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年轻人的抗议活动揭示了一个趋势：随着年轻选民越来越关注就业、经济安全和发展机会，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身份政治影响力正在减弱。自执政以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如今显得尤为脆弱。
执政的印度人民党在两个邦议会补选中遭遇重大挫折，其中包括失去一个由党全国主席空出的选区。该选区近30年来一直由人民党掌控。Z世代主导的抗议是否会显著改变印度的选举政治，目前尚不确定。
但仅从选举结果来看，并不能完全说明这场抗议的广泛意义。越来越明显的是，这次抗议打破了过去十年精心构建的政治叙事：莫迪在选举中无懈可击，几乎没有人能挑战他的权威。
这些抗议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社会构成。尽管印度曾有过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抗议运动，比如农民运动迫使政府废除争议性农业法，超过600名抗议者因自杀、恶劣天气等原因死亡。反《公民身份修正法》的抗议引发了大范围宗教暴力，许多知名组织者多年后仍被拘留未审。
那些运动多为特定群体、意识形态或由少数群体推动的。当前的动员则截然不同。它主要由印度城市中受过教育的年轻人推动，这一群体曾是印度人民党的坚定支持者之一，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计划的先锋。从多个角度来看，这是一场来自内部的反叛，因此更难用传统的政治叙事轻易否定或压制。
要理解这种变化的重要性，需先了解印度人民党过去十年建立的政治模式。在像印度这样幅员辽阔、人口多元的国家，连续赢得三次议会选举并在多数邦选举中占据主导地位，是非同寻常的政治成就。
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志愿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广泛网络的支持下，印度人民党将选举动员变成了持续不断的竞选，将精密的选举管理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国家安全以及莫迪作为清廉果敢领导人的强大叙事结合在一起。这种政治主导地位依赖于两个相互强化的支柱：兑现长期以来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诉求，以及承诺带来经济转型。
第一个支柱基本实现。取消克什米尔第370条、在阿约提亚修建罗摩神庙、巩固多数派政治叙事，已实现了许多意识形态目标。但第二个支柱，即“好日子将要到来”、普遍繁荣、就业增长和经济转型的承诺，则明显更具争议。
象征性胜利可以在一段时间内维持政治热情，但无法无限期替代稳定就业、收入增长和机会扩大。曾热情拥抱身份政治的年轻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后，评判政府的标准逐渐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前景。因此，问题在于：为何曾构成印度教民族主义计划社会骨干的这一代人，如今成为其政治不安的主要来源之一？
如果过去十年如支持者所言，代表着一次经济突破，那么印度年轻人本应是最大受益者。一个真正实现转型的经济体，理应推动人均收入加快增长，扩大制造业规模，使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农业中转移出来，壮大中产阶层，减少非正规就业，降低受教育群体失业率，并让增长收益更广泛分配。
印度经济确实从2014年的约2万亿美元增长到接近4万亿美元，但这更多是长期增长轨迹的延续，而非显著加速。其平均增速与前总理曼莫汉·辛格执政前十年大体相当。
比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增长的质量。印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低于3000美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全国约40%的财富，获得超过22%的国民收入；最富有的10%人口占到接近60%的国民收入。印度亿万富翁人数从2000年不到10人，增加到如今远超250人。
如今，印度估计有4.3亿至4.5亿中产阶层人口，但这一成就伴随着另一项现实：远超4.5亿印度人仍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这表明，财富快速积累并未带来同样广泛的经济安全。
从结构层面看，问题更为明显。印度约45%的劳动力仍依赖农业，但农业仅贡献约17%的国内生产总值。制造业作为结构转型的传统引擎，基本停滞在占国内生产总值13%至17%的水平，只吸纳了11%至12%的劳动力。
尽管印度在信息技术、制药、汽车、电信、电子和航天技术等领域建立了全球竞争力产业，但这些行业创造的就业规模，仍不足以满足一个劳动力超过6亿人的国家的需要。因此，80%至90%的劳动者仍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占失业人口的近三分之二。
与其他大型经济体的比较尤其具有启发性。大约在1980年前后，印度与一些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水平大体相当。此后，后者通过大规模工业化从根本上改造经济，使约8亿人摆脱极端贫困，并建立起全球最大的中产阶层。
转型承诺与数以百万计民众切身经济体验之间的落差，尤其对一个数字化连接紧密、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的年轻一代而言，最能解释印度青年日益增长的挫败感。
Z世代成长于即时通信、全球比较和即时期待并存的时代。他们不愿意耐心等待承诺的繁荣慢慢兑现。对他们来说，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能否带来切实的经济结果。比起抗议本身，正是这种不愿等待的情绪，可能会成为未来十年最具决定性的政治挑战。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