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的夏天,我爹让我去村长家还锯子。
那把锯子是我们老赵家的传家宝,木柄被磨得油光水滑,锯片上的铁锈刮了又生、生了又刮,锯齿却依然锋利,往木头上轻轻一拉就是一道齐整的口子。我爹说这把锯子是他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到底传了几辈人他也说不清楚,反正打我记事起,村里谁家要锯大料都来我家借。上个月村长家修房梁,借了去,这一借就是小半个月,我爹在家里念叨了好几回,说村长该不会是把咱家锯子给忘了。今天他终于忍不住了,让我去要回来。
我那年二十二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在镇上的农机站干了两年临时工,农忙的时候回家帮忙,农闲的时候就窝在家里看书。村里人背地里叫我“赵书呆子”,我也不恼,书呆子就书呆子吧,总比那些天天聚在村口打牌、喝醉了酒就打老婆的人强。我那时候在准备自考,想去省城读个大专,学点真本事。但我爹不支持,他觉得念书没用,不如早点学门手艺。我妈夹在中间不好说话,只能在吃饭的时候多往我碗里夹两筷子菜,算是一种无声的支持。
那天傍晚的天气闷得像蒸笼,西边的天空堆着一大片铅灰色的云,压得很低,像是在酝酿一场大雨。田埂上的青蛙叫得震天响,空气里弥漫着稻花的香味和泥土被太阳暴晒后蒸腾起来的湿热气息。我把锯子扛在肩上往村长家走,路过村里那棵老槐树的时候,树下乘凉的刘婶看见我就喊了一声:“书呆子,去村长家干啥?”我说还锯子。她笑了笑,那笑容里有一种我那时候读不懂的意味,“那你快去吧,村长不在家,他家秀兰在。”
我当时没听出这话里有什么别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村长家的闺女秀兰,在村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她比我大一岁,二十三了,在当年那个十八九岁就嫁人的年代,二十三岁还没嫁出去的姑娘是要被人嚼舌根的。有人说她眼光太高,看不上村里这些泥腿子,一心想嫁个城里人。有人说她脾气太烈,上次媒人介绍了一个镇上粮站的小伙子,人家话还没说完就被她一杯水泼了出去。还有人说她命硬克夫,小时候算命的就说她八字太旺,一般人扛不住。这些话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但谁也不敢当着村长的面说。
我倒是对秀兰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小时候一起在村小学上过几年学,她比我高一个年级,印象里是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笑起来声音很大的丫头。后来我去了镇上读初中高中,她初中毕业就没再念了,在村里帮她爹打理鱼塘和果园,我们的交集就少了。偶尔在村里碰见,她冲我点点头,我冲她笑笑,也就过去了。
村长家在村东头,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砖瓦房,院墙刷了白灰,门楼上还贴了瓷砖,在周围一片土坯房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气派。院门口那棵石榴树挂满了青皮果子,压得枝条都快垂到地上。我刚走到门口,豆大的雨点就砸下来了,噼里啪啦的,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泥花。夏天的暴雨来得又快又猛,根本不给你反应的时间。我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到门廊下面,还没来得及敲门,门就开了。
开门的是秀兰。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袖子挽到胳膊肘,下面是条深蓝色的布裤子,脚上趿拉着一双塑料凉鞋。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肩上,像是刚洗完头还没来得及扎起来。她的脸晒得有些黑,是常年在太阳底下干活的那种健康的肤色,但五官生得周正,尤其是那双眼睛,又大又亮,看人的时候直勾勾的,一点也不躲闪。
她看到是我,先是一愣,然后眼睛一下子亮了,嘴角翘起来的弧度让我心里莫名其妙地跳了一下。
“赵书呆子,是你啊!来得正好!”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腕就把我往院子里拽。她的手劲出乎意料地大,捏得我手腕生疼,根本不是寻常姑娘家那种柔柔弱弱的力道。我被她拽得踉跄了两步,肩膀上的锯子差点滑下来,锯片在她家门框上磕了一下,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什么正好?我是来还锯子的,你爹在家不?”我问,一边试图把手腕从她的铁钳里抽出来。
“不在,去乡里开会了,下这么大雨今晚回不回得来还不一定呢。”她头也不回地说,手上的力道一点没松,“还锯子不急,你先帮我把猪逮了。”
我被她拽着穿过院子,绕过堂屋,一直拉到后院。她家的后院很大,种了几棵橘子树,墙角搭了一排猪圈。猪圈旁边有一个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场地,平时大概是用来堆柴火的。此刻那个场地的篱笆门歪歪扭扭地敞开着,而在场地正中央,一头半大的花猪正舒舒服服地趴在一个泥水坑里,两只耳朵耷拉着,嘴巴埋在泥浆里,时不时拱一拱,发出满足的哼哼声。
猪圈里的那头老母猪趴在栏杆后面,用一种事不关己的眼神看着外面的一切,那表情仿佛在说:“反正不是我放出去的,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站在猪圈前,看了看那头在泥坑里打滚的花猪,又看了看秀兰,又看了看自己身上唯一一件像样的白衬衫——那是我妈给我买的,准备让我去相亲的时候穿的。
“你让我帮你逮猪?”
“不然呢?”秀兰叉着腰站在我旁边,理直气壮,“我追了它半个下午了,它比泥鳅还滑,我一个人根本弄不住。正好你来了,你力气大,你帮我把它弄回圈里去。”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是来还锯子的”,但看着她那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看着她被泥水溅得斑斑点点的裤腿和被汗水贴在额头上的碎发,我把话咽了回去。我把锯子靠在橘子树干上,脱下白衬衫,只穿一件背心。秀兰在旁边毫不避讳地看着我脱衣服,倒是让我这个脱衣服的人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你说怎么弄?”我问。
“你从左边,我从右边,咱俩围堵它,把它赶到圈里去。”
听起来很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那头花猪看着不声不响挺老实,等我们靠近的时候,它猛地从泥坑里弹起来,速度快得完全不像是一头猪。它先是往左边冲,被秀兰堵了回去,然后调头往右边冲,我扑上去想抱住它的脖子,结果它一个急转弯,我整个人扑了个空,直接栽进了泥水坑里。泥浆溅了我一头一脸,腥臭的泥水灌进了我的嘴巴、鼻子、耳朵,背心湿透了贴在身上,整个人狼狈得不成样子。
秀兰在那边笑得弯了腰,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笑声在雨幕里传出去老远。她那头湿漉漉的头发随着笑声一抖一抖的,雨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她也不擦,就那么笑着看我,眼睛亮得像两颗星星。
“赵书呆子,你连猪都抓不住,你还考什么大专啊?”她一边笑一边说,声音里全是掩不住的欢乐。
我趴在地上,满脸是泥,被她这句话激得脸都红了。我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从地上爬起来,看准了花猪的逃跑路线,一个箭步冲上去,直接整个人扑在猪身上,双手死死抱住它的前腿。花猪发出杀猪般的嚎叫——不对,它就是猪,它就是在杀猪般地嚎叫——四条腿拼命蹬踏,泥浆溅得更厉害了,但我不撒手,咬着牙把它往猪圈的方向拖。
秀兰收了笑,赶紧跑过来帮忙。她一把揪住猪耳朵,我抱住猪身子,两个人合力把这只不听话的花猪一步一步地挪回了猪圈。铁栅栏门“咔嗒”一声落下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花猪在圈里转了两圈,甩了甩身上的泥,然后若无其事地走到食槽前拱了拱,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雨还在下,而且越下越大。雨水顺着我的头发往下淌,在我脸上冲出一道道泥沟。我的背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裤子上全是泥巴,膝盖上蹭破了一块皮,往外渗着血丝。秀兰的状况也好不到哪去,她头发上沾了一片橘子叶,脸上东一道西一道的全是泥印子,的确良衬衫湿透了贴在身上,但她完全不在意。
她转过头来看我,看着我那副泥猴的样子,突然又笑了。这次笑得很轻,不是刚才那种哈哈大笑,而是一种很安静的、带着点不好意思的笑。她伸手摘掉我头发上沾着的一根稻草,手指从我额头划过的时候,带着冰凉的雨水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度。
“你挺行的嘛,我还以为书呆子只会看书呢。”她说。
“我本来就会干活。”我说,声音闷闷的,因为我嘴里还残留着一股泥腥味。
“那你刚才还摔泥坑里?”
“那是战术,迷惑敌人。”
她被“战术”和“迷惑敌人”这两个词逗得又笑起来,笑得眼睛弯弯的,雨水从她的睫毛上滑下来,像眼泪一样。她笑够了之后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泥,说了句:“进来洗把脸吧,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
我跟着她走进堂屋。她家的堂屋很宽敞,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和几把木椅子,墙上挂着毛主席像和一张泛黄的全家福。她打了一盆清水放在我面前,又扔过来一条干毛巾。我擦了脸,洗了手,坐在堂屋的门槛上看着外面的雨发呆。雨水从屋檐上倾泻下来,像一道水帘洞的帘子,把院子里的橘子树、猪圈、篱笆都笼罩在一片朦胧的雨幕中。
秀兰也端了个小板凳坐在我旁边,手里拿着一条毛巾有一搭没一搭地擦着头发。我们俩并排坐在门槛上,中间隔了大概一个拳头的距离,看着门外的瓢泼大雨,一时都没有说话。空气里弥漫着雨水打湿泥土的味道、猪圈飘来的若有若无的臭味,以及秀兰身上传来的一股淡淡的皂角香气,几种味道混在一起,说不上好闻还是难闻,但很真实,真实得像生活本身。
“你爹不在家,你一个人能行吗?”我先开了口,主要是觉得沉默太久不太好。
“能行,我都习惯了。”她说,语气很平淡,“我妈走得早,我爹整天忙着村里的事,这个家大部分时候就我一个人。喂猪、做饭、收拾院子,这些我一个人都能干。没什么不行的。”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自怜,没有抱怨,像是在陈述一个很平常的事实。但我听出了一点别的东西——一个人。她说的大部分时候就她一个人。村长虽然疼她,但一个父亲能给女儿的陪伴终究有限。村里人虽然多,但那些在背后嚼她舌根的人不可能成为她的朋友。她就这么一个人守着这个大院子,喂猪、做饭、收拾屋子,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一年又一年。
“你没想过出去?”我问。
“去哪儿?”
“城里。打工也好,学个手艺也行,总比在村里待着强。”
她没有立刻回答。雨声填满了沉默。过了好一会儿,她轻轻地说:“我走了,我爹怎么办?”
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得几乎被雨声盖过去,但砸在我心里的时候却重得让我胸口发闷。我爹妈虽然对我不理解,但至少还健健康康地活着。而她呢,母亲早逝,就剩一个爹,她要走了,这个家就真的没人了。所以她留下来,不是因为不想走,是因为不能走。
“你呢?”她反过来问我,“我听说你要去省城读大专?”
“想是想,但我爹不同意。”
“为什么?”
“他觉得读书没用,不如早点学门手艺挣钱。”
“你爹那是糊涂。”她说得斩钉截铁,语气里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读书怎么可能没用?你没看村里那些出去读书的,哪个不比种地强?我当年是没条件,我要是有条件,我也去读。你既然有这个本事,就别听你爹的,自己拿主意。”
她说完这句话,转过头来看着我。门槛太窄,她转过来的时候和我之间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一大截,近得我能看清她鼻尖上那颗小小的痣,能闻到她头发上那股皂角的清香,甚至能感觉到她呼吸带出来的温热气息。她的眼睛在大雨的暗色里显得格外明亮,像两颗浸在水底的黑色石子。
“你考上了,是不是就不回来了?”她问。
这个问题让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想过考大专,想过离开这个村子,但我从来没想过“回来”这件事。对我来说,离开就是离开,回来是以后的事,以后的事太远了,远到不值得现在就去想。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说。
她点了点头,没再追问。她转过头去继续看着门外的雨,那场暴雨终于有了减弱的迹象,从瓢泼变成了淅沥,天色也从阴沉沉的灰变成了微微透亮的青白。远处的天边甚至露出了一小片橙红色的晚霞,照在湿漉漉的瓦房顶上,反着柔和的光。
“你该走了,”她站起来说,“趁雨小了赶紧走,一会儿再下大了可就走不了了。”
我站起来,从橘子树旁拿起那把锯子,递给她。
“差点忘了正事,我是来还锯子的。你帮我跟你爹说一声。”
她接过锯子,随手靠在墙角,说:“行,回头我跟他说。”
我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叫住了我。
“哎,赵书呆子。”
我回过头。她站在堂屋门口,身后是渐渐暗下来的天色,屋檐上的雨水一滴一滴地落在她面前的水泥地上,发出“嗒、嗒、嗒”的声音,像一只缓慢的钟在倒计时。她犹豫了一下,嘴唇抿了抿,像是有什么话在嘴边转了几圈又被咽了回去,最后只说了一句:“考上大专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一定。”
我走出村长家的大门,踩着泥泞的村道往回走。雨后的空气清新得像被洗过一样,田野里的青蛙又开始叫了,远处的炊烟混着雾气缓缓升起来。走到老槐树那儿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村长家的门还开着,门口的石榴树在暮色中青翠欲滴,而门框里站着一个模糊的白色身影。
她还站在那里。雨后的晚霞把她的白衬衫染成了淡淡的橘红色。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我妈问我怎么弄了一身泥,我说帮村长家逮猪。我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我爹在旁边闷声抽着旱烟,问锯子还了没有,我说还了,他就没再问了。
后来的事情,我自己都没太弄明白。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开始格外用功地复习。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学到半夜,我妈心疼油钱念叨了好几回,被我爹难得地怼了回去。我爹说,让他学,万一真能考上呢。也许是秀兰说的那些话起了作用,也许是我自己终于想通了一些事情。人有时候就是需要一个契机,一个能让你看清自己处境的人。秀兰用她的方式告诉我,读书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有本事就该去闯一闯,哪怕只是为了证明那些看不起你的人都是错的。
那年八月底,我收到了省城那所大专的录取通知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告诉我爹妈,不是告诉我那几个一起准备自考的哥们,而是去村长家告诉秀兰。
我跑着去的。大太阳底下,跑了一身的汗,衬衫后背全湿透了。村长在院子里抽烟,看到我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我说找秀兰,村长指了指堂屋,说在里面看电视呢。我跑进堂屋,秀兰正坐在那把老旧的藤椅上,手里摇着蒲扇,电视里放着《渴望》,刘慧芳正在哭。
“考上了。”我说。
她摇扇子的手停了一下,然后嘴角慢慢地翘了起来。她站起身,走到我跟前,仰着头看我。那天她穿了一件碎花的连衣裙,头发扎成了一条辫子搭在胸前,和平时干活的打扮很不一样。
“我就知道。”她说了四个字,语气里全是得意,“走,我请你吃西瓜。”
她拉着我到后院,从井水里捞出一个冰了一上午的大西瓜,一刀切下去,刀刃刚碰到瓜皮,瓜就“咔嚓”一声裂成两半,声音清脆得像鞭炮。她递给我一半,然后举起她那一半,像举杯一样碰了碰我的西瓜皮。
“敬赵大专生。”她笑着说。
“敬猪队友。”我说。
她哈哈大笑,笑得一如既往地响亮,完全没有姑娘家的矜持。阳光透过橘子树的枝叶洒在她脸上,斑斑点点的,像一幅永远定格的画。那一刻我觉得她真好看,不是那种城里姑娘涂脂抹粉的好看,而是一种属于这片土地的好看,结实的、明亮的、有生命力的好看。
我去了省城之后,一开始还和秀兰通过几封信。她说村里的鱼塘今年收成不错,她爹给她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她说村里通了程控电话,她家也装了,以后可以打电话了。她说村里那几个长舌妇又在传她和一个外乡来的木匠好上了,她气得跟人吵了一架。她最后写了一句:你在省城好好的,别给我丢人。我在信纸上笑了半天。
后来学业忙了,信就少了。再后来,我大专毕业留在省城工作,进了一家农机公司做技术员,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我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从一年三次变成一年一次,再变成几年一次。村里通了电话,后来又通了网络,但我和秀兰的联系却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断了。她家的电话号码我存在通讯录里,但每次翻到都想不起来打。
再后来,我听我妈说,秀兰嫁人了。嫁到了隔壁镇上,丈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对她不错。她爹退了休,搬到镇上跟她一起住,老家的院子就空了。我妈说秀兰出嫁那天,村长喝了很多酒,哭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坐在省城自己的两居室里,窗外是车水马龙的街道和闪烁的霓虹灯。我握着手机愣了很久,脑子里浮现的却是那个暴雨的傍晚,那个扎着湿头发的姑娘站在堂屋门口,屋檐的水滴在她的脚边,她冲我喊:“考上大专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我告诉她了。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
有时候我会想,如果那天我是带着另外一副心情去还那把锯子,如果那天没有那场暴雨,没有那头不听话的花猪,没有那段尴尬又温暖的对话,我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也许我还是会考上大专,还是会离开村子,但心里大概会少了一份珍贵的念想。
那把锯子后来被村长还给了我爹,我爹一直用着,用到锈得不能再用了,就挂在老家杂物间的墙上。每年过年回去,我都会去杂物间看看那把锯子。它挂在那里,木柄上的油光还在,锯片上的铁锈又厚了一层,像是时间在上面结了痂。
一九九一年夏天的那场雨,那头花猪,那个站在雨里冲我笑的姑娘,都成了这把锯子上看不见的锈迹。它们一点一点地蚀刻在记忆的金属上,刮不掉,也舍不得刮掉。
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不是为了陪你走到最后,而是在你最需要被人推一把的时候,恰好伸出手来。她推了我一把,让我看到了村子之外的更大的世界。而她自己,留在了那片土地里,继续守着那些需要她的人。
日子久了,我渐渐明白了一件事。那个暴雨的傍晚,她说“来得正好”,不是在说逮猪正好。她是在说,你来,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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