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简历。
纸质不错。楼下打印店打的,三块钱一张。我选了那种稍微厚一点的纸,摸上去有纹理。照片是去年拍的,白底,穿了件深蓝色外套。头发比现在长一些。昨天刚剪过,理发师下手狠了点,鬓角推得太高,露出一点青色的头皮。我用手挡了挡,又放下来。来不及了。
走廊尽头是一扇双开的木门。门框上嵌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总裁办公室”五个字,隶书。门缝里透出暖色的光,隐约有人在说话,听不清内容。走廊铺的是深灰色的地毯,踩上去几乎没有声音。我走到门前,深吸一口气。干洗过的衬衫领口还带着一点洗衣液的味道,柠檬味,太淡了,只有凑近了才能闻到。
我敲门。
里面那个声音说:“进。”
推开门。办公室很大,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左手边是一整面落地窗,午后的光泼洒进来,把深色的木地板晒出一层暖黄。右手边是书架,顶到天花板的,密密麻麻塞满了书,有些书脊上烫金字的漆都磨掉了。正前方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深胡桃木色,桌面上摊着一叠文件,电脑屏幕亮着,屏保是一张海边的照片。
桌后面坐着一个人。
女人。四十出头的年纪,头发盘得很利落,一根碎发都没掉下来。穿了件米白色的西装外套,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打底。她正低头看什么东西,鼻梁上架着一副细框眼镜,镜链垂下来,银色的,在光里闪了一下。
她抬起头。
我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手上。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先是一顿。然后是那种很缓慢的辨认,像在水底下捞什么东西,捞了半天终于触到了底。她的眉毛微微动了一下,幅度很小,但我看见了。然后她把眼镜摘下来。
“关上门。”
我回头把门关上。铰链发出很轻的一声咔嗒。再转过来的时候她已经站起来了,绕过办公桌,走到前面。她比我矮半个头,但脊背挺得很直。她仰着脸看我,眼睛里的光从下往上照出来。
“陈逾。”
她叫了我的名字。
我嗓子有点干。“沈总。”
她没接这句话。她往前走了一步,近到我能闻见她身上那种味道,琥珀调的,沉沉的,像冬天烧木头的那种暖。她低头扫了一眼我手里的简历,封面上印着我的名字和电话。
“二十年不见,”她抬起眼睛看我,“还记得自己有个老婆啊?”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笑着的。那个笑挂在她嘴角,轻飘飘的,像是说了一句今天天气不错那种语气。但我看见她握在身侧的那只手,食指在拇指上反复蹭了两下。她紧张的时候就这样。以前就这样。
二零零三年。我二十四。她二十二。我们结婚那天很热,老式礼堂里就一台吊扇,呼呼转着,带不动多少风。她穿了一条白裙子,不是婚纱,就是一条普通的连衣裙,领口绣着几朵碎花。仪式办了不到二十分钟,请了十来个亲戚,吃了一顿饭就散了。她爸妈没来。我爸妈也没来。只有她奶奶坐在第一排,笑眯眯地看完了全程。奶奶那天穿了一件枣红色的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
婚后住在城中村。一间不到十五平的出租屋,月租三百二。窗户朝北,终年见不到太阳。她在阳台角落支了一张小桌板当书桌,台灯是从旧货市场淘来的,灯罩缺了一角,用胶带缠着。每天晚上她伏在那张小桌板上看书,我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天阴的时候会渗水。我用塑料布贴在裂缝下面,接了一根管子通到水桶里。下雨天,水滴打在塑料布上,哒、哒、哒。她在那样的声音里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慢。
那时候她在念夜校。白天在超市做收银,晚上回来还要做题。我打两份工,白天在广告公司跑业务,晚上去酒吧帮忙调酒。调酒是现学的,只会做最基础的几种。朗姆加可乐,伏特加加橙汁。客人不多的时候我靠在吧台上看调酒师的操作手册,边看边记。回到家她已经睡熟了,台灯还开着,光罩在她脸上,睫毛的影子拉得很长。
第二年她拿到了一张证书。具体什么证书我到现在也没完全搞清楚,只记得那天她很高兴,拉着我去路边摊吃了顿麻辣烫,加了五块钱的牛肉。她夹了一筷子牛肉放到我碗里,说陈逾,我可能要去一趟上海。有个机会。我说去多久。她说不知道。她说那边有个培训,三个月,完了如果考核过了就能留下来。我问她想去吗。她看着锅里翻滚的红油,说想。
送她去火车站那天下了小雨。她背了一个双肩包,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本翻烂了的教材。我帮她撑着伞,她站在进站口回头看我。雨丝很细,飘在她的头发上,亮晶晶的。她说你会等我吗。我说会。她笑了一下,说你别骗我。我说我不骗你。
她走了。
第一个月还会打电话。用公用电话亭打的,号码是上海的区号。她说培训很紧,每天要做案例分析到半夜。我说你注意休息。她说你也是。她问我出租屋那根管子还在不在漏,我说在,我重新粘了一次,不漏了。她在电话那头笑,说你别糊弄我。我说真的不漏了。
第二个月电话少了。她说考核快到了,要准备的东西多。我说那你先忙。她嗯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她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她说那就好。挂了。
第三个月没打电话。我打过去,那头一直是忙音。我打到她培训的地方,前台说她已经走了。我问去哪里了,前台说她没说。我问她考核过了吗,前台顿了一下,说过了。但我再问别的,前台就说不知道了。
我在火车站等了三个晚上。第七天,房东来敲门说房租到期了,问我续不续。我说续。她说钱呢。我摸了摸口袋,摸了很久,摸出来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房东看了我一眼,说算了,你月底之前搬吧。
我搬了。搬到了更远的地方。换了手机号。把那张结婚证夹在一本旧书里,书压在行李箱最底下。后来那本书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再后来连那张结婚证长什么样都记不太清了。只记得合照里她笑得很开,露出两颗小虎牙。她平时不太那样笑,只有特别开心的时候才会。
二十年过去了。我从广告公司跑业务的,干到部门主管,再干到区域总监。后来自己出来开了家小公司,给本地企业做品牌包装。行情好的时候能养活十来号人。去年开始生意淡了,客户预算砍了一半多,我裁了四个人,剩下的薪水压了两成。今年上半年谈了几单都没成。上个月合伙人说要不然把公司关了算了,趁还能结清遣散费。我没答应,也没不答应。
就在这时看到了一则招聘。文案顾问,要求十五年以上的行业经验,薪资面议。发的公司抬头是千亿集团下面的文投板块。我就投了。说实话没抱什么指望。千亿集团的门槛我知道,我这种野路子上来的,连初筛都未必过得去。
但电话来了。让今天下午来面试。
我没想到坐在办公室里的会是沈昭。
她看着我,嘴角那抹笑还挂着,但眼神渐渐沉下去了。她转身走回办公桌后面,坐下来。我也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沙发很软,陷进去半寸。
她把我的简历翻开来。第一页,第二页。翻到第三页的时候她停了。第三页是我经手的项目列表,从二零零五年排到现在。她的手指停在一个名字上,指尖点着那行字。
“这个项目,”她说,“锦城的那个商场。是你做的?”
“嗯。”
“那条标语是你写的?”
“嗯。”
她看了我一会儿。“那条标语我见过。二零零九年,锦城广场新开的那家商场,外墙挂了一整面广告。‘万物归位,心安是家’。我路过的时候停下来看了很久。那时候我刚到上海第二年,在租的房子里挂了一幅字。那句话我让人写下来,裱了框。”
她没说完。手指从那行字上移开。翻到了最后一页。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薪资期望,面议。
她合上简历。十根手指交叉搭在上面。
“陈逾。”
“嗯。”
“二十年了,你把结婚证丢哪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里那团东西堵着,上不去下不来。“搬家的时候……弄丢了。”
“丢了?”她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在掂量它的分量。“我那份还在。公证处的档案里有一份复印件,原件我放在银行的保险柜里。那年我办落户要用,去调了一次档案,顺便让公证处做了副本。现在想想,幸亏做了。”
窗外有一架飞机飞过去,声音闷闷的,像是隔着棉花在响。她的影子被光拉长,投在身后的书架上。
“沈昭,”我说,“当年……”
“当年什么?”她打断我,“当年你没等我。你搬了家,换了号。我培训提前结束了,考核过了,我本来想回去告诉你。我买了第三天的票。第三天你人没了,房东说你走了。我找了三个月。你老家电话打过去是你爸妈接的,说不知道你去哪了。你说你在等我。你跑了。”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背一份合同。但她食指又蹭了一下拇指。
我坐在那张软沙发里,感觉自己往下陷。“我没跑。我后来去了……去了很多地方。但我没跑。”
“那你为什么换号码?”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她靠在椅背上看着我。落地窗外面是这座城市的天际线,玻璃幕墙反射着下午的阳光,白晃晃的一片。
“我没说不要。”她说,“从头到尾我没说过那两个字。是你自己替我说了。陈逾,你还跟以前一样,什么事都替别人想好了结局,然后自己先走。”
她站起来。又绕过桌子走到我面前。这次她没停,一直走到窗边。背对着我。窗外的光照着她的轮廓,米白色的外套边缘镀上一层金。
“那份简历我收了。”她说,“你明天来上班。职位不是文案顾问,是集团品牌中心副总。薪资比你期望的高一点。具体数字回头让人事跟你谈。”
“沈昭……”
“别跟我说谢谢。”她转过身,“也别问我为什么。你二十年前欠了我一样东西,回头你得还。现在先上班。”
她嘴角又翘起来。这一次笑得很轻,像是终于把一杯端了很久的水放下了。
我说:“好。”
她指了指门口。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听见她在后面说:“明天穿件深色西装。头发去修一下,两边太短了。”
我回头看她。她站在那片金色的光里,和二十年前火车站进站口的那个人叠在一起。雨丝亮晶晶的,飘在她头发上。
“知道了。”我说。
拉开门。走廊里还是那么安静,深灰色地毯吸掉了所有声音。我走出去,把门带上。铰链又是咔嗒一声。
电梯来了。我走进去,门关上。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到了大堂,我掏出手机。通讯录里翻到一个存了二十年没拨过的号码。那个号码还在。
我按了拨出键。
响了一声。那头接了。
“喂。”
“沈昭。”
“嗯。”
“结婚证的事,我回头补。”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然后她说:“行。明天来上班,别迟到。”
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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