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着还清醒，提早为自己做主
顾梅娣（右一）生前影像。
孤独，是上海阿婆顾梅娣一生的关键词。
年幼时，她是孤儿；成年后，她未婚未育、无儿无女，与亲属失联；年老时，就成了孤老。
直到年过九十，顾梅娣才通过意定监护找到了一家社会组织担任自己的监护人，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独居生活，顺利入住养老院，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可惜好景不长，入住养老院刚40天，顾阿婆便猝然离世，留下约500万元遗产。
顾阿婆生前曾多次表达死后将遗产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的想法，但因未立遗嘱，作为其监护人的社会组织承担了遗产管理的责任，只能为其全网寻找法定继承人，顾阿婆的故事也因此冲上热搜。最终，顾阿婆的遗产由其几乎没有往来的亲戚继承。
近日，随着纪录片《前浪》第二季的播放，顾阿婆的故事再度引发热议。人们唏嘘于她一生极度节俭，拥有大量财富却一点也没享受到；遗憾于她有将遗产全部捐赠给社会的公益心愿，却因未立遗嘱而无法实现。而更多人，则从中看到了意定监护的重大意义。
根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意定监护指的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顾阿婆的故事并非孤例，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全国共有家庭户49416万户，其中“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占比超过25%。
这些“一人户”家庭，也就是独居人士，往往面临着生病就医无人签字，年老失能失智无人照护的困境。意定监护制度，对于这些独居人士，无疑是解除了后顾之忧。同样，对于“老养残”（老人父母+残疾子女）家庭，意定监护制度也可以说是刚需。
孤老想住养老院，谁来签字？
高龄、单身、独居、没有电话，这些因素让顾梅娣成了小区居委会的重点关注对象。每天，单元楼的楼组长都会上门去看看她的情况。
2024年12月底的一天，楼组长敲门时，顾梅娣没开门，但发出了求救声。原来，她已摔倒在地，好几小时动弹不得。居委会工作人员立刻联系了民警和专业开锁人员将门打开，迅速扶起顾阿婆，并把她送进了医院。
由于穿得厚，这一跤并未对顾阿婆造成大碍。但从医院回来，居委会觉得不能再让她处于独居状态了，便帮她联系了长护险护工住家照顾她。顾阿婆觉得住家保姆太贵，坚持要换成钟点工，可居委会认为请钟点工上门，顾阿婆还是会有大量的时间身边没人。最终，顾阿婆提出了入住养老院的想法。
可入住养老院需要办手续签合同，合同需要监护人签字，终身未婚、无儿无女也没有近亲属的顾阿婆，不知道该找谁来签这个字。一筹莫展之际，居委会工作人员想到了意定监护，于是联系上了苏晓丹——上海市普陀大道商事调解中心的理事长（简称普陀大道）。
彼时的顾阿婆尽管已年过九旬，但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清晰，与人交流毫无障碍，日常行走生活起居完全自理。了解情况后，她完全同意普陀大道担任自己的监护人。
苏晓丹经过认真评估后，觉得顾阿婆完全符合申请意定监护的前提条件：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顾阿婆成了普陀大道创立以来接手的第一位意定监护委托人。苏晓丹觉得每一步都需要严谨、规范，而普陀大道又缺乏经验，于是她找到了上海市普陀区公证处公证员李辰阳带领他们一起探索。
苏晓丹和李辰阳一起详细询问了顾阿婆，并查证了顾阿婆在居委会和派出所登记的信息、档案，确认了她确实一生未婚未育、无儿无女，与哥哥姐姐也早已失联。于是，顾阿婆和普陀大道在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监督和见证下，经协商沟通后，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和《意定监护协议》。
协议内容详细约定了双方的权责，主要涉及被监护人的人身照护、医疗决策、财产管理、后事安排等重大事项。顾阿婆家钥匙的保管权，顾阿婆入住养老院的生活规划，以后的医疗计划，生前预嘱（指人们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预先签署的指示文件，用于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措施），后事如何处理……甚至包括入住养老院后，顾阿婆在代理阶段和监护阶段，分别需要监护人普陀大道多高频次的探望，都在合同里写得清清楚楚，并进行了公证。
“公证书有30多页，每一条我们都需要给被监护人解释清楚。跟顾阿婆花了半天才解释清楚。基本上每个被监护人，都至少需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协商核对。”苏晓丹告诉《中国慈善家》。
就这样，普陀大道成为了顾阿婆的代理监护人。2025年2月，普陀大道办好公证书的第二天，就顺利将顾阿婆送进了她家附近的养老院。
为了保证监护效力，普陀大道在办理意定监护业务时，都会建议被监护人指定一个监督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组织机构，主要监督监护人的履职状况）。顾阿婆并未指定监督人，但普陀大道想要做得尽可能做得完善、规范，所以，他们把居委会当作实质上的监督人，为顾阿婆办理的任何事项，普陀大道都会告知居委会，并登记报备。
500万元遗产成难题
尽管顾阿婆只要求普陀大道在代理阶段，每个月探望她一次即可。但苏晓丹觉得他们和顾阿婆很有感情，每周，她都会亲自去养老院，或者派社工去探望顾阿婆。跟她聊聊天，了解她的身体状况，饮食需求等照护事项，再跟养老院沟通。
顾阿婆的状态一直很好。但谁也没料到，2025年3月的一天，普陀大道接到养老院的电话，顾阿婆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作为监护人，普陀大道手持公证书，很顺畅地为顾阿婆办理了后事。“从办理死亡证明，到遗体火化，整个后事处理过程都一路绿灯。”苏晓丹说。她觉得这有赖于近两年，各部门对意定监护的知晓率和接受度变高了，也有了相关工作经验。
安葬好顾阿婆，接下来要做的就是遗产管理了。苏晓丹、李辰阳和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花了将近两个月，才把顾阿婆的遗产清算完毕，并制作了遗产清单。
图｜AI合成
住进养老院之前，顾阿婆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息，只借天光不开电灯。上海潮湿阴冷的冬天，她宁愿穿很厚、睡觉盖三床棉被御寒，也舍不得开空调。凭着这样极致的节俭，顾阿婆留下了价值约500万元的钱财和房产，这笔巨额遗产，让苏晓丹和李辰阳犯了难。
顾阿婆生前就给自己买好了墓地，她说想把所有遗产全部捐赠给社会用于公益事业，但至于捐给谁、怎么捐，并没有考虑好。当苏晓丹和李辰阳建议她立遗嘱时，她却开玩笑说：“我才90多岁，还有10年呢，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吧。”因此，苏晓丹和李辰阳清点顾阿婆的遗物时，连一张小纸片都没放过，希望能找到老人的遗嘱。但很遗憾，老人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缺乏遗嘱，造成了这起意定监护案例里最大的难点和遗憾。作为顾阿婆的意定监护人，普陀大道在此时充当了遗产管理人的角色。尽管顾阿婆生前表达过将遗产捐赠给社会的公益心愿，但李辰阳知道，意定监护案件里的遗产继承，即便有遗嘱，都极有可能产生纠纷，被监护人的法定继承人和意定监护人大吵大闹、对簿公堂的案例多的是。他经手的第一起意定监护案例里，88岁的孤老马某去世后，照料他多年的水果摊主刘某按照早已签订好并公证过的《遗赠扶养协议》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继承马先生的遗产，便遭到了马某的姐妹、外甥等亲属的质疑，双方闹上了法庭。
有人主张按照顾阿婆的心愿，将她所有遗产捐赠出去，让这笔遗产“活”起来。但李辰阳力排众议，坚决依法办事，他认为在没有有效遗嘱的情况下，就该由法定继承人来继承遗产。这一阶段，只能说顾阿婆的法定继承人还没出现，不能确定她就一定没有法定继承人。
李辰阳和苏晓丹查看老旧档案，弄清了顾阿婆的身世：生于1934年的顾阿婆很小就成了孤儿，而后被一位顾姓地主收养，并被取名为顾梅娣，和她一起被收养的还有一个男孩，名为顾梅根。顾梅根长大后和地主的独生女结了婚，顾梅娣便离家独自谋生，并逐渐与哥哥姐姐失去联系。经调查，顾梅根夫妇也早已去世，他们的女儿就是顾梅娣阿婆的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但身份、去向均无从查证。
有了这些信息，李辰阳和普陀大道开始寻找顾阿婆的法定继承人。他们发推文、上电台、电视台，在上海的正规媒体上发公告。很快，顾阿婆“500万元遗产寻找继承人”的话题登上热搜。
这条寻找遗产继承人的启事引来了各路骗子：有人编造顾阿婆欠款百万的谎言，有人编造走失经历，还有人乱攀亲戚却连顾阿婆的性别都搞错了……
艰难寻找4个月后，顾阿婆的侄女，也就是她唯一的法定继承人出现了。存款、房产、墓穴证，每一项都交接完毕后，顾梅娣和普陀大道之间的协议才算履行完毕。普陀大道在签协议时收取了顾阿婆一年的代理服务费（500元/月，一年共计6000元），但顾阿婆却在普陀大道接手不到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普陀大道将剩余的服务费退还回去，并入其遗产中，交给了其侄女。一切都处理得清清楚楚。
然而，没有完成顾阿婆生前的公益心愿，成了李辰阳和苏晓丹的心结。他们与顾阿婆的侄女沟通协商，最终，继承人从所得遗产中拿出了20万元用于公益捐赠——10万元帮扶困境监护老人、10万元救助受家暴未成年女性。这样的处理，最大程度地实现了老人的公益心愿，弥补了一些遗憾。
提早规划，趁自己还清醒
意定监护最早在出现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是2013年被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7年，《民法总则》首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预先设定监护人，这一改动将其适用范围由老年人扩大至所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延续了这一“意定监护制度”，并对监护人履职原则、监护人资格认定、监护资格撤销情行等作出了明确规定。
2020年8月，《民法典》颁布不久之后，我国第一家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上海闵行区尽善社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随后，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开展意定监护业务。2021年8月，上海市普陀大道社会公益发展中心（现已更名为普陀大道商事调解中心）成立。
普陀大道的理事长苏晓丹是一位律师，身兼上海多个居（村）委会的法律顾问，有着多年的基层普法经验。多年的法律从业经验，苏晓丹经手过各种关于老年人、心智障碍群体的监护问题、遗产继承问题等棘手难题。
这些案件中，当事人有的是失去亲人的患有精神病的老人，有的是因为找不到亲属签字而没办法办理死亡证明的身故人士。他们的共同难题是没有法定监护人，而解决这个问题困难重重。苏晓丹觉得自己该做点什么，来推动意定监护制度的发展。于是，她联合其他几位律师同行，共同发起成立了这家社会组织，在商事调解之外，也长期开展为老服务及保障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等公益工作。
尽管从成立的第一天起，普陀大道就将意定监护作为重点推广的业务之一，苏晓丹和同事们不厌其烦地去上海各居（村）委会推广普及意定监护，但直到2025年顾阿婆的出现，普陀大道才落地第一起意定监护案例。“在机构成立的前两年，咨询的人都很少。”苏晓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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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做意定监护，落地如此艰难，究其原因，苏晓丹认为一是意定监护在我国推行时间不长，即便上海在推动意定监护时走在前列，大众的知晓率也远远不够；加上前几年很多养老机构、养老产品的暴雷，也让不少老人对从事养老服务的机构失去信任；此外，无论是选择社会组织做意定监护人，还是做监督人，被监护人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不少节俭的老年人就会舍不得花那个钱，或者一定要等到十分紧迫了才会考虑。
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老人，还是更倾向基于人情往来选择亲属或者熟人做自己的意定监护人。
有一位离婚多年的独居男性老人，孩子早就不跟他联系了。老人找到普陀大道咨询意定监护的事，他说自己的目的就是想找个人在他做手术时帮忙签字。他以前做小手术都是找楼上邻居给他签字，这次也是小手术，依然想让邻居签，但其邻居年龄也大了，并且最近去外地和子女一起生活了。咨询完毕，老人陷入了纠结，走的时候说了句：“等他（邻居）回来再做（手术）。”
“既然可以选择个人，我为什么要选择你们社会组织来做我的意定监护人呢？”这个问题是苏晓丹被问频率极高的问题，每次，她都会一一列举社会组织承接意定监护业务的优势。
在她看来，相比于自然人，社会组织首先人多力量大，稳定性更强。她说：“自然人，你托付给他（她）之后，他（她）可能会生病、出国、出意外……不确定因素太多了，而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意定监护的中断或者无法履行。而我们社会组织人多，这个社工不干了，再换个社工就是了。”另外在被监护人住院或者进ICU抢救等极端情况下，可能需要长时间等待照护，社会组织就比自然人更容易实现轮班。
其次，社会组织开展意定监护业务，必须先去民政部门登记，这就比自然人多出了一重监管。
随着老龄化社会、长寿时代的到来，以及不婚不育人士的增多，意定监护的需求量会越来越大。“顾阿婆他们社区，老年人占比53%——55%，已经进入超老龄状态了。”苏晓丹说。
这两年，苏晓丹能明显感受到，关于意定监护的咨询量大幅提升了，意定监护这个概念正随着一些社会热点事件引发热议，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上海市公证协会近期在其微信公众号上提到了一个数据：2021年至今，上海市已累计办理意定监护公证1400余件。
办完顾阿婆的意定监护案例后，普陀大道迎来了更多咨询者。最近，他们以监督人的身份接到了第二起意定监护业务，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养残”家庭——70多岁的父亲，照护一双患有精神疾病的成年子女。
苏晓丹发现，近年来咨询的人里面，有不少是40出头、打算不婚不育的人士。尤其今年，“上海46岁独居女子蒋女士离世案”和“上海44岁独居男子毛先生病重取不出救命钱”的新闻先后引发热议，这部分人群逐渐意识到，意定监护对于他们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不过，大部分前来咨询的人都还停留在咨询阶段，“还是觉得没那么紧迫。”苏晓丹分析道。她依然建议，对意定监护有需求的人士，无论年老年轻，无论是选择个人还是选择社会组织做监护人，都该趁早了解趁早打算，趁着还清醒，提早为自己做主。
作者：王卫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IC
图片编辑：张旭
值班编辑：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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