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话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这世上最难还的债,不是钱,是情。当一个人把命都押在你身上的时候,你拿什么还?
我叫刘大勇,今年三十七岁,江苏苏州人。
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一个人最黄金的十年,我全耗在了那扇铁门后面。罪名是故意伤害,被害人重伤一级。我当时信了他那句“小刘,你放心进去,公司会照顾好你家里,等你出来,我给你一个交代”。
一
我叫刘大勇,老家在苏州吴江下面的一个水乡小镇。十九岁那年,我爸在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腰椎骨折,我妈一个人撑不起这个家,我只好辍学出来打工。
先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干了两年,后来经老乡介绍,给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老板当司机兼跑腿。
老板叫方德海,四十八岁,白手起家,从一个泥瓦匠做到了全市排名前五的建筑商。他脾气火爆,但对底下人讲义气。那年我二十二岁,他把我从一场斗殴里捞出来,又教我做人做事。在我心里,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出事那天晚上,方德海跟几个甲方的人在饭店喝酒,喝了不少。散席的时候,对方有个项目经理说了几句侮辱人的话,方德海跟人家吵起来,推搡之间动了手。混乱中,对方摔下楼梯,后脑勺磕在台阶棱上,当场血流不止。
后来鉴定,重伤一级,颅内出血,留下了终身残疾。
方德海当时就瘫了。他老婆走得早,家里还有一个刚上高中的女儿,要是他进去了,那个家就彻底完了。
第二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关上门,抽了整整两根烟才开口。
“大勇,哥求你一件事。”
“您说。”
“你替哥扛了这件事。你放心,我已经跟律师商量好了,你认罪认罚,态度好一点,最多判七年,表现好还能减刑。你在里面的日子,你家里的一切开销,哥全包了。等你出来,哥给你一个交代。”
我沉默了很久。
脑子里闪过我妈佝偻的背影,闪过我姐在工厂加班到凌晨的画面,闪过方德海当年把我从派出所领出来时说的那句“小子,以后跟着我干”。
“好。”
就这一个字,把我十年的青春搭了进去。
二
法庭上,我没辩解,认罪认罚。方德海请的律师说,最多七年。可最后判了十一年,理由是“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我没有上诉。方德海说他正在帮我运作,让我安安心心,别闹出什么幺蛾子。
十一年。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七岁。
我在里面安安分分,不惹事,自学了工程造价和项目管理。每年探视日,方德海都派公司的人来看我,带生活用品和钱,东西从没断过。但他本人一次都没来过。
第十年,因表现突出减刑一年,我走出了那扇铁门。
三
来接我的不是方德海本人,是他新换的司机老周。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话不多,把我送到市里一家酒店,给了房卡,说方董晚上过来。
洗完澡,我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脸还是那张脸,但眼角的皱纹和鬓角的白发清清楚楚。我摸了摸后脑勺,那里有一道疤,是进去第二年跟人打架留下的。
晚上八点,方德海来了。
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但精神头还是很足,西装笔挺,手腕上的表换了一块更贵的。进门看见我,愣了一下,大步走过来用力抱住我。
“大勇,受苦了。”声音有点哑,眼眶泛红。
“没事。”
坐下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支票,推到我面前。
三百万。
“这是公司的一点心意,也是我个人的补偿。你家里那边,你妈看病花的钱,公司都报销了,你姐的小孩上学,也是公司出的钱。你放心,这些年我没亏待过你家里人。”
我看着那张支票,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三百万,听起来很多。但十年自由,算下来一年三十万,一个月两万五。一条命和十年青春,就值这个价。
我把支票折好放进口袋,说了声谢谢方董。
他又坐了一会儿,聊了几句废话,临走时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还是走了。
四
我以为这就算完了。替人坐牢,拿钱走人,两清。
两天后,有人敲酒店的门。
我打开门,门口站着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姑娘,穿着一身素净的白色连衣裙,长发披肩,眉眼之间依稀能看出方德海的影子。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眼神怯怯的,像是鼓了很大勇气才站在这里。
“大勇哥,我是方晓晴。”
方德海的独生女。我进去那会儿她才十六岁,还是个扎马尾穿校服的高中生。一转眼,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她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碗鲫鱼豆腐汤,还冒着热气。
“我爸说你出来了,让我来看看你。这是我炖的,你尝尝。”
我端起碗喝了一口。算不上多好,盐放多了,姜味太重。但热乎乎的汤顺着喉咙下去,把十年积攒的冷意冲淡了一点。
她坐在对面看着我喝,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发白,明显有话要说又不敢开口。
“你有话直说。”
她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
“大勇哥,我爸他……他让我嫁给你。”
我手里的碗差点没端住。
“你说什么?”
“我爸让我嫁给你。”她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在发抖,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你爸喝多了?”
她摇头,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她也不擦:“他很清醒。他说这是欠你的,让我替他还。”
五
我点了根烟。在里面不让抽,出来后我抽得比以前凶。烟雾在房间里散开,她被呛得咳了两声,但没躲开。
“你不用这样。我拿了你爸的钱,咱们两清了。婚姻大事不是儿戏,你别拿自己往火坑里跳。”
“如果我说,我愿意呢?”
我愣住了。
她低下头,声音闷闷的:“你进去那年我十六岁,我妈刚走一年。学校里有人欺负我,说我爸是黑心包工头,说我是没娘的孩子。你知道了,跑到学校门口堵住那几个男生,一人扇了一巴掌,然后被我爸骂了整整三天。你一句都没提是因为我。”
“后来你经常来看我,给我带吃的,陪我说话。从来不提我妈的事,就那么安安静静地陪着。那段时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真的撑不过来。”
“大勇哥,我不是被逼的。我是认真的。”
我沉默了很长时间。
方德海这个老狐狸,把一切都算得死死的。给我三百万让我觉得两清了,然后把他女儿推过来,让我这辈子都脱不开方家的关系。他太了解我了,他知道我这个人重情义,知道我干不出拿钱走人的事,知道我会被这个提议架在火上烤。
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刘大勇了。十年牢狱,我把什么都想明白了。那年的事有太多疑点——被害人为什么突然改了口供,律师为什么让我不要上诉,那些探监的人为什么每次都只待十分钟就走。
“你回去告诉你爸,这件事我需要时间考虑。”
方晓晴走到门口,又回头:“大勇哥,我不是被逼的,我是认真的。”
门关上了。我坐在沙发上,把那碗凉了一半的鲫鱼豆腐汤喝完。
六
第三天,方德海给我打电话,约在办公室见面。
他的办公室在新区一栋写字楼的二十层,落地窗能看到半个苏州城。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比前两天看起来憔悴了一些,眼袋很重,脸色蜡黄。
“坐。”
我坐下,他递过来一份文件。我翻开一看,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他要把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转到我的名下。
“这是什么意思?”
“大勇,我得了癌症。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四个月。”
我手里的文件差点掉在地上。
“我这辈子就这一个女儿。她妈走得早,我把她宠坏了。我要是走了,她一个人在世上,谁都不放心。公司那些人盯着我的位子虎视眈眈,她一个女孩子根本撑不住。”
“那你就把她嫁给我?一个坐过十年牢的人?”我冷笑。
他直直地看着我:“坐过牢怎么了?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的为人我比谁都清楚。要不是实在没办法,我也不会走到这一步。大勇,我不是在施舍你,我是在求你。”
他站起来,绕过办公桌,站在我面前。然后弯下腰,给我鞠了一躬。
“大勇,我不是在施舍你,我是在求你。”
我看着他那颗花白的头顶,想起十九岁那年他在工地上把我从一群混混手里救出来,想起二十三岁那年我打架进了派出所他连夜把我保出来,想起庭审那天他坐在旁听席上红着眼眶的样子。
“你让我想想。”
我站起来,走出了办公室。
七
我在大街上走了整整一个下午,把十年从头到尾想了一遍。
想我妈在医院里躺了五年最后还是走了,想我姐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想我在监狱里挨过的每一拳每一脚,想那些夜里我咬着被子不让自己哭出声。
晚上回到酒店,方晓晴又来了。这次带了一瓶白酒和两个杯子。
“我爸跟我说了。我知道他时间不多了。”
她倒了两杯酒,一杯推到我面前,一杯端在自己手里。
“大勇哥,你恨他吗?”
我端起酒杯,没喝:“恨有什么用?恨他,我那十年就能回来吗?”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他?”
“你觉得我应该拒绝?”
她摇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对不起很多人,但唯独没有对不起我。他说你是好人,那我就信。”
“万一你错了呢?”
她笑了,笑容里带着一股天真的固执:“错了就错了呗,人生反正都是一场豪赌。你赌了十年替我爸爸坐牢,我赌一辈子嫁给你,很公平。”
不知道是被她这句话说动了,还是被她眼睛里那股傻乎乎的光说动了。我端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好,我答应你。”
她笑了,笑得眼眶泛红。站起来绕过桌子抱住了我,把脸埋在我肩膀上,闷声说:“大勇哥,谢谢你。”
她的手很轻,像是怕弄疼我一样。我拍了拍她的后背,没有说话。窗外城市的霓虹灯亮了起来,流光溢彩。我想起监狱里那些夜晚,铁窗外也有一小片天空,月亮总是很凉,照在水泥地上像结了霜。
那些夜里我告诉自己,等出去了,一定要好好活着。
我想,也许这就是好好活着的开始。
八
一个月后,方德海走了。
肝癌晚期,到最后疼得生不如死。但他在我们面前没吭过一声。葬礼那天来了很多人。那些平时笑脸相迎的人,转头就在角落里窃窃私语,说方德海疯了,把女儿和公司托付给一个蹲了十年大牢的司机。
我没理会那些声音,安安静静地送完了他最后一程。
三个月后,我和方晓晴领了证。没有办婚礼,只在河边对着我爸和我妈的坟磕了三个头。方晓晴跟着一起磕头,额头磕出了红印,一声没吭。
我接手了方德海留下的公司。那帮老股东一开始不服气,我用了半年时间把账面查了个底朝天,揪出两个蛀虫送进了监狱,剩下的人老实了。
方晓晴去读了工商管理硕士,每天上课上到半夜才回家,回来还要缠着我给她讲工程预算。
有一天晚上,她窝在沙发上看书,突然抬头问:“大勇哥,你说实话,你当年是不是就知道我爸让你顶罪的事?”
我沉默了一会儿。
“知道。”
“那你怎么还……”
“因为你那时候还小。你爸要是进去了,你怎么办?你妈刚走,你连十八岁都不到,你觉得你撑得住吗?”
她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把书扔在沙发上,扑过来搂住我的脖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抱着她,拍着她的后背,就像当年在监狱里那些夜晚,我拍着自己的后背,告诉自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
“没事了。”我轻声说。
九
我是刘大勇。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曾经为某个人搭上过自己的青春,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是不是也曾在深夜里问自己:那些年的付出,到底值不值得?
古人说:“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话不全对,但有一句话说到了根上——这世上最珍贵的不是钱,是一个人愿意为你豁出去的那股劲儿。
方德海精明了一辈子,算计了一辈子。但在最后那几个月里,他做了一件最不像商人做的事——他把唯一的女儿和一辈子的心血,托付给了一个蹲了十年大牢的司机。
因为他知道,这世上只有这个人,不会在他死后翻脸不认人。
方晓晴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赌了十年替我爸爸坐牢,我赌一辈子嫁给你,很公平。”
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至少这一刻,我觉得那十年没有白熬。
那个一直坐在铁窗后面的少年,终于等到了一扇朝亮处敞开的门。
现在,请你也在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是刘大勇,替老板坐十年牢,出狱获三百万,老板女儿奉父命要嫁给你,你会答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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