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司马光离开开封之后，变法派在朝堂上再也没有了势均力敌的对手。
王安石坐在政事堂里，批阅奏折的速度比以往更快了，他的桌上永远堆着各地送来的新法推行报告。
青苗法贷出了多少钱，免役法收了多少免役钱，农田水利法修了多少里水渠。
每一份报告都标注着正在增长的数字，这些数字像一条条绳索，正在把大宋这艘老旧的大船从泥淖里往外拽。
但绳索的另一头拴着的不是只有船，还有人。
苏轼就是被绳索勒住的那批人之一。
元丰二年，公元一零七九年，苏轼从徐州调任湖州知州。
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已经在地方上辗转了将近十年。
从杭州通判到密州知州，再到徐州知州，他的仕途轨迹像一条被人反复拨动的琴弦，始终在京城以外的州县之间来回震荡。
他不是没有机会回京，熙宁初年变法刚刚启动的时候，神宗曾经考虑过重用他，但王安石不同意。
王安石看得很清楚，苏轼这个人跟司马光不一样。
司马光是正面硬扛，堂堂正正地跟你辩论青苗法到底该不该推、免役法到底合不合理，你可以在朝堂上跟他争出个子丑寅卯来。
苏轼不说话，至少不在朝堂上说话。
他写诗，朝堂上的辩论你可以用数据驳回去，诗却不能。
一首诗写出来后仿佛就长了腿，它会自己走，从官府传到街市，从开封传到杭州，从一个读书人的案头传遍天下所有读书人的案头。
你永远堵不住一首好诗的传播路径，就像你永远拦不住春天的风。
苏轼调任湖州之后，按照惯例给神宗上了一道谢表，叫《湖州谢上表》。
谢表是一种官样文章，地方官上任之后照例要写一封感谢皇帝任命的奏折，内容无非是“臣愚钝，蒙陛下不弃”之类的套话。
几乎所有官员写谢表都是应付了事。
但苏轼不是应付了事的人。
他写任何东西都忍不住要加入自己的真情实感。
在这篇谢表里他写道：“臣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翻译过来就是：我这个人愚笨，跟不上时代潮流，跟朝中的新进人物实在是玩不到一块去；我老了，不想惹事，也许还能在地方上给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事。
“新进”这个词踩了地雷。
在熙宁年间的政治语境里，“新进”就是变法派的代名词。
王安石提拔的吕惠卿、章惇、曾布这些人，在苏轼这样的传统文官眼里都是靠迎合变法上位的暴发户。
说自己是老派人物、追不上新进，等于在说这群人靠投机上位，而自己不齿与他们为伍。
至于“老不生事”，你们这些新进天天在朝堂上折腾，把天下搅得鸡飞狗跳，我老了，不想跟你们一起瞎折腾。
这话不是在检讨自己，是在骂人。
骂得很文雅，但每个字仿佛都是软刀子。
御史台的人不是傻子，他们读得懂。
御史中丞李定第一个跳出来弹劾苏轼。
李定这个人需要介绍一下。
他是变法派的铁杆支持者，在朝中以强项令著称，当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时候他就是最积极的执行者之一。
李定跟苏轼本来没有什么个人恩怨，但他敏锐地意识到苏轼这道谢表背后的杀伤力。
如果让这样的言论自由传播而不受惩罚，新法的威信就会被一点点侵蚀。
他上的弹章措辞极其严厉。
说苏轼“讪上”：诽谤皇帝。
“慢上”：轻慢皇帝。
这两个罪名放在任何朝代都是重罪。
李定的弹章只是一个开始。
御史台的另一位御史舒亶紧随其后，上了一道更致命的弹章。
舒亶没有从谢表入手，而是直接翻出了苏轼这几年写的诗集。
他收集了苏轼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写的几十首诗，从中摘出他认为有“讪谤”嫌疑的句子，一条条地列在弹章上，每一条都附上了详细的注释，解释这些诗句是如何影射朝廷、攻击新法的。
他把这些诗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直接讥讽新法的，比如《山村五绝》中描写农家孩子因为青苗法背上债务，“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孩子因为父亲被逼去城里借青苗钱，跟着在城里待了大半年，口音都变了。
第二类是影射时政的，比如《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东海龙王要是知道皇帝的心思，就该把盐碱地变成良田，这是在讽刺农田水利法劳民伤财。
第三类是表达不满情绪的，比如《和刘道原咏史》中“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
用阮籍闭口不言的典故，暗讽变法之下人人缄默的政治气氛。
第四类是含沙射影攻击朝中大臣的，比如《戏子由》中“头虽长低气不屈”
自己虽然被外放，但脊梁骨还是硬的，绝不向朝中的新进低头。
舒亶是个做事极其认真的人。
他把苏轼的诗一句句地摘出来，分门别类，汇编成册，当作弹劾材料呈给了神宗。
这份材料的分量极重，因为它不仅仅是几句牢骚话，而是被系统性地解读成了一套完整的、持续的、有意识的“反变法宣传”。
舒亶弹章中建议，苏轼罪孽深重，不但应该罢免官职，而且应该“付吏”。
交给司法部门严加审讯，追究其诽谤朝廷的刑事责任。
神宗看了这些弹章之后，没有立刻表态。
他把弹章压在案头压了好几天。
神宗不是不知道苏轼有才，他私下里其实很喜欢苏轼的文章和诗词，据说他吃饭的时候如果读到苏轼的新作，会放下筷子拍案叫好。
但他是皇帝，皇帝不能只凭个人喜好做决定。
苏轼的诗已经传遍了天下，“新进”这个词刺痛的不只是李定和舒亶，而是整个变法派。
如果皇帝对这种公开嘲讽新法的行为不加惩处，变法派的士气就会受到沉重打击，那些本来就在摇摆观望的地方官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抵制新法。
神宗反复权衡利弊之后做出了一个决定。
查。
他下令御史台对苏轼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拘押审讯。
他大概觉得，审一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苏轼又没杀人放火，不过是写了几首诗，查清楚了训斥几句贬个官也就了事了。
他错了。
他低估了御史台的执行力，也低估了这场审查一旦启动之后所产生的连锁反应。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