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长崎举行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活动。
1945年8月9日,美军向长崎投下原子弹。长崎市今年发布的和平宣言写明,到1945年年底,当地死伤人数约15万。核武器留下的灾难,任何时候都不该被轻视。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了今年的纪念仪式。长崎市长铃木史朗则在和平宣言中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同时要求减少对核威慑的依赖。
长崎方面的态度很直接,因为当地民众对核政策的任何变化都格外敏感。
争议也正出在这里。
日本所谓“无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目前日本政府没有正式宣布废除这三项原则。
高市早苗在8月9日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政府继续把这套原则作为政策方针坚持。
问题在于,高市在广岛、长崎纪念活动上的措辞,引起了日本国内不少质疑。
新华社报道指出,她只强调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没有像过去一些日本首相那样明确承诺今后也将继续坚持。这个用词差别,已经引发日本在野党和反核团体担忧。
日本近年不断调整安全政策,国内也开始出现更多有关核威慑的讨论。
2026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与核武器有关的政策也应该进行没有禁忌的讨论。放在长崎纪念日前后,这类声音自然格外扎眼。
就在日本核政策争论升温的时候,另一件与中国有关的事情也发生了。
7月28日,长崎市向原爆资料馆运营审议会提交展板更新的最后方案。
现有展示中直接使用的“大屠杀”字样,计划改成“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的南京事件”。按照计划,这批展陈将在2026年度内完成更新。
真正让很多中国人难以接受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大屠杀”换成“事件”。
长崎市给出的解释是,日本中学、高中历史教科书以及日本外务省网站较多使用“南京事件”这一称呼,因此资料馆选择参考这套表达方式。
可名称从来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事件”是一个很宽泛的词,可以形容政治事件、社会事件,也可以形容历史冲突。
“大屠杀”直接指出了大规模杀害平民和战俘的性质。对于南京这段历史来说,两个词带给普通读者的第一印象差别很大。
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一段缺少证据的历史。
中国外交部今年6月回应此事时指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通过证人证词、外国人士记录以及日军资料,对日军在南京的大规模暴行作出司法认定,相关历史事实有大量材料支撑。
长崎市内部其实也有反对意见。共同社报道显示,在资料馆运营审议会上,有委员明确要求继续使用“大屠杀”的表述。
此前日本一些市民团体和关注和平问题的人士,也曾担心修改称谓会淡化日本军队当年的加害责任。
这才是整件事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日本当然可以纪念广岛和长崎。普通日本民众遭受核爆伤害,是应当被记住的人类悲剧。
中国人反对的,从来都不是日本保存这些记忆。问题在于,日本纪念自己的受害历史时,也应完整保存亚洲人民遭受侵略的历史。
长崎市过去讨论资料馆更新时,自己也提出过一个原则:介绍战争历史,需要同时考虑受害和加害两个方面,并依据客观事实展示。
这个思路本来没有问题。日本百姓遭遇原子弹轰炸的苦难应该讲,日军在中国和亚洲留下的暴行也应该讲。
把“大屠杀”换成“事件”,哪怕下一行仍然介绍杀害平民和战俘,历史事件给人的分量已经发生变化。
长崎市一方面要求世界记住核爆给普通人的伤害,要求各国领导人理解受害者的痛苦;另一方面,当资料馆讲到日本军队给中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时,却在是否保留“大屠杀”三个字上争论多年。
对于高市政府来说,麻烦也就在这里。日本目前还没有走到“拥有核武器”那一步,无核三原则也没有正式取消。
可当政府在核问题上的措辞越来越谨慎,国内讨论核威慑的声音增加,再加上南京历史称谓出现变化,日本周边国家自然会更加警惕。
今年的长崎和平宣言已经点明了这种担忧。
长崎方面要求日本政府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并参加核武器禁止条约首次审议大会,还提出日本应该逐步摆脱依赖核武器的安全政策。
这个要求,本身就是当地社会对东京政策走向的一种提醒。
日本如果希望世界相信自己珍惜和平,就不能只强调自己在二战末期遭受了什么。
1937年以后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什么,同样需要准确记录。两段历史缺少任何一段,和平教育都会变得残缺。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9年,长崎核爆也过去81年。
亲历者越来越少,后来的人认识那段历史,越来越依赖档案、教材、纪念馆和博物馆。也正因为如此,展板上的一个词才会如此重要。
今天少几个字,几十年后可能影响一代人怎样认识历史。
我们可以同情长崎普通民众遭受的核灾难,也必须坚持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两者没有冲突。
真正成熟的战争记忆,应该既敢面对自己受过的苦,也敢承认自己给别人造成过的苦。对日本来说,这才是谈和平时绕不过去的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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