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 年 10 月的赣南，于都河边，一队队红军战士踏着浮桥向西进发。
谁都知道这一走吉凶难料，可留在苏区的人，面前的路只怕更窄，跟着大部队走好歹还有条活路，留下来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那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
可就在这种气氛里，有个人却显得格外精神，甚至可以说是兴致勃勃。
他就是项英，与他搭档的陈毅正躺在医院里，腿上的伤口还在化脓，是因为负伤才不得不留下。
一个是伤重无奈，一个是欣然受命，这两人心里的滋味，天差地别。
项英为什么对留下来这件事如此积极？他到底打的什么算盘？
项英能在人人避之不及的留守任务面前主动请缨还面露喜色，是有底气的。
1898年出生的项英，15岁就进工厂当工人，在底层摸爬滚打的日子里，亲眼见证了工人的苦难。
后来他投身工人运动，从组织罢工到领导工人争取权益，一步步成长为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
那些年里，他先后在平汉铁路总工会、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任职，凭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把各地工人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进入苏区后，项英的才能更是得到充分发挥。
他一路担任要职，从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都涉猎过。
到1934年长征前夕，项英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副主席。
在苏区建设中，他既要抓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又要统筹军事防御，还要协调群众生产，这种全面的工作经历让他对自己的领导能力充满信心。
中央在选定留守人员时，也看中了项英的这些优势。
和陈毅不同，项英是主动想留下的。
当时陈毅正躺在瑞金国家医院的木板床上，他的坐骨在兴国前线检查工事的时候被炮弹碎片炸得粉碎，医生从他伤口里夹出好几块碎骨头，高烧不退，动都动不了。
博古专门去了医院跟陈毅说明情况，说中央本来是准备抬着他一起走的，可苏区这边离不了他，有他坐镇组织才能放心。
周恩来到病房探望陈毅时，也传达了中央的意见：“你是高级干部，本来应该把你抬走，因为你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影响，有名望，又懂军事，中央走了，不留下你无法向群众交待”。
陈毅听了没多说什么，只问了一句：“老项知道这局面有多艰险吗？”
项英那边，接到中央的电报后，他攥着那张纸，喜形于色地领了命。
在他看来，主力红军一走，国民党军肯定会抽调大部分兵力一路尾随追击，这样一来，留在中央苏区的敌军兵力就会大大减少，压力也会随之减轻。
他心里盘算着，只要守住瑞金、会昌、于都、宁都之间的“三角地区”，等主力红军在外线打开局面，苏区就能重新恢复生机。
他甚至还计划在“三角地区”扎下根，办个军事学校培养骨干，再建个兵工厂改善装备，满心都是把中央苏区恢复以往模样的念头。
项英带着这份乐观劲儿到医院跟陈毅传达留守任务。他兴致勃勃地讲述自己的计划，把留守部队整合起来，集中力量在“三角地区”跟敌军打硬仗。
他的思路很直接，中央既然指示“坚守阵地”，那就该摆出正面防御的架势。
陈毅听完之后很意外，直接问项英：“还继续用博古、李德那种把敌人拦在国境线外头的错误战术不？”
这个问题切中了要害，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吃了这个亏，连十万主力都没能守住苏区，剩下的一万多人怎么可能做得到？
项英的回答却让陈毅哭笑不得，他认为中央给留守部队配备了很强的武装力量以及足够的物资，完全能够守住苏区。
陈毅只能加重语气提醒他：蒋介石绝不会对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掉以轻心，必然会展开残酷的清剿。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毅的判断是对的。
红军主力完成转移之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展开了极为残忍的清剿。
项英乐观态度的背后，暴露出了他对形势判断的严重偏差。
他好像还沉浸在过去的胜利之中，没能清醒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所带来的形势之严峻。
留下来的部队有一万六千多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总共三万余人。
中央分局的名单很快定了下来，项英任书记，陈毅、瞿秋白、陈潭秋、贺昌等人为委员。
同时成立中央军区，项英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成立中央政府办事处，由正在养伤的陈毅担任主任。
项英接手留守工作后，很快就按照自己的方案行动起来。
他在苏区摸爬滚打了好几年，看着这里从荒山野岭变成了有医院、有学校、有兵工厂的根据地，一草一木都连着心。
可现实比他想像的残酷得多，国民党在苏区周围筑下碉堡三千多个，用五十万大军步步为营逐渐推进。
到1934年10月初，国民党军已经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进攻，迅速占领了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红军的机动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项英和陈毅从此开始了生死与共的岁月。
一个是创建苏区的“本土派”，一个是从上面来的“国际派”，虽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但理念不同，分歧不断。
项英对形势估计比较乐观，认为第五次反“围剿”没有失败，要坚决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毅的看法则很现实，掩护主力转移没有错，但要求留守部队继续保卫苏区明显不符合实际，建议斗争必须坚持、方式必须转变，从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直到1934年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项英才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接受陈毅提出的立即转变战略思想、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建议。
可这个时候，留守红军已经损失惨重。
陈毅后来很痛心地说，留下来的1.6万人快拼光了，还有3万多伤员需要安置。
1937 年 12 月，项英到延安向中央汇报工作，写了一份长达 6 万字的报告，标题叫《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
在报告里，他对自己留守初期的错误作了毫不留情的检讨：当野战军由南方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广东军队全部向广东边境撤退，南方大块地区都空出来了，最有利于我们发展。
可是我们的主力和基干部队仍然集结在“三角地区”周围作消极防御，没有转向这一带实行进攻，消灭地主武装，争取群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失策。
由于在战略上及整个军事方针上不能及时彻底转变，等到敌人新的进攻到来，在遭受不断打击中感觉自己的错误而力求转变的时候，在空间、时间上都来不及了，表现手慌脚乱而遭受了最大的损失。
这种损失是我们最悲痛的损失，是我们不能忘掉的血的教训。
历史没有如果，项英的乐观和固执让留守部队在最初几个月里付出了惨痛代价，许多本可以保存下来的骨干倒在了突围路上。
但也同样是这个项英，在认识到错误之后，能够迅速转变，与陈毅携手，在与中央完全失联的情况下，靠着群众的支持，把南方八省的革命火种保存了下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些红色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成为大江南北抗击日寇的一支劲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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