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沈茵,是在CBD一家极其隐蔽且安静的茶室。介绍人是我妈的远房表姐,在电话里把我这个三十二岁的室内设计师夸得天花乱坠,对女方的情况却只用了一句“事业有成,人很稳重”来概括。

沈茵比我早到,她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色风衣,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没有太多首饰,只有腕上的一块积家手表透着不动声色的底气。她长得并不算惊艳,但身上有一种久经商场沉淀下来的从容和冷冽。

聊天的过程中我得知她三十八岁,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年薪在三百万,我心里其实已经打起了退堂鼓。我们不仅存在着六岁的年龄差,社会阶层也截然不同。我只是一个开着普通代步车、背着房贷、为了拿项目需要陪客户熬夜改图纸的普通男人。

出于礼貌,我还是坐下来和她喝完了那壶大红袍。简单的寒暄过后,沈茵放下了茶杯,目光平静地看向我。她说话的语速不疾不徐,吐字清晰,没有任何多余的铺垫。

“林先生,我的时间排得很满,相亲对我来说是一项讲究效率的日程。所以,我想跳过试探的环节,直接把我的底牌交给你。”

我有些错愕地看着她,点了点头。

她继续说道:“我不需要你养家,甚至如果你在事业上有需要,我还能提供人脉和资金的支持。我对另一半的要求只有两点:情绪稳定,人品过关。但是,我有一个硬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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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停顿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极难察觉的紧绷,随即又恢复了那种谈判桌上的冷硬。

“如果结婚,我们不能同房,这辈子都不行,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觉得荒谬,我们现在就可以握手道别,今天的茶钱我已经结过了。”

我愣在当场,脑子里嗡嗡作响。一个年轻力壮的正常男人,听到相亲对象提出这样的要求,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惊喜于那三百万的年薪,而是觉得这是一种变相的侮辱或者某种见不得光的阴谋。

我甚至在心里暗自揣测,她是不是性取向不同,需要找个老实人做同妻?又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心理怪癖?

成年人的体面让我没有把这些难听的猜测说出口。我端起面前已经有些凉了的茶水喝了一口,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沈小姐,条件确实很丰厚,但我是一个俗人。我渴望的婚姻是柴米油盐、肌肤之亲、是普通人的烟火气。如果您需要的是一个挡箭牌或者合约丈夫,很抱歉,我可能胜任不了。”

沈茵并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面露愠色,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眼神中流露出一丝见怪不怪的疲惫。她站起身,很礼貌地对我伸出手,说了句“打扰了,祝你早日找到合适的伴侣”,然后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了茶室。

那次相亲就像是一个荒诞的插曲,很快就被我抛到了脑后。我继续过着画图、盯工地、和甲方扯皮的苦逼生活。直到两个月后,命运以一种极其戏剧性的方式,把我们再次绑在了一起。

我的工作室通过层层竞标,意外拿下了一个高端写字楼整层办公区的室内设计项目。签约那天,我去甲方公司开会,推开会议室的门,坐在主位上正在听取下属汇报的,正是沈茵。

看到我,她也只是微微挑了挑眉,很快就将注意力转回了工作上。在工作状态下的沈茵,和相亲那天完全不同。她果断、敏锐、要求极高,对设计方案里的每一个动线、每一处材质都问得极其专业且一针见血。

在那场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议里,我完全被她的专业能力所折服,甚至忘了我们之间曾经有过那样一次尴尬的相亲。

因为项目的关系,我们开始有了频繁的接触。有时我们在吃完饭后,会在寒冷的街头并肩走上一段路。她很少谈论她的财富和地位,反而更喜欢和我聊一些琐碎的事情:哪条街的梧桐树长得最好看,哪部老电影里的配乐最抓耳,或者我设计图里的某一个角落让她想起了童年外婆家的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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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逐渐发现,沈茵的内心世界极其丰富且柔软。她会在周末一个人跑去郊区的苗圃买几盆便宜的绿植,会为了流浪猫在车后备箱里常备猫粮,会在看一部文艺片时悄悄红了眼眶。那三百万的年薪和总裁的头衔,更像是她用来保护自己的一副沉重铠甲。

随着项目的推进,我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感情已经越过了朋友的界限。我会在半夜画图时突然想起她笑起来时眼角的弧度,会在看到一件好看的大衣时想象穿在她身上的样子。我三十多岁了,早已过了容易冲动的年纪,但我很清楚,我爱上了这个坚强又脆弱的女人。

项目竣工验收的那天晚上,我请她吃饭。那是初春,晚风已经有了暖意。饭后,我们沿着江边散步,气氛融洽而暧昧。我借着微微的酒意,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伸手握住了她的手。

那一刻,我感觉到她的身体瞬间僵硬。她像触电般地猛地抽回了手,后退了两步,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抗拒。

“林浩,”她的声音有些发抖,连名带姓地叫我,“你是不是忘了我们在茶室第一次见面时,我说过的话?”

我看着她,语气诚恳:“我没忘。但我现在不在乎你提的那些条件。我喜欢你,我想照顾你,这就够了。”

沈茵苦笑了一下,眼眶泛红,但她强忍着没有让眼泪掉下来。她深吸了一口气,语气变得冷酷而决绝:“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以为你现在可以不在乎,但一年后呢?三年后呢?林浩,别用你廉价的同情心和一时的冲动来绑架我。我们以后除了工作,不要再联系了。”

说完,她转身就走,步子迈得很急,像是逃跑一样。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心里一阵刺痛。我不明白,如果两个人真心相爱,为什么她要对身体的接触产生如此巨大的恐惧和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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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半个月,她真的做到了彻底的断联。所有的后续工作交接,她都安排了助理出面。我去她公司找过她几次,都被前台以“沈总在开会”为由挡了回来。

直到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了她助理的电话。助理在电话里急得快哭了,说沈茵在家里突然高烧不退,还不肯去医院,她实在不知道该找谁帮忙,只能打给我。

我扔下手里画了一半的图纸,驱车一路狂飙到了她的公寓。用助理给的备用钥匙打开门,屋子里一片漆黑,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压抑的沉闷。我在卧室里找到了她。她裹着厚厚的被子,整个人缩成一团,额头烫得吓人,嘴里还在含糊不清地呢喃着什么。

我顾不上别的,连人带被子把她抱起来,直接送到了医院的急诊。

挂了吊瓶,医生说是重感冒引起的急性肺炎,加上过度劳累,需要住院观察几天。那一夜,我守在她的病床前,看着她苍白的脸,心里满是心疼。

凌晨时分,她醒了过来。病房里只有仪器的滴答声。她看着坐在床边双眼熬得通红的我,眼泪终于决堤而下。那个在商场上雷厉风行的女总裁,此刻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抽出纸巾,轻轻替她擦去眼泪。

等她情绪平复了一些,她看着天花板,用一种极其平静却让人心碎的声音,告诉我了为什么她会提出婚后不能同房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