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圣城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全体三国的攻击，并推动防务合作全方位深化。这一条款在形式上高度近似北约第五条，引发外界关于“伊斯兰版北约”或“逊尼派集体防御机制”的广泛讨论。
协议签署的时机绝非偶然。当前，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后地区局势持续紧张、胡塞武装袭击再度升级、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信心动摇。《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既是三国长期防务合作的制度化延伸，也是中东安全秩序从外部依赖转向区域自主的一次重要尝试。
视觉中国 图
为什么是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沙特是协议的核心推动者与东道主。自2025年9月与巴基斯坦签署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以来，沙特一直寻求将双边安排扩展为更广泛的集体安全框架。
2026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大规模行动后，伊朗及其盟友频繁以导弹、无人机袭击沙特境内目标，红海航运与能源出口面临直接威胁，胡塞武装停火破裂后更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与此同时，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可靠性和响应能力受到质疑。沙特一方面继续维持与美关系，另一方面加速构建“区域解决方案”，以自身金融实力与宗教影响力为杠杆，吸引土耳其的军工能力与北约经验、巴基斯坦的核威慑与实战经验，形成互补。协议对沙特而言，既是提升对伊朗威慑力的工具，也是重申地区领导地位、避免过度依赖单一外部大国的战略对冲。官方强调协议不针对特定国家、不搞宗派集团、不涉及核野心，正是为了降低外部阻力并保持外交弹性。
土耳其的动机更加复杂。作为北约第二大军力拥有者与快速发展的国防工业强国，土耳其在叙利亚、利比亚、卡塔尔等地已积累不少多边安全经验。将集体防御承诺延伸至海湾与南亚，能显著拓展其战略纵深与军贸市场。土耳其国防工业在无人机、舰船、弹药等领域具备优势，协议明确提及联合防务工业项目与反恐合作，为其打开沙特资金与巴基斯坦技术需求的大门。同时，埃尔多安政府长期倡导“区域问题区域解决”，对以色列扩张与地区秩序被外部单边重塑持警惕态度。通过与沙特、巴基斯坦结盟，土耳其既强化了对潜在威胁的集体威慑，也提升了在伊斯兰世界与全球事务中的话语权，而北约成员身份与新协议义务被官方界定为互不冲突、相互补充。
巴基斯坦则兼具安全与经济双重考量。作为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伊斯兰国家，巴基斯坦长期为沙特提供军事训练与技术支持，2025年双边防御协议进一步固化了这一关系。将土耳其纳入框架，有助于平衡其与印度的长期对峙，并获得沙特经济援助与投资的稳定渠道。在地区冲突外溢风险上升、自身经济承压的背景下，伊斯兰堡需要更广泛的安全背书与外交缓冲。协议使其从双边盟友升级为三边集体安全的重要一员，既巩固了与海湾的传统纽带，也借土耳其的北约标准提升自身军工与联合作战能力。对巴基斯坦而言，这既是安全资产的扩展，也是地缘政治地位的再确认。
可见，三国优势高度互补。沙特的资金与能源杠杆、土耳其的军工与北约经验、巴基斯坦的核能力与人力规模，共同构成“一国受袭、集体响应”的物质基础。协议并非凭空出现，而是2023年10月以来地区冲突持续发酵、谈判历经两年多最终加速落地的结果。
埃及为何没有加入？
埃及曾深度参与相关进程。过去数月，四国形成“四国协调机制”（也被称为R4），外长多次在利雅得、伊斯兰堡、安塔利亚、开罗等地会晤，讨论地区安全与应对美伊冲突。然而，最终签署仪式上埃及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事后表示，埃及是“天然伙伴”，预期将在“下一阶段”加入，目前存在若干技术性问题，一旦解决便无障碍。这一表述既保留了扩员空间，也暗示开罗并非被排斥，而是主动或被动选择了观望。
埃及的审慎有多重现实考量。首先是战略自主与风险规避。塞西政府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高度依赖海湾资金与西方援助。绑定具有明确集体防御义务的条约，意味着可能被卷入海湾或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尤其是与伊朗的对抗，这与埃及当前国内稳定与经济复苏优先的政策取向不完全一致。
其次，埃及与美国、以色列保持复杂而重要的关系。作为《戴维营协议》签署方与美国主要非北约盟友，埃及在安全与军援上对美仍有依赖；过早加入可能被解读为针对特定方向的阵营化，增加与美国或以色列的摩擦成本。
再次，埃及更倾向于保持灵活的协商框架而非刚性同盟义务。四国机制本已提供外交协调平台，而麦加协议则更侧重军事响应。埃及继续以观察员或潜在成员身份参与，既能分享信息与影响力，又能避免立即承担“攻击一国即攻击全体”的实质承诺。此外，埃及自身面临西奈安全、苏伊士运河航运与国内治理挑战，资源分配优先次序与海湾国家存在差异。
埃及的“中途退出”并非决裂，而是典型的审慎外交。土耳其官方多次释放积极信号，协议本身对其他兄弟国家开放，未来埃及加入仍具现实可能。这一过程也暴露出集体安全机制建设的固有难题：利益趋同容易达成原则共识，但具体义务分配与风险分担往往导致参与度分化。
地区大国寻求自主安全供给
这份协议的签署，将在中东和南亚等地区引发地缘格局的连锁反应，其影响将远远超出三国本身。
对中东而言，协议最直接的影响是推动安全架构从“美国主导+双边安排”向“区域自主+多边集体防御”转型。近年来，海湾国家对美国保护伞的信心因多次危机而显著动摇。伊朗及其代理人频繁以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沙特等国目标，胡塞武装在红海与也门方向持续施压，能源出口与航运安全遭受直接冲击，而美国的响应能力与政治意愿被普遍认为存在不确定性。沙特通过叠加与巴基斯坦的既有双边防御安排、引入土耳其的军工与北约经验，试图构建多层次威慑网络。这一网络既不取代与美国的传统关系，也不旨在形成排他性军事集团，而是作为补充性“保险”，提升潜在侵略的心理与实际成本。
协议对伊朗及其代理人构成额外压力。尽管三国官方反复强调协议纯属防御、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不制造宗派集团，也与核野心或军备竞赛无关，但其主要战略指向之一是遏制伊朗及其代理人网络。伊朗官方反应相对克制，外长阿拉格齐呼吁地区国家“依靠自身、追求真正的兄弟情谊，而非依赖外部引入的防御体系”；部分国会议员则批评沙特“纸上协议”无法带来安全，正如长期单方面依赖美国未能奏效。伊朗更多将协议解读为美国地区角色相对下降的体现，并试图以“穆斯林团结”叙事加以对冲，但协议的问世客观上提高了伊朗军事袭击沙特关键基础设施或航运通道的成本。
协议虽非直接针对以色列，却增加了其地区战略的复杂性。一个包含土耳其军力与巴基斯坦核威慑的协议，客观上提高了以色列单边军事行动的潜在代价，也削弱了其通过“亚伯拉罕协议”框架主导地区安全整合的预期。协议与沙特推动的红海海事安全倡议形成呼应，后者已吸引十余个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表态支持，这显示出沙特在陆上威慑与海上通道两个方向同步加强自主能力的意图。
协议对南亚局势的影响间接却更为深远。巴基斯坦获得更强的外部安全背书与经济支持渠道，有助于其在印巴对峙中维持战略平衡，并可能鼓励巴基斯坦在军购、联演与技术合作上进一步向土耳其倾斜。印度对此高度关注，印度将其视为伊斯兰世界安全协调加强的信号，担心自身对巴常规优势被稀释，这将加速印度与海湾国家、以色列、希腊、塞浦路斯及美国的防务与技术合作，以对冲潜在失衡。
更广层面，协议折射出地区大国在后美国单极时代寻求自主安全供给的趋势。它与北约不冲突，却提供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集体防御选项，可能激励其他国家探讨类似安排，也可能引发对军备与同盟竞赛的担忧。短期内，其象征与政治信号意义大于实际作战整合；长期则取决于制度建设、联合作战能力落地与危机中的实际表现。
麦加协议能否突破中东多边防务倡议的“宿命”？
当前协议仍处于政治意向与框架阶段。文本未全文公开，具体响应机制、指挥协调、资源分担、地理适用范围、“武装攻击”的认定标准以及援助的程度与形式等细节，有待后续落实。
土耳其外长费丹已透露，三国将建立类似北约的政治军事委员会，由各国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与总参谋长组成，负责将领导人愿景转化为决策；并在沙特设立常设总秘书处，负责监督实施。协议强调纯防御性质、对其他“兄弟国家”开放、不取代现有双边或多边安排，为灵活性预留空间。若后续埃及加入，将显著提升协议的地理覆盖、军力规模与苏伊士运河等关键通道的分量。
短期内，三国更可能优先推进“低门槛、高可见度”合作，如联合军演与训练、情报共享、后勤与威胁评估协调、军工产业协同与技术互惠、反恐怖主义协作等。这些领域既能产生实际收益、增强互信与互操作性，又避免立即触发高政治敏感的作战义务。
长远来看，其前景取决于多重变量的复杂互动。在积极方面，三国利益高度互补，领导层个人关系与伊斯兰团结叙事提供政治动力；地区持续紧张可能强化“抱团取暖”需求；扩员将提升分量与合法性。在消极方面，义务模糊可能在真正危机中导致推诿或选择性响应；三国在对以、对伊、对美政策上差异巨大，内部协调成本不容低估；外部大国若施压、提供竞争性安全选项或地区出现新的冲突热点，也可能稀释凝聚力。历史经验表明，中东多边防务倡议往往因利益分化、外部干预或缺乏可持续制度而难以持久。麦加协议能否突破这一宿命，关键在于能否从宣言走向可操作的制度、信任积累与危机中的可信兑现。
总体来看，《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中东安全秩序自我调整的重要节点。它既反映了三国对外部安全承诺不确定性的务实回应，也体现了区域大国试图掌握自身命运、构建补充性威慑的努力。协议能否真正成为“和平之盾”而非新的分裂因素，最终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威慑与克制、自主与开放、象征与实质之间找到可持续的平衡。地区局势仍在快速演变，这一新机制的实际效力，将在未来的危机考验与制度落地中得到检验。
（郭兵云，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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