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冬天，四川红原县一间普通的藏式民房里。
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站在门口，操着一口流利的藏语，又夹杂着几句早已生疏的湖南话，对着一群从千里之外赶来的陌生人，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他叫洛尔吾，在藏语里是“宝贝”的意思。
而那群陌生人喊他，侯德明。
他已经在这个高原上的小县城里生活了将近70年。
周围的人都知道他是个汉人，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留下的“红小鬼”，但他自己已经记不太清故乡的模样了。
他只隐约记得小时候家里穷，住过山洞，后来一群人穿着军装带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妈妈不见了，自己的脚烂了，走不动了，被一个喇嘛抱回了家。
那是1936年，侯德明两岁。
他所在的家族，从湖南大庸县，也就是今天的张家界，一共九口人跟着红军踏上了长征路。
爷爷侯昌千、奶奶殷成福、父亲侯清芝、母亲刘大梅，还有叔叔姑姑，几乎能走的全走了。
出发之前，侯昌千找到负责后勤的干部，说没有红军就没有我们一家人，如今大敌当前，我们不能离开。
他八岁的小儿子侯宗元也扯着嗓子喊，生是红军的人，死是红军的鬼。
贺龙听说之后破例批准了，还专门给这一家老小配了一匹马。
但长征的路，马也扛不住。
过草地的时候，母亲的牺牲来得毫无预兆。
她一头栽进了沼泽里，旁边的人根本来不及拽。
那个年代牺牲太常见了，一个战士陷下去，后面的人甚至不能停下脚步。
两岁的侯德明当时可能还不懂死亡是什么意思，但后来他懂了，那天走在队伍最前头的连长，他父亲侯清芝，是在很久以后才知道妻子的死讯。
母亲没了，两岁的孩子成了整个连队最大的难题。
行军不能停，前面还有雪山和草地，谁也没法抱着一个走不了路的孩子长途跋涉。
组织上决定把他寄养在当地藏民家里。
收养他的人叫格西阿谷，是红原县一座寺庙的喇嘛，对红军很友善。
格西阿谷把孩子抱回去的时候，他身上的衣服里全是虱子，两只脚已经溃烂得不成样子，根本没法下地。
老喇嘛给他换了新衣服，一点点治好了他的脚，教他说藏话，给他取了个新名字：洛尔吾，宝贝。
这一养就是一辈子。
长征结束之后，侯家活着走出草地的人寥寥无几。
幺爷侯昌贵是第一个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爷爷奶奶、叔叔姑姑，有的战死，有的失散，有的永远留在了那片沼泽里。
父亲侯清芝活了下来，后来回到湖南老家，重新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九个孩子。
但他到死都没有忘记自己还有个儿子留在藏区。
1987年临终前，他拉着孩子们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定要找到你们流落在西部草原的大哥。”
侯德明在红原县结婚生子，成了地地道道的藏民。
他藏语说得比汉语还溜，喝酥油茶，转经筒，一辈子没离开过那片高原。
他也想家，但他连家乡在哪都说不清楚。
他只记得自己姓侯，是个湖南人。
转机出现在2004年。
那年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档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的特别节目，解放军总后勤部的画家敬庭尧正好在红原县写生，意外听说了侯德明的故事。
敬庭尧决定帮他一把，让他在节目里出了镜。
侯德明对着镜头，用已经不大利索的湖南话断断续续地说，我想找我老家的人。
节目播出之后，湖南大庸一个叫侯德长的人正好看到了。
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姓侯，德字辈，红原县，老红军，祖籍大庸。
所有的线索跟父亲临终前念叨的那个大哥完全对得上。
他立刻通知了家里人，全家人几乎在同一秒认定，这就是失散了快70年的大哥。
11月16号，侯家八口人从湖南出发，开车横跨四个省，直奔红原。
七十多岁的老人在门口站了很久，看着那一张张陌生又熟悉的脸，他们的眉眼像父亲，像叔叔，像他早已记不清的亲人。
一屋子人哭成一片，喊了快七十年的“洛尔吾”，终于有人叫他“侯德明”了。
第二年春天，侯德明在政府和社会热心人士的帮助下，第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张家界的乡亲们拉着横幅在村口等他，他跪在父母已经长满青苔的坟前，重重磕了几个头。
这个故事让我触动最深的，倒不是寻亲成功的那一幕。
是侯清芝。
他活了半辈子，打了半辈子仗，后来回老家当干部，又成了家，生了九个孩子，在外人看来人生圆满。
但他到死都没放下那个两岁就被留在藏区的儿子。
他找了很多年，找不到，临终前把这件事托付给了九个子女，像交代遗愿一样郑重。
一个男人一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没打过胜仗，不是没过上好日子，是把儿子弄丢了，找了一辈子没找回来。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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