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这篇文章写于2026年上海书展前。人在上海，写纽约第五大道的一间法国书店，似乎有些绕远。但也正因为绕远，才更容易看清一个近处的问题：一间有历史的书店，怎样才算持续地保有着自己的历史？
6月底回上海前，我专程去纽约第五大道上的阿尔贝蒂娜（Albertine）书店，买了一本《小王子》。《小王子》1943年在纽约首次出版，后来成为除《圣经》之外世界上被翻译得最广的作品。这本书曾是我女儿小时候读到的第一本外文书，如今我想请它去迎接她自己孕育的“小王子”。法语书店阿尔贝蒂娜位于法国驻纽约文化处“阿尔贝蒂娜别墅”（Villa Albertine）内。2023年，小王子雕像来到这幢豪宅的门前，这个空间与圣埃克苏佩里、二战中流亡纽约的欧洲文化记忆，以及法国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可见。
我常去一街之隔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查书看展，阿尔贝蒂娜便成了我顺路停下来的地方。和大都会的宏阔与嘈杂不同，这里漂亮、安静，也亲切；那些熟悉的法语书、童书形象和艺术装饰，让人很快心定下来，自然而然地步入纽约城市史与法国文化相互交叠的深处。
左：2023年，为纪念《小王子》在纽约首版80周年，法国雕塑家让-马克·德帕（Jean-Marc de Pas）创作的小王子铜像被安放在“阿尔贝蒂娜别墅”外的第五大道上（2026年6月16日摄）。右：阿尔贝蒂娜书店二楼的星空天花板，由法国室内设计师雅克·加西亚设计，灵感来自德国慕尼黑施图克别墅（Villa Stuck）的星座天顶，让这间书店带上了天象、神话和欧洲艺术史的韵味（2026年6月11日摄）。（文中照片除署名外，皆由作者本人拍摄）
这种“真切的”心理愉悦，当然也来自装饰，但不是那种包装式的“修旧如旧”，而是这座建筑本身的历史装修、艺术陈设和长期文化用途所交织出来的气质。它原是佩恩·惠特尼宅邸（Payne Whitney Mansion），建成于1906年，是纽约镀金时代豪宅的代表之一；佩恩·惠特尼的嫂子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后来创办了惠特尼美术馆。入口圆厅里的大理石雕像《丘比特》（Cupid），曾被称作《青年弓箭手》（Young Archer），后来被认为可能是米开朗基罗的早期作品，原作长期借展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詹姆斯·沃尔·芬恩绘制的穹顶、一楼“威尼斯厅”里的瓷花藤蔓，以及二楼由雅克·加西亚设计的星空天花板，都让这座建筑显出一种层层叠加的历史质地。它不是一个被重新包装出来的文化空间，而是一块由时间、人物和艺术慢慢沉积出来的“真实”的历史岩层。
“阿尔贝蒂娜别墅”的入口圆厅中央原有一尊《丘比特》，后来被认为可能是米开朗基罗早期作品，现原作借展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图右，2026年6月16日摄），圆厅内为复制品（图左，2026年6月11日摄）；圆厅穹顶的藤架与儿童装饰出自詹姆斯·沃尔·芬恩（James Wall Finn），他是镀金时代重要的壁画家和装饰艺术家，作品见于纽约多处地标建筑。
百年豪宅佩恩·惠特尼宅邸自1952年起成为法国驻美文化处所在地，阿尔贝蒂娜书店居于其间，实在是显得过于年轻——直到2014年才开放；然而，书店收藏法语及英译法语图书一万四千余种，涵盖三十个法语国家。作为法国文化处的一部分，这家书店是翻译、讲座、阅读和跨文化讨论发生的地方。近年，阿尔贝蒂娜持续举办“思想之夜”、法语及法语圈文学节“文学之秋”、美国龚古尔奖评选、读书会和儿童阅读活动。2025年，第四届美国龚古尔奖评选就在这里举行，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哈佛、普林斯顿等10所大学的学生评委讨论当年入围的法语小说，并选出获奖作品；2026年6月，它又参加纽约“博物馆大道节”，为家庭观众举办《小王子》现场朗读活动。2025年3月“思想之夜”的主题是“共同点”（Common Ground），讨论民族主义回潮、党派分裂、AI、社交媒体与社会共同体修复等现实议题。换句话说，阿尔贝蒂娜不是把历史做成背景，而是让历史继续参与当下；它不是一间只把历史作为陈设的“漂亮书店”，而是仍在生产阅读、翻译、讨论和相遇的文化现场。
阿尔贝蒂娜书店并不是纽约唯一让我觉得“真”的书店。中城的阿戈西书店（Argosy Book Store）创立于1925年，至今仍由家族经营，六层楼里堆叠着古籍、绝版书、签名本、地图和版画；它的真实感来自旧书业本身的专业眼力，我在写关于纽约第五大道1143号的非虚构作品时就在这里找到了“维勒地图”（Viele Map），即1865年绘制的《纽约市及岛屿卫生地形图》。纽约大学附近的斯特兰德书店（Strand Book Store）创立于1927年，由巴斯家族几代人延续经营；它早已高度商业化，也出售帆布包和纪念品，但仍维持着巨大规模的书籍流通和纽约人爱淘旧书的日常习惯。门外几美元一本的旧书档旁，总有人不停翻检，其中也包括我。斯特兰德也卖咖啡，但这些并没有取代书店的核心：那里最稳定的景象，仍然是人在书架之间寻找、翻检并购买。
它们和阿尔贝蒂娜书店一道说明：所谓“真实感”，就是这种嵌入——书店仍然嵌在自己的历史、业态、读者和城市生活之中。书店可以被设计，可以商业化，也可以成为城市名片，但它不能只剩下设计、商业和名片。
左：斯特兰德书店门外的旧书档。几美元一本的旧书吸引行人停下翻检，书籍流通仍是这家纽约老书店最日常的景象（2026年6月18日摄）。右：阿戈西书店室内，古籍、版画、地图和旧照片层层陈列，保留着旧书业的专业眼力与历史质地（2026年1月22日摄）。
上海并不缺少有来历的书店名字。商务印书馆、内山书店、韬奋书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曾经连着出版、思想、读者、作者、城市街区和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但纽约与上海并不能简单并列，上海这些历史书店所面对的情况要复杂得多。战争、政治变迁、产权转换、出版体制重组和城市更新，使许多老书店不可能以原来的形态延续下来。这并不是某一家书店经营者可以单独解决的问题。许多历史书店的重开，往往被纳入城市更新、公共文化服务和文旅展示的整体框架之中。今天重新出现的，往往首先是旧址、旧名和一套可供讲述的历史叙事。旧址重新被看见，名字重新被记起，当然有其必要性；但书店若被赋予过多象征功能，选书、阅读、讨论以及与具体读者建立长期关系的功能，就容易退到后面。
这些年在上海走进不少新修、重开的书店，我常有一种感觉：书仍然在场，却不再总是主角。它们被整齐地摆放在漂亮书架上，成为拍照、停留和空间消费的一部分；咖啡、文创和社交媒体传播，常常更像维持人气和收入的现实支点。问题并不在于书店不能卖咖啡，而在于当书逐渐退成背景时，书店也就从阅读和思想交流的现场，转向了供人停留消费、拍照社交的空间。这就是我所说的“历史脱嵌”：历史并没有消失，甚至被更郑重地展示出来了，但它已经从原来依附的出版机制、作者往来、读者关系和日常业态中脱落出来。
比如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1925年开业，后来进入新华书店系统，2021年更名为“1925书局”并重新开放。它所承载的历史，确实包括商务印书馆、陈云、鲁迅、四川北路文化街等多重线索。但如果今天的经营与商务印书馆曾经代表的出版传统、现代知识启蒙、工具书、学术译介和近代上海出版业之间缺少持续关系，那么“1925”就容易从一个历史节点，变成一个被陈列出来的年份。
内山书店的情况更复杂。原来的内山书店不只是鲁迅先生买书、会友之处，而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左翼文化、日中文化交流、避难与出版网络的一部分。重新开放后的“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当然有纪念意义，也承担了公共文化活动和城市记忆展示的功能。只是，它究竟更接近一间以书为核心、能够生成当代思想交流的书店，还是更接近纪念空间、公共文化展陈和城市更新项目的一部分，仍然值得温和地追问。
上海韬奋西文书店的情况又稍有不同。它不是没有书，也不是没有专业性。作为一家外文原版书店，它曾经有清楚的业态定位。但“韬奋”这个名字太重了，它背后连着生活书店、三联传统、现代中国出版业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理想。若一间以“韬奋”命名的书店，不能继续解释这种传统怎样进入今天的阅读生活，那么历史并没有消失，却被悬置在名字之中。
2025年8月20日，拙作《破坏实验》读者见面会在上海韬奋西文书店举行。作家孔明珠女士应邀参加并作开场发言。她是作家、出版家孔另境之女，现场谈及自己曾与邹韬奋先生的幼女邹嘉骊在韬奋基金会的工作经历，并追忆父辈一代人与邹韬奋、鲁迅、茅盾相关的现代出版和文坛往事。对一间以“韬奋”为名的书店而言，这类由人、书与记忆构成的真实链接，正是这家书店与上海不可替代的无形资产。（崔璨摄）
阿尔贝蒂娜、阿戈西和斯特兰德之所以让我感到“真”，不是因为它们比上海书店更有历史，而是它们对待自己的历史，不是表达而是实践。这些书店都保留了自身历史的某种连续性：空间与文化基因的连续，家族经营与旧书专业的连续，或者书籍流通与城市读者习惯的连续。上海的这些历史书店并不是“不真”，恰恰相反，正因为它们背后的历史太真、太重，才更让人感到今日重建之后的某种脱嵌。它们被修缮、被命名、被重新开放、被更新换代，值得鼓掌、值得珍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这些努力如何把原来的出版关系、作者关系和读者关系真正接回来。历史书店的价值，不只是留下名字和地址，而是要让历史依然嵌入阅读、出版、讨论和人与人的相遇之中。
【2026年7月30日于上海大华长风华邑酒店】
李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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