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米深的河水十分湍急,闸门底部还有很多石块与杂物,苏州常熟大虹桥村副书记殷维峰扎进水里,全靠双手一点点清理淤积的杂物。

当排涝闸被杂物卡死的那一刻,近百户村民的房屋、连片的农田,直接暴露在河水倒灌的风险里。现场人手紧缺,专业设备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位退伍军人出身的村干部,最终用最原始的方式,守住了村子的防线。

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新闻,第一反应是感动。但如果往深处看,我们会发现:被石块卡住的从来不止一道闸门,更是乡村防汛体系最末端的真实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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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石块卡住的,不只是一道闸门

江苏是水利大省,全省坐拥5万多公里江河湖海堤防、10万余个闸站,其中大中型闸站仅934座。换句话说,超过99%的闸站,都是散布在乡村圩区、村口河浜的小型排涝闸。它们不像江都水利枢纽那样有智能化监控系统,也没有专业运维团队日常值守,很多闸站建成于几十年前,结构简单、手动操作居多,连水下工况的监测设备都没有。

汛前排查能做的,大多是开机试试能不能转、闸门能不能升降,至于水下轨道有没有淤积、缝隙里有没有卡石头,不潜下去根本看不见。

一旦遇上“白海豚”这种级别的台风——常熟局部累计雨量可达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接近80毫米,内河水位一小时就能涨几十公分。那看似不起眼的杂物卡阻,瞬间就能变成全村的生死线。

更现实的问题是,大型闸站有专业清障队伍、有水下探测设备,而村级闸站要么等上级调人过来,要么自己想办法。台风天道路积水、调度紧张,等专业队伍赶到,可能水已经漫进了村民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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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防汛的人力底盘

殷维峰的另一个身份,是退伍军人。

在江苏很多乡村,退役军人已经成了村级治理的核心骨干。泰州姜堰区的村党组织书记里,退役军人占比达到六成,被称为“兵支书”群体。他们普遍执行力强、能吃苦、敢担责,遇上防汛、抗疫这种急难险重的任务,永远是冲在最前面的一批人。

可“能冲”的背后,藏着基层防汛人手紧缺的现实。

一个行政村,在编的村干部通常只有几个人。台风预警一启动,所有人都要打散到各个点位:有人守闸站、有人巡圩堤、有人盯危房、有人转移群众、有人守路口。像大虹桥村这样的村子,排涝口不止一处,农田、民居分散,人手本来就少。真到了某个点位突发险情,现场能调动的人,可能就一两个。

殷维峰说“现场人手紧缺”,这是村级防汛的常态。

再往上一级看,乡镇有水利站、有应急队,但要管几十个村、上百个闸站,力量同样摊得很薄。县级有专业抢险队伍,可通常要应对重大险情,不可能每个村的闸门卡了都派一队人过去。最终,所有突发的、不起眼的风险,都压在了最基层的村干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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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汛不能总赌肉身

这些年,我们在大型水利工程上的投入有目共睹。长江大堤、淮河治理、太湖防洪,很多流域的防洪标准达到了50年甚至100年一遇。大城市的排涝能力也在不断升级,地下管网、大型泵站持续改造。

可相比之下,很多村级闸站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没有监测、缺少维护。不少地方的圩区排涝能力,还停留在10年一遇的标准,遇上极端台风暴雨,只能靠临时加泵、人工值守硬扛。像无锡这样的经济强市,也在逐年推进千亩以上圩区的防洪能力提升,目标是到明年底总体达到50年一遇防洪、20年一遇排涝的标准。而更多经济一般的地区,村级闸站的改造节奏只会更慢。

比硬件更慢的,是基层应急能力的补齐。村级防汛队伍,本质上是“兼职队”——村干部、网格员、志愿者,平时各有各的工作,汛临时凑在一起。他们熟悉本地情况,但普遍缺乏专业抢险技能,更没有水下作业、应急救援的专业装备。真遇上险情,最管用的办法往往就是“人上”。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微妙的循环:大工程越来越坚固,可末梢的小隐患越来越依赖人去补。台风一来,上层调度有条不紊,基层一线全靠肉身硬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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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殷维峰是值得尊敬的,他在关键时刻守住了一个村子的平安,也诠释了基层干部的担当。

但我们更该明白:一个健康的防汛体系,不应该把平安的希望,寄托在“刚好有个退伍军人敢下水”这件事上。

防汛的底气,从来不是关键时刻有人敢拼命,而是绝大多数时候,根本不需要人去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