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余载何以越？——解码浙、闽、赣三省边陲贺村“六月廿四”古墟|六月廿四|古墟|同治|庙会|康熙|江南|贺村

三百余载何以越？

——解码浙、闽、赣三省边陲贺村“六月廿四”古墟

作者：夏歌

浙江江山，一个县级市，它与福建南平、江西上饶两地的多个县接壤，与安徽的黄山等地毗邻，其境内有一个镇叫贺村镇。贺村镇是一个工业强、商业旺、人口众的浙江省级中心镇，一个不缺文化的大镇，但它还是常给人以“缺了点什么”的感觉。这种感觉，主要来自对此地传承了三百余年的古墟日——“六月廿四”尚缺乏深度认识。

本世纪10年代浙江贺村“六月廿四”盛况（贺村镇党政综合办提供）

带着一探究竟的强烈意愿，我于近期数次走进贺村镇，就“六月廿四”走古街、赶墟日，访老者，听故事，查文献、探新市。所见所闻、所阅所览，让我对贺村“六月廿四”有了更新的认识，也更添提笔的冲动。这些天来，我思忖着：一地的繁华离不开经济，但一地的影响力更离不开文化。贺村“六月廿四”，能历经三百余年，它不只是一个经济现象，也必定是一个坚韧的文化传承。

追溯由来，一个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之“谜”

江山人说的“六月廿四”，其实就是指贺村的“六月廿四墟”。追溯由来，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贺村“六月廿四”应是一个庙会的日子，庙会的起始时间，大约在宋代开始。持此说的理由是：宋代南方开始有荷花节，农历的六月廿四是荷花生日；同时，宋咸淳三年，江山县易名礼贤县，离礼贤县治不远的贺村设一个关帝庙，并把关公生日作为庙会日这可能性很大。关于贺村墟日起始于何时？有学者认为，应从清初（康熙年间）开始。何时开始，目前难有确证。但关于它的由来，历史上一直有些不同版本的传说。这些传说，确实充满着文化与经济的双重之“谜”。这当中，有两个说法较为流行——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商贸场景（摄影：蔡怡）

说法一：向毛塘人借墟。从小在贺村长大的江山已故方志专家毛东武先生生前对“六月廿四”有着特别的情感。先生虽逝，但两年前的一次采访，他同笔者讲起了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口传的一个故事：

约在明朝时，聚居贺村有个王氏大家族，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到了每年收割季节，家族就要雇用一批短工帮助收割庄稼。由于人多，每天用膳所需的蔬菜要到离贺村五华里外的“毛塘墟”去采购，多有不便。到了清朝初期，大约康熙十七年（1678），王氏家族为方便采购起见，向毛塘人提出借“墟日”，“六月廿四”是毛塘的墟日。经双方谈妥，毛塘人将当年的“六月廿四墟”借给贺村作为“开墟”之日。自这年开始，一直延续至当下，历经三百四十多年。为吸引赶墟人，凡到贺村赶“头墟”的摊贩，由王氏家族出面招待一餐点心。之后，这项“促销”举措继续得到使用。为继续吸引顾客，开墟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来贺村赶“六月廿四墟”的摆摊者，每人可获得四两牛肉，一碗牛肉面。从此以后，贺村墟日逐渐兴旺起来，而毛塘墟日却随之衰弱下去，直至被贺村墟完全取代。贺村人为纪念“开墟”的日子，每年的“六月廿四墟”都要杀牛、演戏、赶庙会，好不热闹。

在新近的采访过程中，贺村的老一辈人吴德海、姜贤友等都提到上述说法，讲起相关的一些故事。

说法二：荷花生日。在采访毛东武先生时，他特地给笔者打开1989年版的《辞海》。其中载：“古时江南风俗，以阴历六月二十四日为‘荷花生日’”。清代顾禄在《清嘉录·荷花荡》中写道：“沈朝初《忆江南》词云：‘苏州好，廿四赏荷花。黄石彩桥停画鹢，水晶冰窨劈西瓜。痛饮对流霞’注：‘六月廿四日，为荷花生日’。”另据其他相关史料记载，农历六月廿四，为旧时观莲节，也称采莲节，民间以此日为“荷诞”，宋代已有此节，明代俗称“荷花生日”。农历六月廿四前后，湖面上莲叶接天、藕花满湖，轻风吹拂、绿波荡漾。这时节，若身临其境前来赏花，必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因此，旧时六月廿四这一天，江南各地会有划船、赏荷、游园、放荷花灯等民俗活动，以示庆祝。贺村现如今还有一个自然村叫“荷塘”，其谐音是“荷诞”；据贺村一些族谱记载，旧时贺村就叫荷村。由此推测，贺村的“六月廿四墟”，是否与庆贺荷花生日、举行庙会活动有关？

江山市地方文化研究名人、作家徐江都先生曾撰文称：“因旧时贺村地盘形似荷叶，故昔称荷村，便把六月廿四荷花生日这天，作为一年一度最盛大的会日，周边的群众都在这天赶去参加。于是，贺村‘六月廿四’便成为最热闹的墟日。”

本世纪20年代初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夜市场景（贺村镇党政综合办提供）

毛东武先生曾回忆道：“童年时代，去赶贺村‘六月廿四’必到贺村乌龙殿去看戏，那里有个戏台，所看的戏，很多主题与‘荷花仙子’有关。人们把戏中的那些美丽善良的姑娘（大致是戏曲中的旦角）称为‘荷花仙子’。”

由于“荷”与“和”“合”谐音，“莲”与“联”“连”谐音，中华文化中，也经常以荷花作为和平、和谐、合作、合力、团结、联合等的象征，选择这一天作为庙会日和墟日，大都蕴含着人们企盼合作能顺顺利利、生意能风风火火、日子能和和美美之意。

除了上述两种较为流行的说法外，文化界的人们还发掘了更多的与民俗和文化相关联的史料，以此来证明贺村的“六月廿四”为何能如此持久地兴盛着？较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农历“六月廿四”乃诸神诞辰日。

据说，这天，除荷花仙子诞辰外，还有七位地位都很高的神仙——关圣帝君圣诞、火神诞、王灵官诞、和合二仙诞、西秦王爷千秋日、雷祖大帝圣诞、南极大帝圣诞。其中，关帝圣君为大众所熟知，即关公，被民间奉为武圣、义财神、武财神，与“文圣”孔子齐名。关公讲信用、重义气，能招财进宝、护财避邪，小人横事不敢来犯，生意便可兴隆、财源可广进，故为商家所崇祀，是人们经常供奉的武财神。

农历六月廿四，诸神诞辰日，这个日子，对旧时的人们和现今的人们来说，是否始终存有一种虔诚的力量和神圣的企盼，驱动他们前往赶庙会和赶大墟呢？

浙江省一位对区域经济和地方文化均有研究的学者认为：旧时的贺村人，在“六月廿四”这一天，借荷花生日、关公生日这样的民间习俗日，举行庙会和集市，这是旧时人们“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典型体现，值得现今的我们借鉴并弘扬。

“六月廿四”大墟日，一越春秋300余

现今的贺村“六月廿四”，其实是一个大墟日而已。

在工商业经济不甚发达的农耕时代，我国南北各地的集镇乡村极少有商店。为满足广大农民农副产品流通和各类物资交换的需要，有些乡镇或者人口较集中的大村庄，逐步兴起了集市（南方人俗称“墟”，江山也称作“墟”）。定期到集市上去，无论交易货物还是看热闹，北方俗称“赶集”，南方习惯称“赶墟”。我国地域广阔，各地风俗迥异，“墟”也自然周期不同、规模有别、特色各异。

20世纪90年代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商贸场景（摄影：蔡怡）

旧时，江山除“下路乡” 外，“上路乡”的很多乡镇、大的村庄都有墟。据清朝同治年间的《江山县志》记载，至清晚期，江山就已有峡口、凤林、礼贤、贺村、清湖、石门等十九个墟。每个地方的墟日，按约定俗成，五日一墟，逢农历“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作为墟日。为便于人们赶墟，相邻的乡镇（村庄）的墟日均会错开。

墟日这一天，江山各地赶墟的人们习惯起个早。他们往往天还没亮，早已把袋里的钱捏湿了，憋足了讨价还价的劲头往墟场赶。于是，在通往墟场的大路小路山间路上，便会荡漾起“赶墟人”的说笑声和扁担的“咯唧”声。乡民们一般会把自己生产的粮食作物、种子、山货、日用品等等挑运到墟场上去叫卖，另有很多人则到墟场去采购自己想要的物资。小商贩们更是盘点着赶墟的日期和时辰，充满着激情和向往，在周边五个墟里周转着“赶”。他们把城里的商品或者从别的墟里购得的货物运到另一墟上去买卖，赚取其中的差价，实现着自己的商业梦和财富梦。

墟日里，吃的、穿的、用的、玩的，各类日用百货可谓琳琅满目，特别到了年关，更是“应有尽有”。墟日会有各种“行”，它是按商品的内容来分类的，如粮食方面的叫“米行”，家禽牲畜类的叫“鸡行”“猪行”，服装类的叫“布行”等。赶墟的人们，会把自己的产品摆在合适的地方去卖，也会从不同的“行”中去选购自己想要的货物。当人们完成了交易带着“胜利果实”离开墟场或者虽未实现交易但带着赶墟获得的愉悦离开墟场往家赶时，墟也就慢慢散去。江山因与福建、江西接壤，又与安徽毗邻，因此，江山各地的墟日，一般都会有邻省的人们前来捧场。一年中，无论春夏秋冬、农忙农闲，江山墟日的景象总是车来人往、熙熙攘攘，充满着浓浓的烟火味和民俗味。

对于贺村的“六月廿四”，毛东武先生曾这样说：“‘六月廿四’具有江山墟日的所有特征，而且其规模之大、商品种类之丰、参与者之多、地域影响之广超越了其他所有的墟日。”早时，每到贺村“六月廿四”这天，乡民山农、摊贩小商，手提肩挑、熙熙攘攘地往贺村赶，俗称“赶六月廿四”。

贺村“六月廿四墟”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最初，就是贺村人开设的一个墟日而已。到了清同治年间，贺村墟日开始出现耕牛的交易，这也助推了“六月廿四墟”的兴盛。到了民国时期（约在上世纪20年代初），贺村有了乡的建制，开始有了街面和集市，但规模很小。到了上世纪30年代初，浙赣铁路通过江山（至江西玉山止），并在贺村设了火车站，贺村成了铁路、公路、水路三路聚集点，贺村“六月廿四墟”自然而然就得到了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集镇不断扩大，商业快速发展，“六月廿四墟”的规模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本世纪20年代初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夜市盛况（贺村镇党政综合办提供）

徐江都先生曾这样写道：“每年的六月廿四，繁忙的夏收夏种已接近尾声，辛苦劳作了一个多月的农民，难得忙里偷闲‘赶’一回‘六月廿四墟’，一来当做休息，二来补充点生产生活必需品，三来必要的走亲访友……”

贺村“六月廿四墟”，农耕时代的产物，历经沧桑岁月，以它特有的文化力量和生命力，确立了它在浙闽赣皖四省边界地区所有“墟”中无与伦比的地位，直至成为“华东地区传承了300 多年的一个大型小商品交易会”。

这个“墟”不简单！

忆往昔盛况，一声长叹

贺村“六月廿四墟”，忆往昔盛况，有多少场景让人们念念不忘，有多少故事让人唏嘘不已。

《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著名江山作家汪东林先生曾写道：“在我还是孩童时代的1949年，贺村每年‘六月廿四大墟日’，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热闹非凡了。”

“六月廿四”的空前盛况，首先看琳琅满目的大小商品、种类丰富的商业行为以及精彩纷呈的文化活动，同时也要关注汇集到此的全国各地带着不同口音的数以万计的“赶墟人”。

六月廿三晚，贺村的街面上已经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一些摊位、场所更是被围得水泄不通。来自周边省份的甚至是全国各地的商贩们，在头一两天便来到这里，在六月廿三晚就全部就绪。徐江都先生曾这样描写道：“盐油酱醋、米面布匹、鸡鸭鱼肉、山货土杂、家用器皿、竹木薪炭，摆满街头墟尾。闲汉赌徒、魔技杂耍，逢集必往逢墟必赶，饭店茶肆，应时而兴。贺村老街空埂墟场人山人海，有摆摊卖货、撂场杂耍的，有卖馄饨面条、包子水饺的，有看戏、看西洋镜（拉洋片）的……”

20世纪90年代初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场景（摄影：蔡怡）

贺村“六月廿四”，最让孩子们回味无穷且记忆犹新的，要数这“五看”——

一看庙会。据汪东林先生回忆：“贺村农历六月廿四大墟日首先是一年一度的庙会。”旧时，在贺村老街的中段，有座当时贺村街面上最大的房子，名叫乌龙殿。乌龙殿里的佛像很小，场地也不大同，但平时还可以烧香祭佛。抗战胜利后，民国乡政府占乌龙殿办公，不准烧香拜佛。乡民们只得把小佛像移到后屋房间里锁起来了。唯有六月廿四庙会这一天，贺村乡亲中的壮汉们才被允许进入后屋，把小佛像披红挂彩安放在轿子里，抬出乌龙殿大门，敲锣打鼓放鞭炮，吆喝着先抬往下街头，再回中段乌龙殿大门口，接着往上街头抬，至贺村木桥头北侧的小广场上，把老佛轿放下，就开始了烧香点烛祭拜的高潮，这时往往会有好一阵过年也少有的鞭炮声。汪东林先生写道：“最后有一位记不得是族人长辈还是乡长的，登高敲锣，大声高呼：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开市大吉！这种场合，我们这群男孩子，总是从头跟随看个够的。”

二看戏。在乌龙殿里，有戏台和两侧坐观众的长型楼台，还有戏台前的较大观众席（需自带凳椅），这是全贺村唯一可以室内唱戏看戏的地方。毛东武先生一说到贺村“六月廿四”，必提到小时候看戏的快乐。他说：“我们小孩子，那时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只有到了过年时，才有机会在乌龙殿看几次‘的笃班（越剧）’和‘金华戏（婺剧）’，但到了‘六月廿四’，我们又能从早到晚看个够。因此，我们小孩子平时也特别盼着‘六月廿四’这一天的到来。”

三看西洋镜。上海人叫“西洋镜”，北方人叫“拉洋片”。西洋镜是旧时西洋（欧美）传入我国的一种逗乐装置，有大衣橱那么大，因根据光学原理要暗箱操作，所以显得有些神秘，而一旦打开后，里面不过是几张图片而已。旧时贺村“六月廿四墟”，经常有放西洋镜的人前来。小孩们围着一个大箱子，箱子的一边有几个小洞，供眼睛凑上去看。看一次要交一次钱，一般花几分钱（到后期大约是花一毛五分钱），就可以看十个之内的图片了。西洋镜对旧时的人来说，是相当现代化的娱乐工具，十分新奇生动，因此小孩子们特别喜欢。

四看耍把戏。这是表演杂技魔术的俗称，孩子们只要看上就不想离开，父母怎么拉也拉不走。

五看卖梨膏糖和唱道情。一个在室外、一个在茶店，又说又唱，有逗笑有故事，孩子们听着是绝不想离去的。

以上“五看”，其主持人基本上是外地人，唱的说的都是外地口音，他们特地坐火车赶来，平时江山的墟日基本上没有，因此孩子们特别喜欢。

赶贺村“六月廿四墟”，最有心气的要算青年人。旧时如此，到了现当代更是如此，他们穿得花花绿绿、打扮得漂漂亮亮，成为集市上的一道亮丽风景。当然，“六月廿四墟”还是姑娘小伙们相亲的好平台。旧时，男女婚嫁由父母做主，普遍采用“相亲”的形式来选择对象，墟日是相亲最佳的日子，在媒人的牵引下双方父母带上自己的孩子在墟上的小饭店会面，此风俗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

对大人们来说，这一天，到了中午时分，都要挤到饮食摊上吃碗牛肉炒干粉，配上几斤或几两黄酒，那是他们所追求的“天堂”般的生活，好不舒畅快意。

“赶六月廿四”，这天会遇上很多来自全国各地“走江湖的”，他们往往是“最热闹”的另类的小商贩，如卖跌打丸的、卖老鼠药的、卖蛇药的、算命的，等等。

可以这么说，每个年龄段的和每类界别的赶墟人，在贺村“六月廿四”，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满足和快乐，实现着他们各自不同的愿望。

贺村“六月廿四墟”较之江山其他的墟，其繁盛程度一直居于首位。据统计，今年贺村“六月廿四”，贺村镇专门辟出一条2600米的道路供临时摆摊用，摊位达 600余个，其他街道临时摊位也多达500多个，客商来自全国15个省份，前后4天客流量达10多万。

2025年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夜市场景（摄影：徐小良）

在商品经济发达、物质极丰富的今天，对于不少前来赶“六月廿四”的人来说，除了经济和商业的追求外，其实更多的是参与传统活动时的幸福和快乐，是心中的那份文化向往和精神追求，是给自己烦躁和疲惫心灵的一次润泽。他们“赶”的是悠悠的乡情、乡愁和乡梦。

“华东第一牛市”，是“归去斜阳”？

采访中说到贺村“六月廿四”，大家都会提到贺村的牛市。在他们的记忆中，贺村“六月廿四墟”的兴盛，与贺村牛市的渐进发展、知名度的水涨船高有着很大关系。

耕牛是我国传统农耕的重要畜力之一，如果作为畜力的耕牛不是因为伤亡或走向暮年，种田人是舍不得、不忍心屠宰的。因此，通过交易获得畜力是农耕时代的必然选择，牛墟也应运而生。南方山区雨水丰沛、草木丰盛，饲养耕牛既是农耕所需，也有天然条件，因此，耕牛饲养极为普遍，牛墟也就广泛存在。

20世纪80年代贺村“ 六月廿四”牛墟的情景（摄影：蔡怡）

据江山文史资料记载：江山市的牛墟大多形成于清同治年间，包括贺村的牛墟。鼎盛时期曾先后在新塘边、须江、石门、四都、三十二都、长台等多个乡镇设立过耕牛交易市场，五日一墟，各乡镇相互穿插，就在江山各地出现了“天天有牛墟”的风景。

贺村牛市（牛墟）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现今位于贺村镇溪淤村，它的发展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汪东林先生曾撰文称：“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那时的牛市，规模比较小，就在贺村老街最东头的牛市埂，靠近须江通姜家的渡口不远。新中国成立后，贺村的牛市便越做越大，因场地不够，便转移到大溪淤，牛市场扩大了好几倍。”

贺村每逢墟日，都有牛市开张。设墟初期，主要是贺村及江山本地的耕牛在交易，也有江西上饶的广丰、玉山等县的耕牛，接着是衢州、丽水地区邻县的耕牛也赶来交易。上世纪30年代，江山通上了火车，江西上饶、浙江的浙中、浙东等地区的交易客户也乘上火车来到贺村牛墟进行交易，再后来，有来自江苏、上海、安徽乃至华东各省的交易客户源源而来。牛被销往杭、嘉、湖及苏南等长三角地区，一部分运销安徽、河北、河南等地，便渐渐有了“生在江西、长在江山、用在嘉兴、老在无锡、死在上海”之说。1949年前后，江山各地其他的牛墟渐渐被淘汰，而贺村牛墟最终成为江山唯一的一家而牢牢地扎根于江山大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开展，农民翻了身，耕地需要更多的耕牛，贺村牛墟交易愈加兴旺，后来还出现了肉牛的交易，有的甚至直接当场杀牛卖牛肉。据资料显示：自1953年至1987年，总成交量为100253头，贺村牛墟成为远近闻名的牛市场，一度被誉为“华东第一牛市”。

20世纪90年代贺村“六月廿四”牛墟的情景（摄影：杨清泉）

能成就“华东第一牛市”的辉煌，一定程度上说，它在整个20世纪的发展与贺村“六月廿四”大墟日的发展有着紧密的关系。牛墟是六月廿四墟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月廿四墟又助推了贺村牛墟的发展。

在牛市交易过程中，没有计量标准，仅凭人的一双眼睛来判断。于是，在牛墟中就活跃着一个专为双方牵线搭桥、讨价还价的特殊职业群体——牛伢。他们以自身的经验，能看出一头牛的年龄、吃口、食量、力气、速度、脾气、忌讳、灵敏度和骨骼、生育能力、净肉量等。伢人交易时用行话（暗语）交谈，讨价还价时，以手势暗中比画。汪东林先生回忆儿时的情景写道：“有趣的是交易人在买卖双方讨价还价时不是嘴说，而是打手语：双方将手伸进一个黑布袋，要什么价、还什么价，第三者根本看不见。”走在牛墟里，看到后领上挂把雨伞或者腰间别把大烟筒的，这些都是旧时牛贩子的“标配”。据说旱烟筒有特殊的妙用，牛贩子在兜售牛时，会用旱烟筒烫牛的屁股，被烫的牛会跳起来，让人觉得它不懒惰，有活力，肯干活。

20世纪90年代贺村“六月廿四”牛墟的情景（摄影：杨清泉）

现如今，牛耕时代已慢慢逝去，耕牛交易也越来越少。贺村牛市的旧址顽强地坚持了一段时日，近年来，在城镇化的浪潮中，还是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牛市的喧嚣虽没走远，未来的贺村牛市又该如何往下走？采访中，很多贺村民众表达了对昔日牛市辉煌的眷恋，发出了对今日状况的叹息。

贺村牛市，这个曾经的“华东第一牛市”是否会成为“归去的斜阳”？

期待：筑梦未来，再续辉煌

不妨放大历史视角观照，贺村“六月廿四”，历经三百余年，依然生动地存续于江山大地，这一习俗的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也都不会是一般的，这本身就是旺盛生命力的体现。

如何更好地发展贺村“六月廿四”、涵养和传承贺村“六月廿四”所承载的文化，这是一个值得现今浙江省江山市各级党委、政府及文化界、经济界人士研究的课题。

2026年浙江贺村“六月廿四”夜市盛况（摄影：余丹翔）

贺村的“六月廿四墟”，正是贺村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特色商业文化，也是世世代代贺村民众的商业梦想、精神寄托。

笔者认为，贺村在小城市建设的快车道上，在筑梦未来、再续辉煌的进程中，是非常需要特色传统文化的力量来助推的。贺村“六月廿四”，是一个既可从经济现象上去探讨，也可从文化视角去观照的“双品牌”。

让我们来听听贺村本地民众及来自全国各地商户的心声吧——

贺村镇退休老干部吴德海说：“我家在贺村，我伴随着‘六月廿四墟’长大。小时候赶‘六月廿四’，是我孩童年代最美好深刻的记忆。我们希望‘六月廿四墟’能得到创新发展，能涌现更多新时代中国特色，不断提高贺村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进一步引流聚人、丰富消费业态，从而促进贺村当地企业的发展。”

贺村镇溪淤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姜开原说：“溪淤村是贺村‘六月廿四墟’的主场所。回忆儿时的这一天，父母才舍得给我们几元零花钱自由支配，我就是在这一天制作些清凉消暑茶去卖……可以说，‘六月廿四墟’和贺村牛墟是我从商的‘摇篮’。我希望‘六月廿四墟’成为更多年轻人从商的‘摇篮’。”

来自安徽亳州的客商刘长磊说：“我们来贺村赶‘六月二十四’，已经13次了。摆烧烤摊，这次有5个亲友来帮忙，生意确实还可以。正好孩子放假，几个小孩子也过来了。天气虽热，但他们的笑容就没有停过，那种感觉，远比逛商场好玩！我觉得，‘六月二十四’对江山百姓来说，赶的不是商品会，赶的是人间烟火气和人世间的温馨惬意……”

来自江西抚州的客商祝爱民说：“贺村‘六月二十四’是浙江很有历史感，也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统墟日，我自经商以来，已先后10多次赶来设摊销货了，生意一直还可以。当然，我们外地客商也希望当地政府能进一步做好相关服务保障工作，比如水电畅通、环境卫生、交通安全等等。”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客商王文生说：“贺村‘六月廿四’是响当当的品牌。我已连续20多年赶来贺村参加这一商品交易活动了。当然，形势在变，希望当地政府能看到我们商贩面对网购潮的实际，在摊位费上能出台更好的政策，让来的客商有钱好赚。”

当年采访毛东武先生时，他作了这样的评说：“贺村‘六月廿四’之所以能在浙闽赣皖边界地区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像一条纽带，连接历史和当下，融汇了江山民众的商业意识、发展愿景、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今后，这一活动要焕发新的生机、得到更大发展，需要借助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俗活动，找到传统节日和当下经济发展、民众生活的连接点，采取与之相适应的表达方式。”

21世纪10年代浙江贺村“六月廿四”的盛况（贺村镇党政综合办提供）

笔者也认为：传统的贺村“六月廿四”，要产生新的力量，实现复兴和辉煌，既要经济发展、民众自发的力量，也需要保留和发展源远流长的民间传统和民俗活动，更需要生生不息的自我更新能力和政府的推动力。

江山市贺村镇党委主要领导说：“贺村‘六月廿四’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候，扮演着商品交易的重要角色，陪伴了一代又一代的贺村人民。今后，它作为传统墟日，我们要让它带着浓浓的‘烟火味’创新回归。接下来，我们将借助‘六月廿四’这一载体，持续引流聚人，不断丰富贺村的夜游、夜购、夜食等业态，激发传统墟日经济新活力，继续讲好贺村‘六月廿四’的故事。”

经济发展助推民俗文化创新，民俗文化创新促进区域经济更快发展。贺村“六月廿四”一定会在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好，我们期待着……

作者简介

夏歌，本名毛有祥，浙江江山市人，浙江省作协会员，现为江山市政协机关二级调研员，兼任中华毛氏联谊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曾任江山市作协主席、市委报道组组长、乡镇长、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文广新局局长、碗水局局长、政协秘书长等职。至今已发表文学类20多万字，新闻类40多万字，20多年前出版文学专著《郎风冷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