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远，今年二十六，打小在县城长大，爹妈都是普通工人，没什么大背景。长相嘛，不丑也不帅，扔人堆里两秒钟就找不着了。毕业后考了两年才混进县农业农村局，当个办公室小科员，每天写材料、送文件、陪领导喝大酒。我这人没啥大毛病，就一个——好喝两口，而且喝多了容易断片，断片了干出啥事儿自己都说不清。
就这一个毛病，差点把我一辈子搭进去。
先说说我们那位女副县长吧。
她叫苏晚晴，名字听着像言情小说里走出来的，人也确实长得像那么回事。三十四岁，空降到我们县当分管农业的副县长，来了才一年半，整个县衙大院提起她没有不打怵的。一米六八的个头，常年一身深灰色西装裙，夏天是冰丝衬衫扎进包臀裙里，冬天套一件黑色羊绒大衣，走路带风，高跟鞋敲在政府走廊的大理石地面上，咔、咔、咔，跟秒针似的，又稳又冷。她头发永远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露出饱满光洁的额头，五官精致但是偏冷相，丹凤眼，鼻梁又高又挺，薄嘴唇涂着豆沙色的口红，看人的时候微微眯一下眼，那目光跟手术刀似的，能把你从里到外剖个干净。
听人说她离过婚，没孩子，一个人住在县里安排的公寓里，除了工作就是工作。我们局长老刘背后叫她“铁娘子”，说全省三十多个分管农业的副县，就她一个是女的，而且各项考核年年排前三。你说这种女人，谁敢招惹？
可偏偏，我招惹了。
事儿发生在去年腊月十六。
那天省里来了个检查组，验收我们县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苏县长全程陪同，从早上八点跑到下午六点，看了六个基地、三个加工车间，最后在产业园的会议室里开总结会。我跟办公室另外两个同事负责后勤保障，说白了就是端茶倒水、摆桌签、调投影仪。
那天省里的领导挺满意，晚上县里安排在招待所食堂搞了个便餐。按理说我这种小虾米是上不了主桌的，但办公室主任临时拉肚子回家了，老刘就让我顶上去搞服务，坐在最靠门的上菜口，负责催菜、倒酒。
主桌坐了十二个人。苏县长坐在主位右侧，挨着省厅的赵处长。她换了件米白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件黑色高领薄毛衣，手腕上戴了块钢链表，简单利索。席间她端着红酒杯跟赵处长碰了一下，笑着说：“赵处，我们县的情况您也看到了，材料也报了，明年那块国家级牌子能不能挂上，可就全仰仗您了。”那声音不高不低，糯里带刚，听不出半点讨好的意思，反而让人觉得——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不办就是你不对。
赵处长五十来岁，秃顶，红脸膛，几杯酒下肚就开始吹牛，说苏县长你放心，你们县的底子我是清楚的，全省也就你们和隔壁林河县有得一拼。苏晚晴嘴角微微一勾，把杯里的红酒抿了一小口，眼皮都没抬。
我看着她的侧脸，心里莫名地跳了一下。说不上来什么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女人往那儿一坐，整个屋子的气场都被她攥在手心里，连空气都跟着她的呼吸走。
我赶紧把目光收回来，低头扒拉自己碗里的花生米。想什么呢周远，人家是天上的凤凰，你是泥里的蚯蚓，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
饭局进行到快九点的时候，气氛已经热起来了。省厅的几个人喝开了，开始轮番敬苏县长。她来者不拒，但每次只抿一小口，杯子里那点红酒喝了快两个小时还剩一半。赵处长不干了，拍着桌子说苏县长你这是耍滑头，我们喝白的你喝红的，还这么省，今天必须换白的。
苏晚晴推辞了两句，最后还是架不住劝，换了一小杯白酒。我记得很清楚，大概也就一两左右。她端起来跟赵处长碰了一下，仰头干了，眉头都没皱一下，放下杯子还亮了个底。
桌上响起一片叫好声。
我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犯糊涂的。
别误会，不是苏县长让我犯糊涂，是我自己犯蠢。
我们局长老刘是个老油条，眼瞅着领导们喝嗨了，觉得表现的机会来了，就使眼色让我去敬酒。我心里一万个不情愿，但嘴上不敢说，只好端着分酒器挨个给省厅领导敬了一圈。轮到苏县长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老刘在后面捅了我腰眼一下，低声说：“愣什么，敬苏县长啊，今天人家给咱们局撑了这么大面子。”
我只好硬着头皮走到苏晚晴身边，恭恭敬敬地弯下腰，双手举着杯子说：“苏县长，我、我敬您一杯，您随意就行。”
她侧过头看了我一眼。那是她第一次正眼看我，之前可能连我长什么样都没注意过。她的睫毛很长，眼尾微微上挑，瞳仁是那种很深很深的褐色，灯光下像两颗琥珀珠子。
“你叫什么？”她问。
“周远，办公室的。”我嗓子有点发紧。
她点了下头，端起杯子跟我碰了一下，又是浅浅一抿。我仰头把一整杯白的灌了下去，喉咙火辣辣地烧，差点呛出来，但硬憋住了。
苏晚晴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嘴角似乎动了一下，不知道是觉得好笑还是觉得不屑。她放下杯子，转头继续跟赵处长说话，没再看我。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饭局，我第二天照常上班，一切如旧。
可问题是，我没到此为止。
饭局散场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省厅的人住招待所，苏县长住公寓，两个地方不在一个方向。司机老马去发动车了，苏晚晴站在招待所门口等，身上套了那件黑大衣，被腊月的冷风一吹，微微缩了缩肩膀。
我呢？我当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散席前老刘又让我陪几个科长喝了好几轮，算下来白的红的啤的混着来，少说也有一斤多。我站在招待所门口的台阶上，脚底下跟踩了棉花似的，脑子一阵一阵地发懵。
后面的事情，我是第二天从别人嘴里拼凑出来的，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像梦一样的片段。
据门卫老陈说，苏县长站在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突然从台阶上冲了下去，踉踉跄跄地跑到她面前，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嘴里含含糊糊地喊了句什么，然后就把脸凑了上去。
老陈的原话是：“小周跟疯了一样，抱着苏县长就往脸上啃。”
他用了“啃”这个字。
老陈说他当时吓得烟都掉了，愣了两秒才冲上去把我拽开。司机老马刚好把车开过来，车灯照在我脸上，明晃晃的。我被拽开以后还站不稳，一屁股坐在地上，仰着头看苏晚晴，嘿嘿傻笑。
而苏晚晴自始至终没有尖叫，没有推搡，甚至没有后退一步。她就那么站着，任由我拽她的胳膊，然后在我把嘴凑上去的时候微微偏了一下头——我的嘴唇落在了她的嘴角到脸颊之间，说不上是嘴还是脸，反正挨上了。
老陈把我拽开后，苏晚晴抬手擦了擦脸，动作很慢，像是在抹掉什么脏东西。然后她低头看了我一眼——坐在地上傻笑的我——那个眼神，老陈说他活了大半辈子没见过那种眼神，不是愤怒，不是厌恶，而是一种极冷的、高高在上的漠然，像看一只踩死的蟑螂。
“把他弄回去。”她只说了这四个字，转身上了车。
老马一踩油门，车尾灯消失在夜色里。老陈费了老大劲把我拖进门卫室，给我灌了两杯浓茶，我吐了一地，然后趴在桌上睡死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手机铃声炸醒的。
头疼得像有人在拿锤子凿我的太阳穴，胃里翻江倒海，嘴里又苦又臭。我摸到手机，屏幕上显示“刘局长”，已经打了五个未接电话了。
我接起来，还没来得及“喂”一声，老刘的咆哮就从听筒里喷了出来：“周远！你他妈干了什么好事！”
我一下子全醒了。
不，不是全醒——是脑子虽然醒了，但记忆还是一片空白。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刘局，我……我怎么了？”我声音沙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
“你他妈自己干的事自己不清楚？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到局里来！别走正门！走后院那个偏门！”
电话啪地挂了。
我坐在门卫室的破沙发上，身上还裹着门卫老陈的军大衣，面前的搪瓷缸子里漂着几片残茶。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刺得我眼睛发疼。我使劲回忆昨晚的事，从敬酒开始到散席出门，后面的全都是一团浆糊，偶尔蹦出几个破碎的画面——冷风、黑色大衣、一双琥珀色的眼睛——但拼不到一块去。
老陈端着早餐回来，看我的眼神跟看死人一样。他把两个包子往我面前一扔，说：“小子，你算是完了。”
“陈叔，我到底干啥了？”我急了。
老陈坐下来，点上烟，把昨晚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他说得很详细，详细到我想找条地缝钻进去——我一米七八的大老爷们，借着酒劲去强吻一个女副县长，还是在招待所大门口，当着门卫和司机的面。
我听完以后，整个人像被抽掉了骨头，瘫在沙发里，脑子里只剩一个念头：完了。
强吻副县长是什么性质？往轻了说，酒后失德、寻衅滋事，治安拘留都不为过；往重了说，猥亵妇女，对方还是县领导，那情节能轻得了吗？这事儿要是传出去，别说饭碗保不住，搞不好还得进去蹲几天。
我抖着手穿上外套，从后院偏门溜进了局里。老刘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看见我进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骂了足足十分钟，不带重样的，从我的祖宗八代骂到我的人格品性，最后骂累了，一屁股坐进椅子里，端起保温杯咕咚咕咚灌了几口，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刘局，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喝断片了，什么都不记得……”我嗫嚅着说。
“你记不记得有个屁用！”老刘把杯子往桌上一顿，“人家苏县长脸上带着印子回去的！今天一早上就接到政府办那边的电话，说苏县长问昨晚那个工作人员叫什么名字。”
我腿一软，差点没站住。
“不过，”老刘话锋一转，表情变得有些古怪，“政府办那边传过来的话是——‘调离现岗位，下乡锻炼’。没提别的。”
我愣住了：“调离？就这样？”
老刘也皱着眉头，显然他也觉得意外。按他的估计，苏晚晴要是真较真起来，我这辈子就算交代了。可她没有追究法律责任，甚至没有要求开除，只是轻飘飘一句“调离现岗位，下乡锻炼”。
“你别以为这是好事，”老刘敲着桌子说，“她这是把你记住了。把你放在眼皮子底下她恶心，把你彻底弄死又显得她公报私仇，所以发配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你小子命是保住了，但前途嘛——没了。”
当天下午，调令就下来了。我被调往青石镇粮库，担任“储备粮保管员”。
青石镇是什么地方？那是我们县最偏远的乡镇，离县城六十公里，一半是山路，开车要两个小时。粮库更偏，在青石镇还要往外走七八里地，窝在一个叫野鸡沟的山坳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个粮库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主要负责存储县级储备粮，满打满算也就三四个职工，据说仓库里老鼠比粮食还多。局里人私下管那地方叫“粮食系统干部的流放地”，犯了错的人才往那塞。
我收拾办公桌的时候，整个局里的人都在看我。那些目光里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有摇头叹气的，更多的是避之不及的——好像我身上带着什么传染病菌，沾上就要倒霉。
我没解释，也没什么好解释的。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我用一个纸箱子装了自己的东西——一个保温杯、一本台历、两块充电宝、几包速溶咖啡——抱着走出了农业农村局的楼。
腊月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把纸箱子放进自行车后座，推着车往回走。街上有卖糖葫芦的，有放寒假的小孩在追跑打闹，热热闹闹的，跟我没半点关系。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有后悔，有后怕，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对苏晚晴的……感激？不，那也算不上感激，就是觉得这个女人的处理方式让我看不透。
她大可以把我送进去蹲十五天，出来以后开除公职，让我这个考了两年才端上的铁饭碗碎得渣都不剩。但她没有。她只是把我扔到了那个山旮旯里，像扔掉一件碍眼的垃圾。
她是仁慈？还是根本没把我当回事，不值得她动怒？
我想不明白，后来也懒得想了。
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铺盖卷、提着锅碗瓢盆，坐上了去青石镇的班车。妈在车站送我，眼眶红红的，一个劲往我包里塞鸡蛋和腊肉，嘴里念叨着：“到了那边别喝酒了，听到没？再也别喝了！”我爸站在旁边一言不发，临上车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闷闷地说了一句：“自己闯的祸自己扛，别怨别人。”
班车吭哧吭哧地开出县城，上了盘山路。车窗外的风景从楼房变成平房，从平房变成农田，从农田变成山。山上的树落光了叶子，灰突突的，偶尔飞过几只乌鸦，呱呱地叫两声，更显得荒凉。
车厢里没几个人，一个抱着鸡的老太太，一个打瞌睡的汉子，还有一个用扁担挑着两筐橘子的中年妇女。没人说话，只有柴油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和一车颠簸。
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山影，忽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跟这辆破班车一样，颠簸着、摇晃着，朝着一个看不见尽头的方向驶去。
到了青石镇已经是中午了。镇子不大，一条主街两排房子，百货店、农药店、卤肉铺、麻将馆，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一条瘦狗耷拉着尾巴跑过。我找了个三轮摩的问去野鸡沟粮库怎么走，师傅上下打量了我一眼，说：“那鬼地方啊？十块，走不走？”
我说走。
三轮摩的突突突地又跑了二十来分钟，柏油路变成了水泥路，水泥路变成了土路，最后连土路都算不上，就是一条被拖拉机碾出来的碎石道。两边的山越来越近，最后几乎把路夹在了中间，天都暗了一截。
粮库的大门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差点以为那是个废弃的厂房。两扇锈迹斑斑的铁门虚掩着，门上的牌匾——“青石镇储备粮库”——掉了漆，“青”字只剩半个，“库”字歪歪扭扭地耷拉着。围墙是红砖砌的，有些地方塌了豁口，用石棉瓦补着。院子里的水泥地面坑坑洼洼，积着一洼洼的泥水。
三轮摩的师傅收了钱，头也不回地跑了，好像多待一秒就会沾上晦气。我背着铺盖卷站在大门口，腊月的山风从墙豁子里灌进来，冷得我打了好几个哆嗦。
“有人吗？”我喊了一声。
没人应。
我又喊了一声，才从院子里那排平房里慢悠悠地走出一个人来。五十来岁，瘦高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脚上趿拉着一双棉鞋，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已经斑驳得快看不清了。
“新来的？”他打量着我，语气不咸不淡的。
“是，我叫周远，局里调过来的。”我把调令从包里翻出来递过去。
他接过来扫了一眼，也没看太仔细，就还给了我，说：“我叫刘德厚，这儿站长——名义上的站长，因为这儿除了我，之前就剩一个老孙头，现在加上你，凑够三个人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笑了一下，那笑容里有种看破红尘的豁达，也有一丝说不清的自嘲。
我后来才知道，刘德厚是八十年代的中专生，正经学粮食储藏的，年轻时候在县粮食局干得挺好，后来因为得罪了某任局长，被弄到这个粮库来，一待就是二十多年，从意气风发的小伙子熬成了弯腰驼背的半老头子。他对新来的人永远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因为他见过太多来了又走的年轻人，没人能在这地方待得住。
“宿舍在最东头那间，你自己收拾一下。没暖气，有电褥子，晚上别开太久，线路老化怕起火。”刘德厚说完就端着缸子回自己屋了，把我一个人撂在院子里。
我拖着行李走到最东头那间平房门口，推开门，一股霉味混合着老鼠尿的骚味扑面而来。屋子不大，十来平米，一张铁架子床，一张三合板的桌子，一把瘸了腿的椅子，墙皮剥落得斑斑驳驳，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个扭曲的鬼脸。
窗户上的玻璃碎了一块，用报纸糊着，风一吹哗啦哗啦响。我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不是委屈，是活该。
我把东西放下，开始收拾。扫了地，擦了桌子，用带来的旧床单蒙住了那块碎玻璃。没有自来水，院子里有一口压水井，我吭哧吭哧压了十几下才压出水来，水冰凉刺骨，洗抹布的时候手指头冻得跟胡萝卜似的。
等我忙完，天已经擦黑了。山里的天黑得早，四点多太阳就落到山后面去了，余晖把山脊染成一层金一层灰的渐变色，倒是挺好看的。我站在院子里看了一会儿山，老孙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了，蹲在墙根底下吸烟锅子。
老孙头六十出头，本名叫孙有福，在粮库干了一辈子保管员。他话不多，但人挺和善，就是耳朵有点背，跟他说话得扯着嗓子喊。他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朝我努了努嘴，意思是：吃饭了没？
我摇头。
他站起来，佝偻着腰往厨房走，不一会儿端出来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滴了两滴香油。他把碗往我手里一塞，说了句：“吃吧，山里冷，肚子里没食熬不住。”
那碗面条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面是挂面，煮得有点软了，荷包蛋煎得焦边，汤里只放了盐和酱油，但我吃得呼噜呼噜的，连汤都喝得一滴不剩。吃完以后我把碗洗了还给老孙头，说了声谢谢，他摆摆手，叼着烟锅子又蹲回墙根去了。
晚上，我躺在那张铁架子床上，电褥子开到了最大档，身子底下暖烘烘的，但露在外面的脸和耳朵冻得发疼。山里的夜静得可怕，静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偶尔远处的山沟里传来几声不知名的鸟叫，凄厉得很，像婴儿哭。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想起了苏晚晴。想起她站在招待所门口的样子，黑大衣，盘起的头发，冷风里微微缩起的肩膀。想起我抓住她胳膊的那一刻——我虽然记不清了，但老陈的描述太过生动，我已经在脑子里把那个画面补全了。我的嘴唇贴在她的脸颊上，她偏了一下头，没有躲开，只是偏了一下。那种冷淡的、嫌恶的、像拂掉灰尘一样的偏头。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闷闷地骂了自己一句：“周远你就是个傻逼。”
然后我睡着了。
第二天，我的粮库生活正式开始了。
青石镇粮库一共六座仓房，编号从一号到六号，其中四号和六号仓是报废的，屋顶塌了一角，一直没修。真正用的是前三个仓，里面存着县级储备小麦，总共大概一千二百吨。这点规模在全县粮库里排倒数第一。
我的工作是储备粮保管员，听起来挺唬人，实际上就是看仓库的——每天早晚各巡一次仓，测温度、查虫害、看有没有鼠咬鸟啄，然后填报表。报表格式还是九十年代的，手写，一式两份，月底交镇上的粮站汇总。
刘德厚带着我在三个仓里转了一圈，边走边讲，语速很快，像是在赶任务。“一号仓温湿度三天测一次，二号仓粮面有结露的毛病，你巡的时候注意看西南角，三号仓去年熏蒸过，药力早过了，现在有麦蛾，但量不大，先不管，开春再说。”
他说话的时候不怎么看我，自顾自地走，手里拿着一串哗啦作响的钥匙。仓库里弥漫着一股粮食和陈年灰尘混合的气味，不算难闻，甚至有一点点粮食的甜香。阳光从高处的透气窗射进来，光束里飞舞着细细的粉尘，像下了一场金色的雪。
我跟着刘德厚爬上爬下，拿着一根三米多长的测温杆往粮堆里插。那测温杆是铁家伙，冬天握在手里冰得刺骨，我得戴着线手套才能攥住。插进去以后等两分钟，抽出来看刻度，然后在本子上记下来。
“十八度，正常。”我念道。
刘德厚“嗯”了一声，在本子上划了一笔，头也没抬。
这样的日子过了大概一个礼拜，我开始摸到了一点门道。这工作其实不难，就是枯燥，枯燥到能把人逼疯。每天面对的是山、墙、仓库、粮食，没有人说话——刘德厚一天跟我说的话不超过二十句，老孙头耳朵背，你说十句他能回一句就不错了。我有时候对着仓库里的粮堆自言自语，说完以后觉得自己像个精神病。
最难熬的是晚上。山里天黑以后什么都没有，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还是2G的，刷个网页要等半天，视频根本别想。我带了几本书，翻了几天就看完了，然后翻第二遍、第三遍。后来实在无聊，就去老孙头屋里听收音机，那收音机是八十年代的牡丹牌，调频旋钮都松了，只能收到一个戏曲台，咿咿呀呀地唱梆子戏，我一句都听不懂，但好歹有个声，不至于太孤单。
有一回我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山里的星空跟县城完全不一样，密密麻麻的，银河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我点了一根烟——我以前不怎么抽，来这儿以后抽上了，因为实在不知道该干嘛——仰头看着那些星星，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其实就跟这粮食差不多，被存在一个仓里，等着被运走、被吃掉、被消耗，最后什么都不剩。
这种矫情的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笑了，把烟头弹进了墙根的泥地里。
来粮库半个月以后，我接到了第一个电话。
不是家里人打的，是我以前在局里的同事，王胖子。他在电话那头压低了声音，跟搞地下工作似的：“周远，你猜怎么着？苏县长今天来局里开会了！”
我的心猛地揪了一下，嘴上却故作镇定：“关我什么事。”
“怎么不关你的事！”王胖子的声音兴奋得不行，“你猜她问什么了？会议结束的时候，老刘送她出门，她忽然停下来问了一句——‘那个小周，去粮库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僵住了。
“老刘说去了去了，都安排好了。苏县长嗯了一声，就上了车，什么都没再说。”王胖子在那头啧啧称奇，“周远，你说她是不是还惦记着你呢？”
“别瞎扯。”我挂了电话，心跳却快了半拍。
她提我了。隔了半个月，她居然还记得我，还问了我的去向。这算什么？确认一下那个冒犯她的人是不是真的被发配了？还是——别的什么？
我坐在粮库门口的石墩上，抽了三根烟才把那股乱七八糟的念头压下去。不管她出于什么原因问了那一句，都跟我没关系了。我现在的身份是青石镇粮库的保管员，跟苏晚晴之间隔了六十公里的山路和一个喝醉了酒的夜晚，那点破事早该翻篇了。
但翻篇哪有那么容易？
又过了几天，镇上的邮递员骑着摩托车送来了这个月的报表模板和一沓通知。其中有一张是县粮食局发的红头文件，落款处盖着政府办的章，内容是关于春季储粮安全检查的通知。我随手翻了翻，在最后一页的“检查组成员”名单里，看到了一个名字——苏晚晴。
检查组组长：苏晚晴，副县长。
我拿着那张纸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折起来，夹进了值班日志里。
她真的要来。但不是马上，检查时间是三月份。现在是十二月底，还有两个多月。两个多月以后，她会带着一帮人，坐着政府的中巴车，沿着那条破破烂烂的山路，到野鸡沟来，到这个全县最破烂的粮库来。
到我的地盘上来。
这个念头让我既紧张又觉得荒唐。我紧张什么？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我认也认了，罚也罚了，她总不能当着检查组的面再把我怎么着吧？但转念一想，她要是真来了，我该怎么面对她？站得远远的，不让她看见？还是主动上前，落落大方地说一句“苏县长好”？不管怎么做都觉得别扭。
刘德厚不知道从哪听说了检查组的事，吃饭的时候跟我提了一嘴：“年年都检查，走走过场罢了。到时候把院子的地扫干净点，仓库门擦擦，报表补齐，就那样了。”
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你要是怕见那个苏县长，到时候就躲仓库里去，我来应付。”
我愣了一下，问他：“你怎么知道我的事？”
刘德厚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茶，慢悠悠地说：“这屁大点的地方，什么事瞒得住？你来的第三天，镇上茶馆里就传遍了——县里有个小年轻，喝醉了去亲女县长，被发配到野鸡沟来了。”
我一口饭差点喷出来，脸涨得通红。原来我早就是别人嘴里的笑话了。
老孙头在旁边默默地扒饭，忽然插了一句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亲一下咋了，又不是睡了。”
我和刘德厚同时愣住了，然后刘德厚噗嗤一声笑出来，笑得前仰后合，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摔地上。我也跟着笑了起来，笑着笑着发现不对——老孙头平时耳朵背得跟堵了棉花似的，怎么这句就听见了？这老家伙，装聋呢。
那天晚上我们又凑在老孙头屋里听收音机，刘德厚不知道从哪摸出半瓶散酒来，倒了两杯，一杯递给我，一杯自己端着。我接过来犹豫了一下，想起自己闯的祸，把酒杯放下了。
“怎么，戒了？”刘德厚斜眼看着我。
“戒了。”我说。
“那你这辈子少了一大乐子。”刘德厚自己呷了一口，啧着嘴说，“不过也好，酒这玩意儿，喝少了怡情，喝多了误事，喝出祸来毁一辈子。你能戒，说明你还没烂到底。”
他这话说得不轻不重，但我听进去了。我看着他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忽然觉得这个被放逐了二十多年的老粮库站长，说的每一句话都带着自己的人生教训。
山里的冬天漫长而安静。下了两场雪，不大，薄薄地盖住了山头和院子里的碎石头，白茫茫的倒是好看了不少。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扫帚扫出一条路来，从宿舍到仓房，从仓房到厨房。麻雀落了一院子，叽叽喳喳地啄雪里的草籽，看见我也不飞，胆子大得很。
腊月二十三小年那天，我妈打来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了，问我过年回不回来。我说粮库得有人值班，回不去了。其实不是必须值班，是我没脸回去。过年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七大姑八大姨问起来——你家小周不是在县里上班吗？怎么跑去乡下看粮库了？你让我妈怎么解释？说我喝醉了亲了女县长？
算了，不回去了，就在野鸡沟过年。
刘德厚和老孙头都回家了，整个粮库就剩我一个人。年三十那天，我给自己包了一锅饺子，猪肉白菜馅的，皮擀得厚了，煮出来跟包子似的。我端着一碗饺子坐到院子里，旁边放着一台手机，外放着春晚。信号不好，画面一卡一卡的，我干脆关了，听收音机里的戏。
山坳里的除夕夜安静得不像过年。没有鞭炮声，没有拜年的电话（没信号），只有风声和偶尔的几声鸦叫。我一个人吃了一碗饺子，喝了一瓶可乐——当酒，对着黑黢黢的大山举了一下瓶子，说了句“新年快乐”。
那是我二十二岁人生里最孤单的除夕夜，但奇怪的是，我没觉得苦。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切是我自找的，既然是自找的，就别矫情。
正月十五一过，刘德厚和老孙头都回来了。老孙头带了一兜子元宵，黑芝麻馅的，煮了一锅，我们仨每人盛了一碗，蹲在墙根底下吸溜吸溜地吃。刘德厚边吃边说：“检查组的日期定了，三月十号。到时候县里来七八个人，镇上的领导也陪着。”
我把碗里的元宵吞下去，心里咯噔一下。来了，该来的还是来了。
从那天开始，刘德厚带着我和老孙头开始了大扫除。院子里的碎石头捡干净，豁了的墙用石棉瓦补齐，六个仓房的门全部重新刷了一遍绿漆，报表该补的补、该改的改，连压水井都擦得锃亮。我们仨忙活了半个多月，整个粮库看起来焕然一新，虽然还是破，但至少是整齐的破。
三月九号晚上，刘德厚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准备工作，确认无误以后，点了一根烟，对我说：“明天你就待在三号仓里别出来，有人问就说在测粮温。苏县长那边，我来对付。”
我想了想，摇了摇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人家点名要来的，我躲着算怎么回事？好像我还在心虚似的。该怎样就怎样吧。”
刘德厚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丝意外，也有一丝赞许。他没再说什么，拍了拍我的肩膀，回屋睡觉去了。
三月十号，天还没亮我就醒了。心跳得厉害，跟当年高考的时候差不多。我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的工装，对着碎了一块还被旧床单糊着的窗户照了照自己——黑了，瘦了，头发长了没剪，下巴上冒出了青胡茬，跟三个月前那个坐办公室的小白脸判若两人。
说来也奇怪，这三个月我从没照过镜子，粮库没有镜子，压水井边只有一盆水，洗脸的时候也看不清。今天特意用手机屏幕的反光看了看自己，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这是我。
上午九点半，山路上传来了汽车引擎的声音。不是一辆，是一个车队——两辆轿车、一辆中巴，后面还跟着一辆皮卡。车队扬起漫天黄土，像一条土龙从山坳里卷过来。刘德厚已经站在大门口等着了，老孙头也难得地穿了一身干净的中山装，腰板挺得笔直。
我站在一号仓旁边，手心全是汗。
车队停在了粮库门口。先下来的是镇上的人，书记、镇长、分管副镇长，一个个满脸堆笑，前呼后拥地往中巴车那边迎。中巴车的门开了，先下来的是县粮食局的几个人，然后是几个拎着包的工作人员。
最后，苏晚晴下来了。
她穿了一件深蓝色的风衣，里面是白色的衬衫，领口别着一枚小小的徽章，头发还是那样一丝不苟地盘着，但这一次，她没穿高跟鞋，而是换了一双平底短靴——可能是知道要走山路。她从车门里弯着腰出来，直起身子的那一瞬间，三月的阳光正好打在她脸上，照得她整个人像是镀了一层光。
她还是那么好看，好看到让人觉得整个破败的粮库都配不上她的存在。
我远远地站着，心跳快得像擂鼓。
检查组的人被刘德厚迎进了院子，开始例行公事的检查流程。看仓库、查台账、问情况，一切都照着事先排练好的剧本走。苏晚晴走在人群中间，听着刘德厚的介绍，偶尔点点头，偶尔弯腰看看粮面，问几个专业的问题。她的声音隔着半个院子传到我耳朵里，还是那样不高不低、又糯又冷，好听得很。
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点，拿着测温杆站在二号仓门口，有模有样地往粮堆里插。但我的余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她。她有没有往我这边看？有没有认出我？她脸上的表情有没有变化？
都没有。她全程没有往我这边看过一眼，好像这个院子里根本没有我这个人。
我松了口气，同时又有一丝说不清的失落。人家是副县长，凭什么注意你？你别自作多情了。
检查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眼看就要结束了。检查组的人开始往停车的地方走，镇上的领导们又围上去，争着跟苏晚晴说话。刘德厚跟在她身后，一边走一边还在介绍什么。老孙头趁人不注意，悄悄朝我竖了个大拇指，意思是：平安过关。
就在我以为这一切就这么过去了的时候，苏晚晴忽然停下了脚步。
她侧过头，对身边的刘德厚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山谷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我的耳朵里——
“刘站长，你们这儿是不是有个叫周远的？叫他过来一下。”
整个院子的空气像是一瞬间凝固了。镇上领导们的笑容僵在脸上，检查组的人面面相觑，刘德厚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老孙头手里的大扫帚差点掉了。
我把测温杆靠在墙上，深吸了一口气，朝着人群的方向走了过去。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棉花上，又像是踩在刀刃上。六十公里的山路、三个月的放逐、无数个辗转难眠的夜晚，都浓缩在了这短短几十米的距离里。
我走到苏晚晴面前，站定，弯下腰，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苏县长，您找我。”
她看着我，那双琥珀色的丹凤眼微微眯了一下，像是在辨认一个很久以前见过的人。风把她额前的一缕碎发吹散了下来，她抬手把它别到耳后，动作很轻、很慢，跟那天晚上在招待所门口擦脸的动作一模一样。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不大，但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周远，听说你在这里干得不错。”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什么？干得不错？她叫住我就为了说这个？
我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旁边的刘德厚比我先反应过来，赶紧接过话茬：“对对对，小周同志来了以后工作非常踏实，每天巡仓从不落下，台账也记得规范，我们粮库的面貌有了很大提升……”
苏晚晴点了点头，没有打断刘德厚的话，但她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脸上，没有移开。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琥珀色的瞳仁里看不出任何情绪——没有愤怒，没有厌恶，没有当时老陈说的那种“像看蟑螂一样的漠然”。她看我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深水，水面纹丝不动，但你知道潭底很深、很冷，藏着什么你看不见的东西。
“谢谢苏县长关心。”我干巴巴地挤出这么一句话。
她微微颔首，转过身，准备上车。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深蓝色风衣的背影，忽然鬼使神差地又说了一句：“苏县长——”
她停下来，回头看我。
我的喉咙紧了一下，千言万语堵在嗓子眼里，最后只蹦出来三个字：“对不起。”
声音不大，但足够她听见。旁边的几个镇领导表情精彩极了，有人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好像怕被什么不体面的场面波及。
苏晚晴看着我，嘴角似乎动了一下。那个幅度太小了，小到我无法判断那是一个微笑还是只是被风吹动的肌肉抽搐。她没有回应我的道歉，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好好干。”
然后她上了车。
中巴车的门关上了，引擎发动，车队缓缓地掉头，沿着那条碎石土路往回开。扬起的黄土像一面幕布，把车队的影子吞了进去。
我站在院子里，目送着车队消失在山路的拐角处，很久没有动。刘德厚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我接过来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呛得直咳嗽。
“你行啊小子，”刘德厚嘬着烟说，“主动道歉，够有种的。”
老孙头在旁边慢悠悠地来了一句：“我早说了，亲一下咋了。”
这回我没笑。我看着苏晚晴车队消失的方向，心里面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不是解脱，不是释然，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她大老远跑到这个山旮旯里来，是真的为了检查那个破破烂烂的粮库吗？她当着一群人的面把我叫出来，就为了说一句“干得不错”？她听到我那声“对不起”的时候，那个似笑非笑的表情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不明白。但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她不是来报复我的，也不是来原谅我的。她只是来确认一件事：确认那个酒后失德的年轻人，在经历了三个月的放逐之后，变成了什么样子。
而我，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那天晚上，我照例去巡仓。推开三号仓沉重的大铁门，手电筒的光束切开黑暗，照在金黄色的麦堆上。空气里弥漫着粮食的甜香，温度和湿度都恰到好处，报表上的数据整整齐齐，墙角没有鼠洞，粮面没有结露——我把这个仓打理得很好，甚至比刘德厚这个老保管还要用心。
我忽然意识到，这三个月里，我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地做过一件事。在县城坐办公室的时候，我每天想的是怎么摸鱼、怎么混日子、怎么不被领导骂。但在这座破粮库里，面对着一千二百吨沉默的粮食，我反而找到了一种久违的踏实感。粮食不会骗你，你对它好，它就安安稳稳地待在那里，不发霉、不生虫、不闹腾。
也许苏晚晴把发配到这个地方来，不是惩罚。也许是——她看穿了我骨子里需要被敲打一下的东西。
这个念头让我打了个激灵，然后自己笑出了声。周远你是不是想太多了？人家就是嫌你碍眼把你扔得远远的，你还搁这儿自我感动上了？
我锁好仓库的门，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上的星星。三月的山里还很冷，呼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但空气里有了一丝若有若无的春意，是从泥土深处往外冒的那种，湿漉漉的、带着草芽的味道。
手机忽然震了一下。我掏出来一看，居然是满格的4G信号——可能是白天检查组来的时候，镇上临时调了移动基站过来保障通讯的，现在还没撤。
然后我看到了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内容只有四个字——
“好好干。”
没有署名，没有前因后果。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手指头在屏幕上悬了半天，最后打出两个字：“会的。”
发送成功。
我并不知道那个号码是不是她的，也许是哪个工作人员群发的，也许是发错了。但我宁愿相信是她。
我把手机揣回兜里，裹紧了工装外套，朝着宿舍走去。路过老孙头门口的时候，听见里面传来咿咿呀呀的梆子戏，荒腔走板的，却莫名让人觉得踏实。
粮库的日子还在继续，春天来了以后，山上绿了起来，野鸡沟里开满了不知名的野花，粉的白的紫的，铺了一山谷。我托刘德厚从镇上带了一面镜子回来，挂在了宿舍的墙上——以前没镜子是因为不想看见自己，现在觉得，总得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
镜子里的人还是黑，还是瘦，头发长了，胡茬青着，但眼神不一样了。以前我的眼神是飘的，看人的时候总想躲，像只被撵惯了的野狗。现在不躲了，敢正眼看人了，也敢正眼看自己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成长，但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再见到苏晚晴，我能挺直了腰板站在她面前，说一句“苏县长好”。不是心虚的那种，是从心里头觉得自己配得上站在这儿的那种。
至于那个醉酒的夜晚、那个落在她脸颊上的吻、那句含含糊糊没喊出口的话——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得像上辈子。
但偶尔，非常偶尔的夜里，我还会梦到那个画面。黑大衣，盘起的头发，琥珀色的眼睛，和冷风里一个微不可察的偏头。
梦里她没躲，我也没醉。
醒来以后我把这个梦揉碎了，扔进压水井里，压了几十下，冲得干干净净。
日子就这么过着。四月份青石镇粮库接到了县里的通知，说今年的县级储备粮轮换计划下来了，我们库要出库四百吨陈麦，入库四百吨新麦。这是粮库最忙的时候，我和刘德厚、老孙头三个人连轴转，白天过磅、测水分、指挥装卸工往仓里倒粮食，晚上还要加班填报表、算损耗。
有一天傍晚，最后一车新麦卸完，我累得瘫在粮堆上，浑身是汗，脸上糊了一层麦壳和灰，整个人跟从土里刨出来似的。刘德厚也累得够呛，坐在仓门口喘粗气。老孙头更惨，腰都直不起来了，扶着墙一步一步往宿舍挪。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是痛快的。那种痛快不是建立在什么宏大的意义之上，就是很朴素的——我今天干了件实实在在的事，这件事让我能吃下三大碗饭、倒下就能睡着、第二天起来浑身酸痛但心里踏实。这种踏实感，是我在县城坐办公室的时候从来没拥有过的。
那天晚上，我洗了个冷水澡，站在压水井旁边用毛巾擦身子的时候，手机又震了。
这次是王胖子。
“周远！大新闻！”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咋咋呼呼的，“苏县长要走了！”
我擦头发的手停住了：“走？去哪？”
“调走了！调去市里当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正处级，升了！”王胖子的语气里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好像升官的是他亲戚似的，“听说文件已经下了，下个月就走。县里都在传，说她在咱们县这一年多，成绩太硬了，省里点名要的。”
“哦。”我应了一声，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
“你怎么反应这么平淡？”王胖子不满地嚷嚷，“我跟你说，她这一走，你可就彻底安全了，没人惦记你那点破事了！”
我挂了电话，把毛巾搭在肩上，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她要走了。离开这个县城，去更大更好的地方。这是好事，她那样的女人，本来就不该在这个小地方待太久。她的舞台在更广阔的天地，在市里，在省里，甚至更高更远的地方。
而我，大概会在野鸡沟这个粮库里，一直待到退休，或者待到机构改革把这个破粮库撤销为止。
我们的人生轨迹，在那个醉酒的夜晚短暂地、荒诞地、不堪地交汇了一下，然后就朝着各自的方向一骑绝尘而去。
这样也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五月的一个早晨，刘德厚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从一堆旧文件里翻出来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我说：“你看看这个，上个月忘了给你。”
我接过来一看，是一份调令——调令的抬头是县农业农村局的红头，内容是：“经研究决定，调青石镇粮库周远同志回局办公室工作。”落款日期是四月十七号，盖着局里的公章。
我拿着那张纸，手在抖。
“刘站长，这是……”我抬头看他。
刘德厚还是那副不咸不淡的表情，端着搪瓷缸子喝茶，说：“四月十几号下来的，苏县长走之前批的最后一批人事调动。我忘了给你，你今天收拾收拾东西，明后天就回去吧。”
他把“忘了”两个字说得轻描淡写，但我分明看见他眼神闪了一下。这个老家伙，他是故意的——他想试探我，看我愿不愿意走。
“我要是留下呢？”我问。
刘德厚喝茶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他放下缸子，认认真真地看了我一眼：“你确定？”
我点了点头。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是我认识他以来，他笑得最舒展的一次，眼角的褶子挤成了一朵菊花，露出了被烟熏黄的牙。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就留下。反正这破地方多个人少个人也没人在乎。”
于是，那张调令被我折成了纸飞机，站在三号仓的仓顶上，朝着野鸡沟的山谷用力甩了出去。纸飞机乘着山风飘了很远，最后落进了一片绿油油的灌木丛里，看不见了。
我留在青石镇粮库的第三年，老孙头彻底干不动了，办了退休，回老家含饴弄孙去了。粮库又补进来一个年轻人，叫小邱，二十出头，中专学的是粮储，算是专业对口。小伙子挺机灵，就是沉不住气，跟我刚来的时候一模一样。我带着他巡仓、测粮温、填报表，把刘德厚教给我的东西又原样教给他。
有一天小邱忽然问我：“远哥，我听说你是主动申请留在野鸡沟的？为啥啊？这地方鸟不拉屎的，图啥？”
我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反问道：“你觉得这粮库里的麦子，值钱吗？”
小邱挠了挠头：“那肯定值钱啊，一千多吨呢，按市场价得几百万吧。”
“那这几百万的麦子，要是没人看着，会怎样？”
“会发霉，会长虫，会被老鼠啃，会坏掉。”小邱说。
“所以啊，”我拍了拍他的肩膀，“总得有人在这儿看着。也不为什么高大上的理由，就是这东西既然交到你手上了，你就得让它好好的。这不叫奉献，这叫本分。”
小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又问：“那远哥，你打算在这儿待到什么时候？”
我看着远处山头上升起的朝阳，金红色的光洒在绿意葱茏的山谷里，把野鸡沟染成了一幅油画。空气里有麦香、草香和泥土的腥甜，麻雀在仓檐下叽叽喳喳地筑巢，压水井的把手在晨光里闪着亮晶晶的水珠。
我笑了笑，没回答。
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也许明年就走，也许一辈子不走。谁知道呢？
但我确定一件事——我再也不会喝醉了。
后记：去年秋天，我在手机上刷到一条新闻，标题是“苏晚晴任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配图是一张会议照片，她坐在主席台上，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西装，头发还是盘得一丝不苟，神情还是那样清冷而专注。照片下面有行小字：“苏晚晴同志在讲话中指出，基层粮库是粮食安全的‘最后一公里’，要关心关爱基层粮储职工，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
我把那张照片放大，看了很久，然后笑着退出了页面。
“最后一公里”，野鸡沟粮库算不算最后一公里？肯定算。甚至可能是最后一里。
而那个坐在主席台上讲话的女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她当年一个轻飘飘的“调离”决定，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不是往坏的方向改，也不是往好的方向改，只是改了一条路。而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
今年的新麦又入库了，水分十二点八，杂质零点六，等级一级。报表我填得工工整整，刘德厚看完以后点了头，端着他的搪瓷缸子去墙根晒太阳。小邱在院子里拿着手机到处找信号，想给他女朋友发微信。压水井的把手吱呀吱呀地响着，老孙头留下的那把旧烟锅还挂在厨房的墙上。
山里的风吹过来，暖洋洋的，带着粮食和野花的味道。
我锁好仓门，把钥匙揣进兜里，往宿舍走去。路过那面挂在墙上的镜子时，我停下来看了一眼镜子里的人——黝黑，结实，头发理得短短的，嘴角挂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笑意。
挺好的。
嗯，就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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