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信息：
- 25年来多名前雇员指控萨拉·内塔尼亚胡羞辱虐待，案件结果不一
- 最新原告称被要求跪爬打扫，还遭尖叫斥责，双方互相否认
- 佩雷茨案2012年和解；纳夫塔利案法院认定存在虐待性雇佣
- 埃利亚胡获赔逾10万谢克尔，法院认定其长期处于恐惧氛围
- 2024年三名前员工合获赔约90万，甘西亚案则因程序被驳回
过去25年中，萨拉·内塔尼亚胡的许多前雇员，包括私人助理、管家、厨师、清洁工和官邸维修人员，通过诉讼、宣誓书和投诉，描述了他们所称的被羞辱和虐待的经历。
一些案件最终由法院判决并获得赔偿，另一些则以和解、驳回告终，或未能形成事实认定。在许多程序中，萨拉·内塔尼亚胡本人并未被列为被告，部分案件中支付赔偿的是国家或劳务派遣公司。
内塔尼亚胡及其律师始终否认这些指控，称其为媒体运动的一部分，目的是通过对总理夫人的抹黑来索取钱财，相关证词则被指出于政治或经济动机，是虚假陈述。
最新的一起案件发生在上周。原告耶希埃尔·奥赫夫阿米曾在过去一年里在官邸工作，他称自己多次遭受羞辱性对待，最终被解雇。
根据起诉书，事件包括要求他跪爬着打理厨房地板，经历“一连串尖叫和斥责”，甚至有人对他作出恶毒诅咒。诉状称，61岁的奥赫夫阿米是一名自闭症谱系儿童的父亲，去年12月，总理夫人还对他说，她“诊断”出他也处于谱系之中。
诉状中引用她的话：“我是这个国家排名第一的心理学家。没有人能和我竞争。”
总理办公室否认这些说法，称这是“多年来员工通过对总理夫人进行毫无根据的抹黑来勒索国家的钱财的产业，又一次试图得手”。
萨拉·内塔尼亚胡则提起反诉，称奥赫夫阿米从工作初期就行为不当，并在住宅内秘密拍摄。她的诉状称，对方“粗暴侵入她的私密生活空间，在安全政府设施内进行秘密且被禁止的拍摄，窃取信息，并将其作为攻击和勒索的工具”。
奥赫夫阿米只是众多提出职场不当对待指控的员工中最新的一位。并非每一项指控都得到证实，也并非每一起程序都将萨拉·内塔尼亚胡本人列为被告。在一些案件中，最终承担责任的是国家或劳务公司。以下是主要案件及其处理结果。
羞辱、剥削与斥骂
第一起广泛引发公众关注的案件，由莉莲·佩雷茨提起。她于2004年1月至2009年7月在内塔尼亚胡一家位于凯撒利亚的住所工作。
2010年初，她起诉萨拉·内塔尼亚胡，索赔约370,000谢克尔，称自己遭到剥削、羞辱性对待，且劳动权益受到侵犯。
佩雷茨称，她的工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也没有依法获得社会福利。她还称，自己虽是虔诚守教者，却被迫在安息日工作；她必须以“萨拉·内塔尼亚胡夫人”的全称称呼雇主；不被允许饮用家中的饮水机用水；并且要接受异常严格的清洁要求。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项指控涉及她的工作服。佩雷茨称，她每天上班都要带4套不同衣服：一套用于洗衣，一套用于清洁厕所和淋浴间，一套用于卧室，另一套用于厨房。她称，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定，就会遭到斥骂和愤怒发作。
萨拉·内塔尼亚胡否认这些说法，称其为“谎言、诽谤和捏造”。她的辩护称，佩雷茨只是兼职工作，没有人监督，工作时间也可自行安排，并未被要求在安息日工作。
辩方同时承认，佩雷茨的工资单没有正确反映她的报酬和工作条件，并将责任归咎于会计。内塔尼亚胡还提起约600,000谢克尔的反诉，指控佩雷茨违反保密义务、侵犯隐私并构成诽谤。
2012年9月，双方达成和解。佩雷茨撤回起诉，内塔尼亚胡也撤回反诉。和解条款未予公开，法院也未就佩雷茨的指控是否属实、是否支付款项作出裁定。
佩雷茨起诉公开几天后，又有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家另一名前雇员也已提起诉讼。该案似乎更早就已立案，但因禁令限制，外界不得公开该女子身份及具体指控。由于这些限制，她的主张并未实质公开，案件结果也未被广泛报道。
与内塔尼亚胡家反目的官邸管家
梅尼·纳夫塔利曾任总理官邸管家。他起诉总理办公室等被告，要求就一项所谓“转为长期职位”的承诺、未支付的加班费以及虐待性雇佣条件获得赔偿。
纳夫塔利描述称，官邸是一个员工害怕萨拉·内塔尼亚胡反应的工作场所。员工会遭遇斥骂、不断变化的要求，还必须在不规律的时间工作。他称，许多员工都经历过艰难对待，但因依赖工作或担心职业前途受损而不敢作证。
为他提交的宣誓书称，有一名员工“深受其苦”，但在被安排了另一份工作后拒绝出庭作证。
纳夫塔利还提到另一名员工，称萨拉·内塔尼亚胡曾把对方叫作“梅尼的贵宾犬”，而此人同样拒绝作证。根据宣誓书，这名守教员工几乎每个周六晚上都被要求到岗。
案件证词还提到深夜来电、与餐食服务有关的要求、互相矛盾的指示，以及围绕清洁和接待工作的情绪爆发。
内塔尼亚胡一家否认这些指控，称这是在选举期间为伤害总理及其夫人、并向国家索要钱财而发起的一波虚假抹黑。他们还强调，萨拉·内塔尼亚胡本人并非被告。
2016年2月，耶路撒冷地区劳动法院部分支持纳夫塔利的诉求，判给他170,000谢克尔赔偿。
法院完全支持了他关于遭受虐待性雇佣条件的主张，并认定大量证词都描述了官邸存在这类工作环境，其原因在于萨拉·内塔尼亚胡的行为方式及其对员工的对待。
不过，纳夫塔利的主张并非全部获得支持。判决针对的是国家及其他被告，而非萨拉·内塔尼亚胡本人。她曾试图就涉及自身行为的认定提出上诉，但国家劳动法院裁定，由于她并非案件当事人，不能单独提起上诉。
2017年7月，高等法院驳回了她的请愿，并判令她支付2,500谢克尔诉讼费用。
“这损害了我的健康”
纳夫塔利案中的一名证人是埃马纽埃尔·塞拉。他于2013年9月至11月在官邸工作，负责家务运行和员工管理。
塞拉没有单独就虐待问题起诉萨拉·内塔尼亚胡，但他的证词构成了纳夫塔利案证据的一部分。他说，接受这份工作前，自己身体健康，也经常进行体育活动。
根据塞拉的说法，他在入职前就被告知，任何交办给他的任务都必须完成，包括采购、摆桌、上菜和插花。他说，自己有时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某些情况下甚至长达18小时。他还描述了“斥骂、攻击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以及来自总理夫妇相互矛盾的指令。
塞拉表示，自己的工作环境与一次心脏病发作有关。那次事件发生在时任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访以期间。他说，在访问前后数日，自己承受了极大压力，开始感到胸部和肩部疼痛，但仍继续工作。
几天后，他来到急诊室，在门口倒下，并接受了两次导管手术。
塞拉还称，自己住院后无人询问他的情况，他也不再被安排到官邸工作，之后还被要求签署一封声明，表示自己对工作单位没有任何主张。他曾向国家保险机构申请，要求确认其工作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关联。
午夜后被叫回去热汤
盖伊·埃利亚胡于2011年和2012年在总理官邸担任维修人员。2014年，他起诉总理办公室和雇佣他的劳务公司，索赔约500,000谢克尔，称对方违反工时法律、实施职场骚扰并构成虐待性雇佣。
埃利亚胡说，虽然他名义上是维修工，但还被要求端菜，并在家庭私人区域为他们服务。他称，萨拉·内塔尼亚胡经常让员工去办没有必要的差事。举例来说，她会让他把食物送来，等他送到后，又指责他害她发胖。
他案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项指控是：午夜过后，他曾被要求从家中返回官邸，只为给萨拉·内塔尼亚胡热一碗汤。另一次，他称自己深夜被叫回去，只是为了向她道晚安。根据诉状，员工必须一直留到这对夫妇上床休息后才能离开，埃利亚胡有时一天工作长达19小时。
他还描述了伴随着斥骂、侮辱和羞辱的“清洁检查”。他称，一些小事会迅速升级为情绪爆发，餐具会被摔到地上，而萨拉·内塔尼亚胡还会当着员工的面嘲笑他，理由是她认为他上菜时“不够体面”。
在另一份宣誓书中，埃利亚胡描述了一次露台用餐。当时有人担心上方遮盖物上的灰尘落到了餐桌上。他说，在确认是总理本人下令打开遮盖物后，萨拉·内塔尼亚胡仍要求重新摆桌，尽管家人曾试图安抚她。
他说：“总理夫人愤怒又激动，抓住桌布，朝自己这边猛地一拉，连同上面的所有餐具一起拽了过来，导致一些餐具掉到地上摔碎。”萨拉·内塔尼亚胡在法庭作证时称，所谓她羞辱员工的说法是“卑劣的谎言”，并否认拉扯桌布一事，称其为“疯狂的捏造”。
2016年5月，劳动法院支持了埃利亚胡的大部分主张。法院认定，他长期处于一种恐惧氛围中，反复遭受虐待行为，包括斥骂、训斥和羞辱。法院判令国家向他支付65,000谢克尔精神损害赔偿及7,500谢克尔诉讼费用。
此外，国家和劳务公司还被共同判赔25,000谢克尔，劳务公司另行支付约30,000谢克尔，用于其他劳动权益项目。
萨拉·内塔尼亚胡曾试图就涉及其行为的认定提出上诉，但与纳夫塔利案相同，法院裁定她并非该案当事人，因此不能以个人身份对判决提起上诉。
称“她打了我的手”的厨师
埃蒂·海姆曾在总理官邸担任厨师。她没有单独提起并获得判决的虐待诉讼，但她在盖伊·埃利亚胡案中的证词，是庭审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
海姆描述称，有一次她在洗手前打开了一个柜子。她说，萨拉·内塔尼亚胡打了她的手，并告诉她不要用脏手碰柜子。“她打了我手一下。”海姆在庭上说。
另一起事件中，海姆说，员工已经摆好桌子，放上餐具和食物。她称，萨拉·内塔尼亚胡拉扯桌布，大喊大叫，并命令员工在5分钟内重新摆桌。海姆还作证称，内塔尼亚胡饮酒后会情绪爆发。
她描述的另一件事发生在自己于官邸晕倒之后。海姆说，她昏倒后，萨拉·内塔尼亚胡表示，不允许叫救护车到官邸来。
海姆作证说：“她说，‘这里不许来救护车。给她的某个孩子打电话，让人把她带走。’”
“后来给我的孩子们打了电话。我儿子来了，他们让他把车一直开进里面。这在总理官邸并不常见。我离开了。他们把我送到我儿子的车上，那就是我最后一天上班。她从来没有打过电话，也从来没有问过。”萨拉·内塔尼亚胡在作证时否认了这一事件。
由于海姆是以证人而非原告身份出庭，她没有获得赔偿。她的证词被纳入埃利亚胡案的整体考量，法院最终认定该案存在虐待性工作环境，并判给埃利亚胡赔偿。
称“我像个奴隶”的年轻极端正统派清洁工
24岁的希拉·拉班是一名极端正统派犹太女性，曾在总理官邸二楼做了约一个月清洁工。2017年，她起诉萨拉·内塔尼亚胡、总理办公室和劳务公司，索赔225,000谢克尔，称自己遭受虐待性雇佣和骚扰。
拉班称，从入职开始，她就遭遇斥骂、羞辱和异常的清洁要求。她说，内塔尼亚胡曾称她是“一团什么都不是的东西”，并称在一次事件中，她担心内塔尼亚胡会打她。根据拉班的说法，赎罪日之后，内塔尼亚胡因员工没有在节日前夕到岗而发怒，对她大吼，并以一种让她不得不逃开的方式向她逼近。
拉班作证说：“她朝我们冲过来，挥舞双臂，整个身体都在动，带着威胁，大喊大叫，扯自己的头发，咬自己的嘴唇，还说‘我会怎么做，我会怎么做。’她双手举着，手指一直那样。任何站在她面前的人都会一直害怕，‘天哪，只求她别打我。’你只能一步步往后退，离她远一点。”
拉班还称，内塔尼亚胡命令员工工作时彼此不得交谈。她作证说：“她说，如果你们想互相说一句话，就先跟我预约。在这里这叫偷时间，一个字都不许说。”她的诉状还提到，屋内不同区域之间必须更换衣服和鞋子，并要反复清洁表面。
诉状还称，拉班被禁止使用二楼卫生间，只能去官邸外警卫使用的厕所。她还说，自己每天必须用热水洗手约100次，并用一条专门标记、仅供员工使用的毛巾擦手，而内塔尼亚胡一家则使用另一条毛巾。
诉状称，她在工作日内被禁止吃喝，员工有时还要自掏腰包购买被指弄坏的衣物。
拉班形容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奴隶”。这一用词在诉讼初期就引发争议。
耶路撒冷地区劳动法院院长埃亚勒·阿夫拉哈米批评诉状中的这一表述，称不会允许与法律程序无关的措辞。此后，拉班的律师被要求修改部分诉状内容，但修订版本中仍保留了“奴隶”一词。
萨拉·内塔尼亚胡否认诉讼，称其为敲诈企图，并称起诉“荒诞不经”、充满矛盾。她的辩护还提出，拉班所称自己逃离官邸的说法，与她离开前还停下来换衣服的说法并不一致。
内塔尼亚胡在法庭上表示，针对她已经形成了一套“员工和护理人员叙事”，她担心任何员工日后都可能提出类似指控。她说，甚至连一句“早上好”都可能被歪曲。她否认曾辱骂拉班或对其进行不当对待。
2022年2月，劳动法院驳回了这起诉讼。判决认定，拉班未能证明存在虐待性对待，她的陈述也不可信。与纳夫塔利和埃利亚胡不同，她没有获得任何赔偿。
“扔出的熨斗”与被驳回的诉讼
西尔维·甘西亚曾在巴尔福街总理官邸担任清洁工。2020年，她起诉萨拉·内塔尼亚胡及雇佣她的劳务公司，索赔约650,000谢克尔，称自己遭受职场虐待。
甘西亚称，她遭遇了斥骂、辱骂和羞辱，内塔尼亚胡曾对她恶语相向，还朝她扔过熨斗。她描述的工作环境中，要求不断变化且不合理。
萨拉·内塔尼亚胡否认全部指控。2025年5月作证时，她表示自己没有辱骂甘西亚，并称这些指控都是谎言。她称甘西亚是一个“安插进来的人”，说自己并不经常对员工发火，并认为这些诉讼是她在承担公共角色期间所遭受对待的一部分。
内塔尼亚胡还单独对甘西亚提起民事诉讼，索赔200,000谢克尔，指控其诽谤、侵犯隐私并违反保密协议。她在诉状中称，甘西亚散布虚假说法，意在让她在选举前难堪。甘西亚的劳动诉讼并未就是否存在职场虐待作出事实裁定。
2025年11月，由于甘西亚及其律师数月未提交结案陈词，也未遵守法院决定，劳动法院驳回了该案。判决称，法院在最终驳回程序前已表现出异常耐心。
甘西亚的律师表示，他缺席是因为长期服预备役。在另一宗民事案件中，由于甘西亚未提交结案陈词，法院随后也作出判决。
2026年1月，法院判令她向萨拉·内塔尼亚胡支付约100,000谢克尔诽谤赔偿，另加约20,000谢克尔律师费和诉讼成本。法院同时说明，这一结果并不意味着在实体上接受了内塔尼亚胡的全部指控，而是源于甘西亚未提交结案陈词以及相关程序性情形。
获赔数十万的“现代奴隶”
2024年，法院公布了3名前官邸员工案件的裁决：阿哈龙·纳奥尔、亚伊尔·伊茨哈基和约瑟夫“乔”·科森。纳奥尔和伊茨哈基于2015年至2021年在官邸工作，科森则于2015年至2020年担任官邸主厨。
3人起诉总理办公室，称其侵犯劳动权益、存在虐待行为、拖欠加班费，并未支付安息日和节假日工作的报酬。
纳奥尔和伊茨哈基称自己成了“现代奴隶”。纳奥尔说，他曾多次被派往内塔尼亚胡一家位于凯撒利亚的私人住宅，负责运送食物以及园艺和泳池维护工作，这与官邸正式员工的管理规定不符。
伊茨哈基说，他曾两次提交辞职信，但都被劝留下来。他称，诉状中描述的事件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官邸员工都签署了保密协议。
科森称，他被要求为内塔尼亚胡家在官邸举行的私人活动做饭。他说，即便完成了厨房工作，只要萨拉·内塔尼亚胡没有点头，他也不能离开。
他还称，自己每周工作6天，包括安息日和节假日，却没有拿到足额加班费，并且还要为家庭成员端餐、收拾餐具。
耶路撒冷地区劳动法院部分支持了他们的诉求，判令总理办公室向3人合计支付约900,000谢克尔。其中国森获赔380,000谢克尔，伊茨哈基获赔265,000谢克尔，纳奥尔获赔250,000谢克尔。赔偿责任由作为雇主的总理办公室承担，而非萨拉·内塔尼亚胡个人承担。
“番茄和橄榄在总理面前被扔过来”
今年4月，另一名通过劳务公司受雇、在与总理官邸相关的食堂工作的员工提起诉讼。她称自己在准备早餐时，萨拉·内塔尼亚胡看了一眼盘子，因洋葱、番茄和橄榄的分量发怒，并朝她扔来番茄块和橄榄。
根据这名员工的说法，这些蔬菜打在她胸前附近的衣服上，并留下污渍。她称，这一事件发生时，总理本人就在现场。
诉状还称，萨拉·内塔尼亚胡对这名员工大喊大叫，并指责她不喜欢这对夫妇、试图伤害他们。该员工向上级报告了此事，但在得到安抚后继续工作。总理办公室否认这些说法，并称该员工与总理夫人并无接触。
大约一个月后，该程序以与劳务公司的保密和解结束。该员工在撤诉后获得数万谢克尔。
由于和解对象是劳务公司，且法院未作出判决，因此司法上并未认定萨拉·内塔尼亚胡曾向该员工投掷蔬菜或对其实施不当对待。
其父亲的护理员称曾发生肢体冲突
2011年8月，照顾萨拉·内塔尼亚胡父亲施穆埃尔·本-阿尔齐的尼泊尔护理员塔拉·库马里表示，她在总理家中与萨拉·内塔尼亚胡发生冲突时受伤。库马里说，内塔尼亚胡“对她不好，而且总是在喊叫”。
她称，在没有拿到自己认为应得的报酬后，曾去找总理夫人。“她冲我大喊，说不会给我工资。”库马里说。争执过程中，这名护理员摔倒，撞到桌子，手部受伤。
总理办公室当时表示，萨拉·内塔尼亚胡确实曾因护理员对其年迈患病父亲“照料不佳且疏忽”而斥责对方。办公室称，库马里是因动作不当导致手指脱臼，萨拉·内塔尼亚胡或其他任何人与她之间都没有发生身体接触。
总理办公室随后又称，库马里的说法“毫无根据”，并表示这些指控是在她得知雇佣她的机构已被要求寻找替代人选后才出现的。办公室指责她是在得知自己可能被解雇、甚至可能被迫离开以色列后编造了这一故事。
总理办公室表示：“内塔尼亚胡夫人与这名外籍工人在任何阶段都没有身体接触。”声明还援引两名匿名证人的说法，指控库马里曾疏于照料本-阿尔齐。
声明称，库马里本人就有愤怒失控的问题，并在事件中自行受伤。“内塔尼亚胡夫人斥责了这名护理员，后者随即无法控制地暴怒，扑倒在地，让自己撞上地面和家具。”声明说。
利库德集团回应
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为首的利库德集团就本文回应称，萨拉·内塔尼亚胡26年来一直担任耶路撒冷市政府心理学家，其中22年是在耶路撒冷学校系统担任儿童心理学专家，同时还承担总理夫人的公共职责。
利库德集团表示：“与她数十年来作为公共服务体系心理学家，对儿童、他们的家庭和教育团队所作出的敬业而专业的服务相比，针对她展开的是一场恶意且系统性的媒体抹黑运动，但真相在法庭上战胜了谎言。”
利库德集团称，在所有萨拉·内塔尼亚胡本人作为程序当事人的案件中，她都胜诉了。该党强调，她从未因这类指控被判亲自向任何员工支付赔偿。该党提到，希拉·拉班的诉讼以及另一起涉及塔尼娅·肖的案件都被驳回。
利库德集团称，肖后来在2009年接受南非媒体采访时曾正面评价内塔尼亚胡，并撤回了此前的指控。
该党还提到，西尔维娅·甘西亚的诉讼已被驳回，之后她还被判向萨拉·内塔尼亚胡支付100,000谢克尔。
该党称，莉莲·佩雷茨一案在没有任何针对内塔尼亚胡的不利司法认定下结束，佩雷茨撤回了自己的起诉。
利库德集团表示：“梅尼·纳夫塔利、盖伊·埃利亚胡以及另外3名员工，起诉的根本不是萨拉·内塔尼亚胡，而是国家或他们的雇主，争议涉及工资和劳动条件。萨拉·内塔尼亚胡没有被判向他们支付哪怕1谢克尔，也不是这些法律程序的当事人。”
利库德集团还称，过去30年里，许多人曾在总理身边和官方官邸工作，其中很多人都表达过对萨拉·内塔尼亚胡的欣赏和喜爱。
该党进一步声称，一些员工曾告诉同事，他们一再受到施压，包括有人提出可观金钱补偿，要求他们在该党所称的“左翼媒体人物”推动下，对她作出虚假指控。
利库德集团表示：“数十年来，萨拉·内塔尼亚胡以无尽的奉献和专业精神，将自己的一生投入到耶路撒冷儿童、他们的家庭以及教育团队身上，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担任儿童心理学专家。”
“与此同时，作为总理夫人，她也在与许多以色列公民相遇并陪伴他们走过艰难与欢乐时刻的过程中，打动了很多人的心。”
作者：罗恩·克里西
来源：‘I was a slave’: Inside decades of workplace abuse allegations against Sara Netanyahu
文章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本号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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