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60军军长韦杰率部入朝作战。60军下辖3个师：179师的前身是“光荣的临汾旅”，能打恶仗；181师的前身是中原突围时威名远扬的"皮旅"，机动作战是它的拿手好戏；180师在1947年才由山西地方武装升级组建，是3个师里战斗力最弱的一个。
1951年4月，60军归志愿军3兵团指挥，参加第五次战役。战役的第一阶段，韦杰率部在陈机洞至新兴洞之间展开突破，割断了美第25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歼敌1000余人，击落敌机3架，完成了预定任务。
战役第二阶段开始后，179师被调给15军指挥，181师配属12军作战，韦杰手下实际只剩180师一个师能指挥。5月19日，3兵团再下指令：180师直接归兵团指挥。这样一来，韦杰成了“光杆军长”。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后，3兵团的电台车被炸，60军军部与兵团部失去联系，韦杰对180师的处境，渐渐变成了“知道危险，却难以直接掌控”。
5月18日，3兵团命令60军担负防御阻击任务，掩护各兵团后撤和护送伤员。韦杰当即发出各师收归建制的电令，但3个师配置分散，最短距离军部也有120公里。
5月22日，美军开始全线反扑，利用志愿军补给困难的致命弱势，用“磁性战术”开始收“口袋”。5月23日上午，180师发现右邻友军不告而撤，师长郑其贵急电军部。韦杰回复：“注意派出部队掩护右翼，并准备于23日晚将北汉江以南部队移至春川以西地区继续防御。”当天下午，韦杰再次电令郑其贵：“撤过北汉江，继续沿江布防。”
5月25日凌晨，180师的538团和539团靠着三根电线带着伤员渡过北汉江，600多指战员在渡江时被激流卷走。当时180师已经粮尽，而且弹药不多，三面受敌。
5月26日，韦杰又一次电令180师：“命令你们集中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军部派部队接应。”与此同时，60军虽于26、27日两次组织部队接应，但181师命令下达误时，至27日早晨才进至位于华川西南的原川里，未能完成接援任务；179师昼夜兼程接应，也未起到积极作用。
5月27日18时30分，180师报告已进至鹰峰，粮尽弹绝。韦杰急命60军其他两个师解围，但都被美军击退，180师再次陷入美军包围。180师最后仅剩的400指战员被编成3个突击连，在郑其贵的亲自指挥下向西北突围。在突破3个阵地后，这支断粮3天、拼杀整10天的部队，在128.6高地前耗尽了最后的力气，郑其贵只好下令分散突围。6月1日，郑其贵率残部成功突围，180师最后归队4000多人。
180师共11000多人，此战伤亡3000余人，被俘3900余人。这是志愿军战史上严重的一次失利，也是抗美援朝中被俘人数最多的一次。
在总结这次战役经验教训的会议上，彭德怀在讲到第180师受损失情况时，非常气愤地让韦杰站起来，他怒气冲冲地骂道：“韦杰，你这个军长是怎么当的？你们那个180师，是可以突围出来的！你们为什么说他们被包围了？敌人的坦克汽车沿公路从180师前面过去了，敌人并没有发现，他们中间也没有敌人，后面也没敌人，部队完全可以利用晚上突围出来嘛！哪有这样惊慌失措地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的？像你这样的指挥员就是该杀头！”
彭德怀的愤怒是有依据的：此战180师未经激烈战斗即遭重创，主要干部被围后烧掉密码、砸毁电台、分散突围。志司5月31日的电报中明确指出：“60军及3兵团对救援180师没有采取积极坚决的行动，到28日以后，连电报部署救援也没有了。”
不久以后，韦杰被撤职，第180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均受到军法惩处。
6月下旬，毛泽东召韦杰回国谈话，他听完韦杰关于此战的报告后，没有过多地批评，而是认真地分析道：
180师的事，各级都有责任，彭德怀已在电报中向我和军委作了检讨，承担了责任……他们认为这次180师受损的原因很多，是上上下下的许多错觉和各种因素凑合在一块所造成的。基于此，也不能全怪你们60军和180师的广大指战员！一句话，各方面的工作没做好，才使180师不能自拔。五次战役，我看是打急了，打大了，打远了！
韦杰回国后，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5年，他被授予中将军衔。周恩来曾对韦杰说：“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但韦杰自己并不轻松，他后来很少谈那场战斗，最多只是说一句：“我对不起那些战友。”
1983年，韦杰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开始认真地反思180师当年的失利，他整理了一份文字材料，将180师失利的原因归纳为7点：
1.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多占一些地区，有利于和谈。但在作战指导上轻敌麻痹，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作战能力。
2.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
3.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
4.组织指挥不严，与友邻协同失调。
5.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
6.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
7.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
韦杰与180师的故事，是一位军长与一个师在战役的体系性困局中的真实记录。它既不是某些叙事中“军长无能”的单一归因，也不是“全盘免责”的开脱，它是志愿军在从国内战争向现代化战争转型过程中，付出的沉重学费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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