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奎一
1970年初，一批装着仪器、图书和档案的木箱陆续运抵合肥。
它们来自北京。此前一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接到外迁通知，学校曾在河南、江西等地寻找新校址，均未谈成。部分师生一度抵达安徽安庆，当地条件难以容纳一所完整大学，安徽省随后决定将学校安置到合肥，校址选在原合肥师范学院。
这场搬迁持续了近十个月。学校组织货运70余次，装运仪器、器材、图书和档案约3.5万箱，职工、学生和家属客运约6000人次。抵达合肥时，学校损失了约三分之二的仪器设备，教师队伍大量流失。实验室需要重建，校舍不够，师生在校园里烧砖建楼。中国科大校史资料记录了这段过程。
1970年10月，中国科大基本完成从北京南迁至安徽原合肥师范学院校址的搬迁任务
当时没有人用"科技产业"来描述这次迁移。它首先是一项高校安置工作，合肥提供的是校舍、土地和基本生活条件。但从这批木箱落地开始，合肥的科技产业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彼时的合肥是一座典型的内地省会：1949年设市时人口约6万，工业以纺织、机械、化工为主。五十多年后再看，合肥科技产业的起点，是一所大学。
一座城市先有了科学家
中国科大创办于1958年，采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式：学校由中国科学院创办，各系主任多由中科院研究所负责人兼任，学生较早进入科研一线。南迁合肥的，除了师生和设备，还有这套连接教育与科研的组织方式。
七十年代末，科大曾多次酝酿迁回北京或迁往沿海，安徽方面尽力挽留，方式是资源倾斜。合肥当时电力紧张，全市分片停电，科大被列为优先保电单位；合肥地处集中供暖分界线以南，全城没有暖气，安徽为科大单独安装了供暖系统，科大成为合肥第一个供暖单位。
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科大创办少年班，同年设立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这一时期，科大完成了在合肥的重建。
以板凳垫脚做题的少年班学生（资料图片）
学校迁入后，电子工业部第十六、第三十八、第四十三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先后在合肥布局。到1985年，合肥已有省级以上科研院所64家，分属中国科学院、中央部委、安徽省和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研究方向覆盖光学、等离子体、电子信息、固体物理和精密机械等领域。中央网信办梳理的合肥发展史显示，这批机构构成了合肥早期科研体系的主体。
科研机构的增加没有立即变成产业规模。七八十年代，科研院所主要承担国家任务，地方工厂按照另一套生产体系运行。科研、教育和工业之间存在联系，但人员、资金和成果转化仍有明显边界。这一阶段留下的主要资产，是实验平台、学科和工程人员。
1983年，国家计委批准在中国科大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工程于1984年开工，1989年建成出光，1991年通过国家验收，这是国内第一台依托高校建设的专用同步辐射光源。合肥光源运行资料显示，其一期工程投资8040万元，1999年至2004年间又实施了二期建设。
国家计委下发中国科学院《关于建设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的复函》
在合肥西郊董铺水库边，等离子体物理、光学精密机械、固体物理等研究机构逐渐聚集。1998年，"科学岛"成为这一片区的正式称呼；2001年，中科院合肥分院及三个研究所整合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这些装置和机构服务的对象并不限于合肥。同步辐射光源向全国科研团队开放，等离子体研究面向国家核聚变计划。1998年立项、2000年开工的全超导托卡马克EAST，于2006年建成并投入实验运行，此后稳态强磁场等装置陆续落地。
大科学装置带来的首先是科研项目、工程经验和人才流动，而不是产值。它们需要超导材料、低温系统、真空设备、高功率电源、精密控制和测量仪器，参与建设的团队由此积累了一批可供后续工程化使用的技术。
到九十年代末，合肥聚集的科研存量包括一所中科院直属大学、一个国家实验室和一座集中了十余个研究所的科学岛。这些资产在当时并未直接转化为经济总量：2000年合肥GDP约325亿元，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排名靠后，不到南京的三分之一。
科研城市之外，合肥补上制造业底盘
合肥并非从中科大到来后才有工业。
江淮汽车的前身创办于1964年，1968年试制出安徽第一辆载货汽车；八十年代以后，江淮逐步形成客车底盘和商用车业务。江汽集团大事记记录了这条从地方汽车厂到整车企业的路线。
注：1964年，巢湖汽车配件厂成立
注：1968年4月，第一台“江淮”牌载货汽车诞生
家电是另一条工业线索。九十年代，荣事达洗衣机、美菱冰箱都曾进入全国销量前列。2000年前后，两家企业先后陷入经营困难，荣事达与美泰克的合资终止，美菱几经易主。本土品牌退潮之后，合肥转向承接产业转移：2005年起，海尔、美的、格力、长虹陆续在合肥设立生产基地，土地、劳动力成本与邻近长三角的区位是主要筹码。
2011年，合肥家电四大件产量超过青岛、顺德，居全国城市第一。冰箱、洗衣机、空调和电视整机制造，为当地沉淀了模具、注塑、压缩机、金属加工和物流配套。
空间载体在九十年代确立。1991年，合肥高新区成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之一；合肥经开区成立于1993年，2000年升为国家级。高新区主要承接科研机构、软件企业和技术创业，经开区更多承载家电、汽车与装备制造，科研和制造由此获得各自的空间。
1991年合肥高新区正式授牌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从高校和研究机构中走出的企业。1997年，曾在合肥工业大学任教的曹仁贤创办阳光电源，最初聚焦光伏逆变器，后来这家公司的逆变器出货量多年居全球第一。
1999年，科大讯飞的前身从中国科大语音实验室起步，在读博士刘庆峰带队，早期依靠语音合成引擎向华为、中兴等厂商授权收费，2008年在深交所上市。两家公司走的是相对传统的技术创业路径：实验室人员进入市场，在较长时间内寻找应用和客户。
早期，中国科大讯飞的办公地
但对一座城市而言，单个创业项目不足以改变产业结构。合肥下一阶段的变化，来自另一种工具：以政府投资平台参与大型工业项目。
京东方项目改变了招商方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扩散，液晶面板行业处于下行周期。国内电视整机产能已经形成，大尺寸液晶面板却主要依赖进口，"缺屏"是整个中国家电和电子工业的共同缺口。合肥已有家电产业，恰好缺少显示面板这一上游环节。
当年9月，京东方与合肥市政府及两家市属国资平台签署投资框架协议，计划建设第6代TFT-LCD生产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其中项目资本金90亿元，其余通过银团贷款解决。合肥方面承担资本金筹措和融资支持，资金经过定向增发、项目公司和银行贷款进入产线建设。当年合肥全市财政收入约300亿元，为保障出资承诺，地铁建设计划一度搁置。
最终，社会资本参与了京东方定向增发，合肥国资实际投入规模低于最初的兜底额度。2009年4月项目开工，2010年合肥6代线量产，成为中国大陆首条自主建设的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科技部公布的项目资料显示，合肥国资随后在股份解禁后实现退出，并取得投资收益。
这次合作包含几层关系：地方政府不只提供土地和税收优惠，也通过国资平台成为股东；企业不仅建设工厂，还要将产线、人员和上下游采购落在当地；项目投产后，国资可以继续持有，也可以退出，把资金用于下一轮项目。
随后，京东方在合肥追加8.5代线，又于2015年开工全球第一条10.5代线，单条线投资458亿元。康宁、彩虹、法液空等玻璃基板、偏光片、驱动电路和装备企业相继落地，合肥形成了从玻璃基板到整机的显示产业链。此前的家电整机产业为面板项目提供了邻近市场，面板项目反过来补上了合肥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上游环节。
京东方在合肥投资400亿元建设全球首条第10.5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TFT-LCD）生产线
同一区间，整机制造继续加码。2011年，联想与仁宝合资的联宝科技落户合肥经开区，后来成为联想全球最大的PC生产基地，年营收超过千亿元，多年位居安徽进出口额第一。
后来被概括为"合肥模式"的做法，并非一套固定模板。不同项目的股权比例、融资结构和退出安排各不相同，共同点是地方国资从补贴者、土地提供者，变成了项目资本的一部分。
从一条产线，转向多条产业链
显示产业落地后，合肥把类似工具用于集成电路。
2016年，合肥产投与兆易创新共同启动存储器项目，后来形成长鑫存储，业务指向DRAM的研发、生产和销售。DRAM市场彼时由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家占据九成以上份额，中国大陆没有量产能力。
长鑫以从奇梦达获得的技术授权为起点，2019年宣布19纳米工艺DDR4内存芯片量产，项目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与面板类似，存储芯片也是资金密集、设备密集且强周期的制造业；区别在于，长鑫不是给原有家电产业补一个零部件，而是在合肥增加了一条新的工业主线。此后，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企业开始围绕项目布局。
同期，合肥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层。2012年，安徽省、中国科学院、合肥市和中国科大四方共建的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挂牌运行，它既不是传统院系，也不是生产企业，主要承担联合研发、工程验证、企业孵化和人才培养。
先研院公开资料显示，这一机构试图连接实验室成果与企业生产之间的工程化阶段。2014年，合肥市与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共同成立中科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承接科学岛的技术转化。高新区的基金、孵化器和研发平台逐步增加，城市支持产业的方式由少数重大项目延伸到早期企业。
科大讯飞所在的智能语音产业也被纳入园区化建设。"中国声谷"成为工信部与安徽省共建项目，围绕语音识别、人工智能软件、教育和政务应用集聚企业，入园企业超过两千家。这条路径与面板、存储不同：核心资产是算法、数据、软件人才和应用场景，生产线的重要性相对较低。2022年之后，讯飞转向大模型，发布星火系列。
于是，合肥科技产业出现几种并行结构：大科学装置支撑基础研究，大学和院所提供人才与技术，开发区承载制造，转化机构完成工程验证，国资平台参与企业融资。
量子产业：从论文到设备公司
量子信息是中国科大与合肥联系最紧密的技术线索。
2001年前后，潘建伟团队在中国科大建立光量子实验平台。相关研究最初属于基础物理和信息科学，产业应用并不清晰。随着量子密钥分发等技术进入工程实验，设备研制、网络建设和安全应用开始形成独立环节。
2009年，技术源自中国科大的国盾量子成立；2011年，合肥城域量子通信试验示范网投入建设。2016年8月，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发射。2017年，连接北京、济南、合肥和上海、全长2000余公里的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开通。中国科大项目资料显示，该项目以中国科大为建设主体，并在合肥完成全网技术验收。2020年，国盾量子在科创板上市。
量子计算分出另一条企业线。2017年，本源量子在合肥高新区成立，技术团队来自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业务覆盖量子芯片、测控设备、操作系统和量子计算云平台。合肥高新区的云飞路先后聚集二十余家量子领域企业，当地称之为"量子大道"。
合肥高新区量子大道（云飞路）
这些企业与实验室之间仍保持人员和项目联系，但经营目标已经不同：论文和实验验证之外，还要解决设备稳定性、批量生产、客户采购和售后服务。量子产业目前的市场规模无法与家电、汽车或显示面板相比，它在合肥产业结构中的作用，更多表现为科研成果工程化的样本。
汽车产业的第二次重组
汽车是合肥原有的制造业，新能源汽车使这条产业线重新组合。
江淮提供了整车制造、供应商和产业工人的基础。电动化之后，动力电池、电驱系统、功率半导体、软件和智能座舱进入供应链，汽车与电子信息产业的交叉增加。
2020年4月，由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国投招商和安徽省高新投等组成的战略投资者，与彼时现金流紧张、多轮融资谈判先后中断的蔚来签署投资协议，向蔚来中国投入70亿元。
这是在安徽省合肥市新桥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园蔚来第二工厂拍摄的新能源汽车生产线（2024年5月9日摄）
蔚来将中国境内的研发、供应链、销售服务和能源业务等资产注入合肥主体，中国总部落户经开区。
蔚来公告披露了这套交易结构。此后蔚来股价回升，合肥国资部分退出，并在新桥建设整车与核心零部件园区。
这笔投资延续了京东方项目中的若干做法：国资以股权进入，企业把核心业务主体落在当地，整车项目再带动零部件企业迁入。不同之处在于，新能源汽车的产品迭代更快，企业对软件、品牌和销售网络的依赖更高，地方产业政策需要同时处理制造能力和消费市场。
整车项目随后密集落地。2020年12月，大众汽车增资入股江淮汽车与国轩高科，设立大众安徽，这是大众在华第一家控股合资公司；2021年，比亚迪在长丰县下塘镇建设整车基地，从签约到整车下线用时约10个月。2024年，合肥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130万辆。动力电池与光伏构成配套层：国轩高科从合肥本土起家进入大众供应链，阳光电源的逆变器业务与储能业务同步扩张。原有的显示面板、集成电路和人工智能企业，也开始在车载屏幕、存储芯片、语音交互和能源系统中与整车厂发生联系。
从"科学岛"到国家科学中心
2017年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布局能源、信息、材料、生命、环境和先进制造等领域。合肥由单个大科学装置所在城市，进入国家层面的综合科研平台建设序列，成为继上海之后的第二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这一变化继续扩大科学岛周边的空间。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大科学装置集中区、深空探测实验室等项目相继建设。2025年1月，EAST实现上亿度、1066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模等离子体运行，自2006年建成以来，这套装置已经运行十余万次。中国科学院公布的数据给出了这条基础研究线的最新节点。
账面上的变化如下：合肥GDP在2000年为325亿元，2010年2702亿元，2020年首次突破万亿，2024年约1.35万亿元，全国城市排名从2000年的80名开外升至第19位左右；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约450万增至突破千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8000家，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居全国城市前列。
从1970年到今天，合肥的科技发展大致经历了四层叠加。第一层是中国科大和一批科研院所迁入，城市获得科研人员、学科和实验室；第二层是同步辐射、核聚变和强磁场等国家设施建设，形成长期科研工程能力；第三层是高新区、经开区以及家电、汽车制造业扩张，为技术产业化提供空间和生产体系；第四层是国资平台、产业基金和新型研发机构进入，将招商、融资、工程验证和企业落地连接起来。
这些层次并非按照一张预先完成的蓝图依次展开。科研机构与地方产业之间曾长期分离，家电和汽车也不直接来自中国科大的实验室；京东方、长鑫和蔚来的落地，与特定行业周期、企业融资需求和地方资本能力有关。几个关键项目都横跨了多届政府任期：京东方从签约到10.5代线投产历经三届市政府班子，长鑫从设立到量产用了四年，蔚来注资时，合肥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布局大众合资项目已有铺垫。
合肥今天同时拥有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显示面板、存储芯片、光伏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多条历史路径在同一座城市中的汇合。它们仍面对各自的周期：面板价格波动，存储芯片需要持续追赶制程，新能源汽车竞争加剧，量子技术仍在寻找更大规模的商业应用。
1970年运抵金寨路的那批木箱，并没有直接装着这些产业。箱子里是仪器、图书和档案。此后的五十多年，大学、研究所、开发区、工厂和投资平台不断在它们周围增加新的结构。合肥科技产业的历史，正是这些结构逐层形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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