地踩在泥土里。阳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拖在身后那片刚刚苏醒的土地上。

他走到坡脚，回头看了一眼——明年春天，后山坡上的丝瓜还会照样发芽，向日葵还会照样开花，南瓜藤还会照样爬满那片碎石坡，葫芦架下还会照样挂满仙鹤形状的葫芦。那些他种下的东西，会在他走后继续生长，继续开花结果，继续被摘下来炒成菜、放在二叔碑前、分给邻居、留成种子。而小浩会拿着他那张手绘的种植规划图，站在坡顶上，像一个真正的农民那样，用粗糙的手掌遮着太阳，看满坡的向日葵在风中弯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