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农夫山泉创始人钟睒睒在央视财经《对话》节目中直言，电商平台是“更霸道的中间商”。两天后，财经作家吴晓波公开发文《我为什么无法认同钟睒睒的说法？》，认为钟睒睒“看到了疾病，却给错了药方”。一场关于电商是非功过的公开争论就此展开。 钟睒睒的逻辑链条并不复杂。他认为电商平台打着“去中间化”的旗号消灭了传统中间商，自己却成了掌控定价权和流量分配权的“更强势的中间商”。真正的交易平台费率是恒定的，但电商平台可以对每一单交易进行价格调整和流量干预。这个“中间商无处不在，把城市的很多零售商都‘杀’光了”。他进而认为，电商的价格内卷已经伤害到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吴晓波认同钟睒睒对平台“黑箱性”规则的指责，也认同平台压缩了供应链利润。但他不能认同的有三点：其一，钟睒睒把电商与其他商业形态进行了敌我矛盾式的对立；其二，他把电商与实体经济同样进行了敌我式的对立；其三，他把民众消费完全归拢于“物质消费”，认为电商发达与城市经济繁荣是零和游戏。他进而指出，真正应该被指控的，是新闻的“死亡”和监管的缺失。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关于电商平台是否“霸道”的争论。但将视角放在中国商业史的时间轴上观察，会发现钟睒睒与吴晓波各自站立的坐标，远比这场争论本身更有意味。 **“中国首富”也怕包邮到家？** 钟睒睒的批评，并非一时兴起。从2024年底至今，他对电商平台的批评几乎没有停过。 2024年11月，他在江西赣州点名批评某电商的价格体系“对中国品牌和产业是一种巨大伤害”；2025年年初，他连发三条朋友圈，将“四大电商平台”称为“中国经济的绞肉机”“中小经营户的周扒皮”；2025年4月，他再度发文，称“全国的农民兄弟及整个传统产业都在为互联网平台打工”。 每一次发声，措辞都在升级。从“伤害”到“绞肉机”再到“打工”，情绪在叠加，但核心关切始终是线下渠道的生存空间正在被侵蚀。 而这种关切，与其商业版图紧密相连。农夫山泉的收入，主要来自受到电商冲击的线下经销商体系。 据农夫山泉招股书显示，2017年至2019年以及2020年前5个月，公司通过经销商分销的收益占总收益的95%、94.6%、94.2%及93.6%。截至2020年5月末，农夫山泉通过4454名经销商覆盖了全国243万个以上的终端零售网点。国泰君安研报指出，到2023年末，公司经销商数量已增至5000家左右，网点数量超过300万个。 钟睒睒曾明确要求，公司电商渠道销售收入占比不能超过5%。“不然线下小店怎么养，小店老板们卖什么？”2025年财报显示，农夫山泉全年营收525.53亿元，95%收入来自线下经销商体系，电商占比严格控制在5%左右，远低于饮料行业14.1%的平均线上渗透率。 这是一张用三十年时间编织而成的线下网络。从城市便利店到乡镇小卖部，300万个终端网点构成了农夫山泉最深的护城河。电商的崛起，不仅在改变一个渠道，而是在动摇这座商业大厦的地基。 从某个角度看，钟睒睒的判断有其现实依据。2026年以来，一系列平台经济领域的大案要案密集落地：4月，市场监管总局对7家电商平台开出35.97亿元巨额罚单；6月，货拉拉被督导落实反垄断合规整改，向司机退还1.2亿元不合理费用；7月，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被罚没51.79亿元。这些事例共同指向一个事实：平台经济在狂飙突进中，确实出现了偏离初心的现象。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电商平台也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它打破了传统商业的地理与时间壁垒，让偏远地区的农产品能够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为无数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创业者提供了低门槛的创业舞台。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2014年至2019年，中国软饮料市场电商渠道的复合年增长率为12.9%，远高于传统渠道的3.5%。电商渠道等新兴销售渠道为整体市场增长作出了贡献，国外沃尔玛和亚马逊也是携手再攀新高。 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钟睒睒对电商的批评如此持续且激烈——他不是在为一个抽象的“实体经济”代言，他是在为自己的商业基本盘发声。2026年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以5439亿元蝉联中国首富，钟睒睒以4416亿元位居第二。两种财富增长模式的此消彼长，或许比任何理论分析都更具说服力。 钟睒睒恨的不是电商本身，他恨的是电商正在瓦解的那个世界——那个由层层分销、信息不对称和渠道壁垒构成的旧商业秩序。在那个世界里，农夫山泉曾是规则的制定者。 **一个恨平台抢生意，一个恨平台没规矩** 吴晓波作为知名财经作家，他本身就是互联网内容经济的受益者。从2014年开通公众号至今，他构建了一个以知识付费、内容分发为核心的商业模式。他笔下的中国商业史，从改革开放初年的“罐头换飞机”写到90年代的国企改制阵痛，这种历史叙事本身，就建立在互联网传播的基础之上。 吴晓波对钟睒睒的批评，实际上指出了一个问题：钟睒睒的论述中，缺少一个关于“未来”的答案。他看到了旧秩序被摧毁的痛苦，却没有回答新秩序该如何建立；他看到了平台权力的滥用，却没有区分“平台本身”与“平台的失序”。在吴晓波看来，真正的问题不是电商太强，而是监管太弱、新闻太静、规则太模糊。 这场争论的深层意义在于：当一个靠线下渠道白手起家的首富，与一个靠互联网内容成名的作家，围绕同一个议题给出截然不同的判断时，折射出的其实是两种商业文明的碰撞。钟睒睒代表的是制造业时代的渠道逻辑——层层分销、深度分销、终端为王；吴晓波代表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流量逻辑——内容驱动、平台分发、用户直达。 两者之间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利益坐标的不同。而中国经济要走出这场争论，需要的不是站队，而是理清规则：如何让平台经济保持活力，又不让它成为新的垄断者；如何让线下渠道继续生存，又不让它成为效率的绊脚石。这盘棋的答案，或许比钟睒睒的愤怒和吴晓波的清醒，都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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