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一封从日本寄来的家书，摆到毛主席案头。
写信的，是日本战犯榊原秀夫的妻子榊原房子，还有两个女儿榊原公子、榊原贵子。
她们求的不是翻案。
她们求的是：父亲患病，能不能提前回日本医治。
可这个人，不是普通战俘。
榊原秀夫曾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第一六二支队少佐支队长，手上沾着细菌战的罪。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他十三年有期徒刑，罪名清清楚楚：培养细菌，制造细菌武器，参与活人实验，杀害和平居民。
这封信，烫手。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大批关东军人员被苏军控制。到一九五〇年七月，苏联方面把九百六十九名日本战犯移交中国，列车从绥芬河入境，最后到了辽宁抚顺。
铁门关上。
榊原秀夫也在其中。
那时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关着不少曾在中国犯下重罪的人。有人起初还穿着旧军服，摆着军官架子，甚至把侵略说成“奉命行事”。
可管理所给他们的，不是报复。
不打骂，不侮辱人格；保证生活；有病医治。
这不是忘记仇恨。
是要让他们亲口认罪。
榊原秀夫最绕不开的，是第七三一部队。
这支以“防疫给水”为名的秘密部队，在哈尔滨一带进行细菌武器研究和人体实验。安达野外实验场，是许多中国人被带去受害的地方。
榊原后来供认，一九四五年四月，他参加了安达的杀人实验，四名中国爱国者被绑在埋入地下的柱子上，柱子之间相隔二十五米到三十米。
这不是传闻。
是他自己的供述。
到一九五六年六月九日，沈阳，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开庭。
榊原秀夫坐在被告席上。
法庭指控他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在中国黑龙江省培养细菌、制造细菌武器，从事准备细菌战活动，并在用活人试验细菌效能时杀害和平居民四人。
他承认了。
他在法庭上说，自己制造细菌武器准备细菌战，践踏公约，违反人道主义原则，愿受法庭严重处罚。
判决落下：有期徒刑十三年。
按这个刑期，他本不该这么快离开中国。
可事情在一九五六年冬天转了个弯。
十一月十八日晚，中南海勤政殿，毛主席接见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代表团。
代表团里有人提到榊原秀夫。
他说榊原身体不好，家里也艰难，希望中国方面能考虑提前释放。
主席没有马上点头。
他谈到中国老百姓的感情，释放日本战犯这件事，不是随口一句就能过去的。
但他留下了一句话：榊原如果有病，可以考虑释放。
这句话传回日本，榊原家里像抓住了一根绳子。
妻子和两个女儿写信给毛主席。
信里没有把罪抹掉。她们写道，父亲在过去国家战争政策的压力下进行了细菌研究，的确是一个犯了罪恶的人。
这句话很重。
她们又写，榊原患肋骨溃疡症，后来又咳血，若能在日本手术和疗养，可能更妥当。
最末，她们说，如果能得到宽大考虑，她们一定尽力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活动。
信到了北京。
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看完，在信上批示：“请周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
不是只放榊原一个。
是“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
这八个字里，有法律处理，也有人道考虑。
对榊原秀夫来说，门开得很早；对中国受害者来说，罪没有被抹去。判决还在，供词还在，名字还在，四名遇害者也还在那段历史里。
五月二十日下午，天津港，“兴安丸”轮船准备启程。
同船回去的，有日本侨民，也有获释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榊原秀夫在其中。
他走下中国的土地时，身上背着的不是清白。
是中国法庭确认过的罪，也是中国政府给过的一次宽大。
往后，被释放回国的部分日本战犯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有人开始在日本讲述侵华罪行，参加反战活动。
铁门打开了。
档案没有合上。
榊原秀夫这个名字，仍被摆在第七三一部队罪证和沈阳审判记录里。纸页翻过去，判决书上的十三年，还压在那一行字上。
参考资料：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一批日侨乘船回国 获释的六名日战犯同行》
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公布45名日本战犯侵华罪行自供》
人民网·党史频道：《日本战犯的侵华罪行自供：榊原秀夫》
新华网：《“让731罪证成为全人类记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再添铁证》
本文据公开史料创作，部分场景细节为合理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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