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书下来的那天，天津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陈教授坐在肿瘤科主任的办公室里，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字他每个都认识，连在一起却不真实。"肺腺癌晚期，伴骨转移。"他把自己六十三年的人生快速过了一遍——不抽烟、不喝酒、每天快走四十分钟，体检年年做，去年片子还干干净净。

"陈老师，您这个情况，我建议用靶向药。"主任是他以前的学生，说话时眼睛看着桌面，"三代TKI，一个月大概五万左右，医保能报一部分，自付大概两万出头。"

陈教授点点头："效果呢？"

"EGFR突变阳性，靶向药有效率很高，平均生存期……"主任顿了一下，"文献数据是两到三年。"

"行，那就用。"

从医院出来，陈教授没打车。雪落在肩膀上，他沿着卫津路慢慢走，走过他教了三十五年书的南开大学东门，走进旁边那个老小区，上楼，开门，空荡荡的屋子只有暖气片的嗒嗒声。老伴三年前走了，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两次。

他坐到书桌前，打开电脑，查自己的银行账户。这些年没什么大的开销，工资、课题经费、几本书的稿费，儿子结婚时给了一笔，剩下的一直在账户里躺着。他算了算——七百万出头，准确说是七百三十万。

靶向药一个月两万，一年二十四万，两到三年，最多七十万。剩下的钱呢？

那天晚上，陈教授一夜没睡。不是害怕，他这辈子经历过的事太多了，下乡、高考恢复、出国、回国、送走父母、送走老伴，死亡这件事他早就想清楚了。他在想别的。

第二天一早，他没去医院开药，去了学院。

"我想把我名下那套老房子捐给学院，设个奖学金。"他对院长说，"另外，我卡里有些积蓄，也一并放进基金里。"

院长愣了："陈老师，您先治病，这事儿不急。"

"急。"陈教授从兜里掏出诊断书放在桌上，"晚期了，靶向药我吃，但花不了那么多钱。剩下那些放那儿也是放着，不如给孩子们用。"

院长看完诊断书，半天没说话。

"我算了一下，"陈教授拿出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数字，"本金七百三十万，我留七十万吃药，剩下的六百六十万做个信托，按年化百分之四的收益算，每年二十六万，能资助四十个学生每人每年六千五。本金不动，能一直传下去。"

院长的手在发抖："陈老师，您这是……"

"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会教书。"陈教授笑了一下，"我的学生里头，有当院士的，有当大老板的，但更多的是普通人——中学老师、县城的公务员、小公司的技术员。他们当年念书，家里都不容易。我就想着，多帮一个是一个。"

消息传出去，学院炸了锅。学生们开始众筹，说要给陈教授凑靶向药的钱。"老师您别动自己的钱，我们给您凑！"几十个学生跑来办公室，有的拎着水果，有的红着眼圈。

陈教授把他们一个一个往外轰："都回去上课！我的钱我爱怎么花怎么花，你们好好学习就是给我治病。"

后来他开了药，每个月准时去医院复查。有时候在走廊里碰见别的病友，互相问吃第几代了、副作用大不大。有人说这药太贵了，吃不起。陈教授就坐在旁边听着，也不说什么。

靶向药的副作用是有的——皮疹、腹泻、指甲沟炎。他的手指头肿得老高，握笔都困难。但他还是坚持来学校，每周两次的 seminar 照开不误。学生们发现陈老师板书少了，但问的问题比以前更多、更细。

第二年春天，基金成立了。第一批受资助的学生名单公示那天，陈教授去看了。四十个名字来自天南海北——甘肃的、贵州的、四川大凉山的、河南农村的。他看着那些名字，一个一个念出声来，像在课堂上点名。

他记得有一个学生给他写了封信，信上说："陈教授，我妈听说有人资助我念书，哭了半宿。她说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陈教授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抽屉里还有老伴的照片、儿子小时候的奖状、他第一篇论文的手稿。

去年秋天，陈教授走了。比文献数据多活了将近一年，已经很不错了。

整理遗物的时候，他儿子从深圳赶回来，在父亲的书桌上发现一个没合上的笔记本。翻开最后一页，上面有几行字，日期是诊断书下来的那天晚上——

"我算了算，靶向药花不了那么多钱。这七百多万，我攒了一辈子，本来想留给你。但你用不着，你有本事挣钱。那些孩子不一样，他们真需要。爸这辈子没什么遗憾，教过的学生都挺好。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咱们楼下的流浪猫。你走的时候帮我把猫粮钱交了，一年就行，往后它们自己会想办法。"

儿子抱着笔记本坐在地上，终于哭出了声。

那笔钱还在，基金还在。每年秋天，四十个孩子会收到一笔来自天津的汇款，汇款附言永远是同一句话——

"好好学习，将来也帮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