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被偷拍，十年前凉了一个人，十年后却全网彻底怒了|偷拍者|毕福剑|贾冰

01 2015年，那顿改变命运的饭局

2015年4月的一个夜晚，北京一个饭局上，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席间逐字调侃毛泽东，把红色经典唱段改成了对伟人的侮辱性段子，被同桌的人录了下来。

视频传上网，舆论炸锅。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理事会撤销其爱心大使称号，央视迅速停播所有节目，事业当场腰斩。作为公众人物，吃了几十年的饭，嘴上却对伟人没半点敬畏——说白了，活该。

而那个偷偷按下录制键的同桌者，虽然行为本身也不光彩，但毕福剑被拍到的不是“酒后失态”，是实打实地侮辱伟人。这两件事的性质，从一开始就不一样。

那场饭局之后，“曝光即正义”成了几乎不容置疑的主流叙事。但没人想到，十一年后，这个词会被彻底改写。

十一年后，几乎一模一样的剧本再次上演。

2026年8月3日晚，成都一家川菜馆的封闭包间里，演员贾冰和几位十几年没见的老战友喝酒叙旧。同样是被同桌的“熟人”偷拍，同样是被掐头去尾发到网上，同样是“公众人物私人场合失态”的标题党。

但这一次，结局完全不同，舆论走了一条谁也没想到的路。

图1 毕福剑事件当年引发全国热议。图源：新浪

02 那十年间，舆论的天平在慢慢倾斜

毕福剑事件之后，类似的饭局偷拍并没有停止。

郭麒麟的私人别墅聚会画面被身边人偷拍泄露，工作室发了长篇维权声明，但当时的舆论更多是在惋惜艺人本身——“怎么这么不小心”“下次注意点”，几乎没有人追问那个拍视频的人到底犯了什么法。

黄晓明、陈赫、胡彦斌等明星的私下酒后画面也多次被偷拍流出。每一次的舆论反应都差不多：矛头对准艺人自身，“公众人物就该注意形象”是绝对的主流声音，极少有人大规模声讨偷拍和传播的熟人。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许没有某个明确的转折点，而是一种缓慢的渗透。

2021年《民法典》正式生效，隐私权和肖像权的保护力度大幅升级——新版删除了肖像权侵权“以营利为目的”的门槛条件，封闭包间被明确纳入“私密空间”范畴。法律变了，条文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但社会的集体认知还没有完全跟上。

真正让人开始换脑袋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发现自己也可能成为偷拍的受害者。不只是明星，朋友圈里有人随手拍你发到短视频平台，餐厅里有人直播把你拍进画面——“随手拍”文化的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人们慢慢从“看热闹”变成了“代入自己”，虽然主流声音仍然是“公众人物就该注意”，但“拍的人有没有问题”这个问句，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图2 类似的聚餐场景，谁也没想到对面的“兄弟”手机正对着自己。图源：头条

03 2026年8月：那个一百八十度的反转

贾冰事件刚出来的时候，按照十年的“老剧本”，所有人都以为会是同一个走向。

视频里贾冰穿着白T恤，抽烟喝酒，跟远方战友打视频电话，兴头上蹦了几句东北糙话。偷拍者用注册仅三天的小号发布，配上“顶流私下真面目”“酗酒爆粗人设崩塌”的引导文案，6小时涨粉2.8万。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2015年，舆论会怎么反应？大概率和毕福剑事件一样：一边倒谴责贾冰——“公众人物怎么能说粗话”“酒后失态活该被拍”“管不住嘴怪谁”。

但2026年的现实，让所有预测者都跌了个跟头。

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贾冰。上万条评论里，七成以上在追问同一个问题：谁拍的？谁发的？高赞评论被顶到了最显眼的位置： “我把兄弟放心上，兄弟把我放网上。”

更让人意外的是官媒的集体下场。辽宁日报旗下的半岛晨报直接用了“让人不寒而栗”做标题；湖北日报的极目新闻发评论员文章追问“人与人之间还能有点信任吗”；新闻晨报的时评标题就是三个字——《贾冰错在哪儿？》，通篇直斥偷拍者“突破人伦底线”。

羊城晚报明确指出核心在于隐私权侵犯，公众人物隐私让渡是有限的，让渡的是与工作相关的知情权，不是全部私人生活。

律师群体密集发声，一致认为偷拍者构成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三重侵权”。律师李振武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沉默：“一个人选择做艺人，不代表他自愿放弃了作为人的所有权利。”

偷拍者反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红星新闻的评论标题一针见血——“贾冰没塌房，但信任已塌方”。

正如仕道那篇被广泛转载的评论所写：“舆论场罕见呈现一边倒的态势，充分彰显了一个强大的共识——侵犯隐私、背叛信任的偷拍行为，比公众人物在私人场合的偶尔失态，性质要恶劣得多。”

图3 贾冰饭局画面被偷拍传播，舆论却罕见地将矛头对准了偷拍者。图源：头条

04 为什么这次不一样了？三重力量的叠加

舆论反转不是偶然的。把它拆开来看，是三个结构性变化在同一时间节点上叠加的结果。

第一重：法律真的完善了。 2021年生效的《民法典》第1032条和第1033条，对隐私权给出了清晰定义——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三者不受刺探、拍摄、公开。饭店的封闭包间，关门之后与外界隔绝，在法律上就是标准的“私密空间”。

这意味着律师群体在发声时，有了比十年前更坚实的法律依据，不再是模糊的道德讨论，而是明确的法条适用。

第二重：社交媒体终于反思了。 十年间，偷拍不再只是明星的困扰。普通人在餐厅吵架、在公司吐槽、在家里和伴侣争执，都可能被随手拍下来变成短视频素材。朋友圈的“炫耀式偷拍”、餐厅里不打招呼的直播，这些行为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

大众开始从“看别人热闹”切换到“代入自己的处境”——今天拍的是贾冰，明天拍的就是我。 这种共情一旦建立，舆论的底层逻辑就变了。

第三重：流量经济的恶被看见了。 贾冰事件中有一个细节刺痛了所有人——偷拍者用的是注册仅三天的小号，头像是一张AI合成的山水图，主页空空如也。视频发出去6小时，粉丝从几十个涨到近三万。

更离谱的是，还有人假冒贾冰第一人称写了一封“道歉信”，措辞诚恳、几可乱真，但完全是伪造的。

一顿饭被消费了两次：先被偷拍者消费，再被假道歉文二次消费。公众对“流量收割”的厌恶，在这一刻达到了临界点。

人们终于看清：偷拍不是“正义”，而是一门生意，一门用兄弟的信任换自己账号涨粉的生意。

图4 《民法典》第1032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图源：头条

05 但进步还远远不够

别急着庆祝。贾冰事件中舆论反转了，但如果冷静下来审视，有太多东西还没变，甚至更难变。

违法成本低到令人咋舌。 按照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偷拍散布他人隐私，情节较重的最高10日拘留加500元罚款——而偷拍者三天就涨了2.8万粉丝，流量收益远超这点罚款。对一条成熟的“背刺变现”产业链来说，这点处罚约等于鼓励。

维权举证的难度仍然极高。 匿名账号、数字足迹难以追踪、视频一旦传播就不可逆。贾冰有工作室、有律师团队、有舆论资源，但普通人呢？一个普通上班族在饭局上被同事偷拍发上网，可能连热搜都上不了，更别提请律师维权了。

平台治理依然严重滞后。 偷拍视频大范围传播之后才被下架处理，审核机制明显跑不过侵权速度。算法还在推荐争议内容获取流量，“事后补救”远远替代不了“事前拦截”。 “公众人物无隐私”的惯性思维仍然根深蒂固。 这次舆论反转了，但下一次呢？如果偷拍的对象不是一个有好人缘的喜剧演员，而是一个争议人物，舆论还会这么清醒吗？

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明星有舆论资源和律师团队为他们撑腰，普通人的隐私被侵犯，大概率只能在朋友圈默默骂两句。

贾冰事件引发的共情，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每个人都能代入“那个被背叛的人”，但共情不等于制度保障。共情会消退，制度才能真正兜底。

仕道那篇文章里有句话说得精准：“告密成风的社会，是人人自危的社会。”这句话的分量，远比一次舆论反转要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