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7年去的沙特，跟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去那边盖房子。走之前我对沙特的认识等于零，就知道那地方热，有钱，规矩多。老婆不让我去，说太远了，万一出点啥事家里连个主心骨都没有。我说能出啥事，干两年就回来，那边工资开得高，一个月顶在家里干半年。她没再吭声，低头给我收拾东西，往箱子里塞了十包榨菜、五瓶老干妈，还有两双她纳的千层底布鞋。
到了利雅得，热是第一个下马威。下飞机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被塞进了一个刚熄火的面包车车厢，闷、烫、喘不上气。接我们的人是个巴基斯坦司机，开一辆破中巴，空调基本是摆设。车窗外头全是土黄色的，房子是土黄色的，地是土黄色的，天也是灰蒙蒙的黄，见不到一点绿。
宿舍在城郊一片工棚区，铁皮房子，上下铺，一个屋挤八个人。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合着汗味、脚臭味、清凉油味的复杂气体扑面而来。我的上铺是个山东人，叫老马，比我早来半年，已经晒得跟当地人一个色号了。他看我进来，从上铺探下头说了句：“新来的？晚上睡觉前把凉席用湿毛巾擦一遍，能凉快俩小时。”
工地在市区边缘，给一个沙特本地商人盖私人住宅，说是住宅，其实就是个小庄园，光围墙就圈进去六亩地。雇我们干活的中国工人有二十几个，还有一帮印度人干杂活，几个埃及人搞水电。工头是个青海人，姓周，话不多，每天最早到工地最晚走，裤腰带上挂一串钥匙走起路来哗啦哗啦响。
头一个月，我跟那个沙特雇主一句话没说过。他偶尔来工地，开一辆黑色的雷克萨斯越野车，车一停，司机先下来开车门，然后一个穿白袍的中年男人从后座下来，戴着红格子头巾，身形偏瘦，走路很快。他在工地上转一圈，跟周工头用英语说几句，看都不看我们这些干活的工人一眼，转完就走，前后不超过十分钟。
不是他傲慢，是那地方就那个习惯。本地人跟外国人之间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墙。你去超市买个东西，收银员先招呼穿白袍的，哪怕你排在前面也当没看见。你在路边等车，出租车先停在本地人面前，人家不上车才轮到你。工地门口的保安，一个苏丹老头，看见我们中国工人出来买水，总要多翻一遍我们的口袋，好像我们天生就长了贼骨头。
有一次下了工，我跟老马去市区买菜。我俩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等车，旁边站着一个本地中年妇女，全身黑袍只露两只眼睛。一辆公交车停下来，车门打开，司机指了指那个女的让她先上，然后又把车门关上了。我俩站在路边，愣是又等了二十分钟下一趟。老马见怪不怪，说这算啥，上回他坐出租车，司机绕了三圈才把他送到地方，多收了他两倍的钱。他找司机理论，司机就一句话：“这里是沙特。”
我问老马，他们凭啥这样。老马说，凭人家生在这地方，地下有油，兜里有钱。咱们是来干活的，把活干好，拿钱走人，多余的气不要生，生也白生。
我嘴上没反驳，心里憋着一股劲。人活一口气，走到哪儿被人当成二等人对待，那滋味比挨揍都难受。
事情的变化，是从一次意外开始的。
那天工地上给二楼的露台铺大理石，一块石料没固定好，从脚手架上滑下来，砸在一个印度工人的脚背上。那人当场就站不住了，脚背肿起老高，疼得脸煞白。工头赶紧叫人把他往医院送，可现场还有十几块石材堆在半空中，吊机还在转着，风一吹，钢索嘎嘎响，看着就悬。
几个印度工人吓得不敢上去了，往后退。埃及水电工也在旁边站着看，没人动。我抬头看了看脚手架上的情况，是固定卡扣松了一个，不复杂，但得有人爬上去重新扣紧。我放下手里的铲子，跟周工头说了句“我去”，然后戴上手套攀上了架子。
其实没啥技术含量，就是拧紧几个螺丝的事。但那天的风确实大，脚手架在十二米高的地方晃得跟船一样。我趴在横杆上干了二十来分钟，汗把眼睛腌得生疼，等全部加固完下来的时候，两条胳膊抖得端不住水杯。
底下围着的人都没散。周工头递给我一瓶水，啥也没说，拍了一下我肩膀。那几个印度工人看我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冲我竖大拇指，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我拧开水瓶灌了两口，水是温的，但心里头莫名舒坦。
那个礼拜五，穆斯林的主麻日，工地放假半天。那个沙特雇主突然来了，身边跟着一个翻译。他让翻译把我叫到项目部办公室，那是一间集装箱改的活动房，里面有个窗式空调，凉快得跟天堂一样。
雇主坐在办公桌后面，让我也坐下。翻译是个在沙特留学的约旦人，中文说得磕磕巴巴。雇主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那天脚手架上的事，是你主动上去的，还是工头让你上去的？”
我说是我自己上去的。
他看了我一会儿，又问了一个跟工作完全不沾边的问题：“你在中国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我说种地的，河南周口人，在家种小麦和玉米，农闲了出去打零工。
他听完，跟翻译嘀咕了几句，翻译转过头来跟我说：“阿卜杜勒先生说，你不像农民，你像当过兵的人。”
我笑了，说没当过兵，就是从小干活干习惯了，手脚麻利一点。
他听了翻译的转述，嘴角动了一下，有点像是笑又不太像。然后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他问：“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愿意做那些别人不愿意做的工作？”
我想了想说：“因为家里有人等着吃饭。”
翻译翻过去之后，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背对着我站了大概有一分钟。我以为谈话结束了，正准备站起来走，他转过身来，让翻译告诉我，明天开始我不用在工地拌砂浆了，去负责材料管理，工钱不变，还管一顿午饭。
我愣在那没反应过来。材料管理是个轻省活，不用顶着太阳搬砖和水泥，在库房里点点数、记记账，以前都是懂英语的工头心腹才能干的。我一个第一天进工地时连“材料清单”四个字都不会写的人，他凭啥交给我。
我说我怕干不好，他说你脚手架都敢上，管个库房能有多难。
从那天起，我的工作变成了坐在集装箱库房里，对着清单核对钢筋水泥瓷砖卫浴的数量和型号。我确实干不好，头几天把两种型号的螺丝搞混了，被周工头骂了一顿。但我没还嘴，晚上收工以后拿着清单对着实物一个一个认，把不认识的单词抄在小本子上，厚着脸皮去问翻译。半个月下来，我把库房里的东西摸得门清，哪种材料剩多少、什么时候该补货、哪家的水泥标号不对，全装在脑子里。
阿卜杜勒再来工地的时候，会专门到库房坐一会儿。他有时候啥也不说，就坐在那把破椅子上翻翻我的记录本，本子上歪歪扭扭的中文和阿拉伯数字挤在一起，他能看懂数字，看不懂中文，但他每次都翻得很认真。
有一回他来，看见我用废木板钉了个置物架，把原先堆在地上的小五金分门别类码得整整齐齐。他指着架子问翻译，这谁做的。翻译说了是我。他又指指那个架子，对我说了句英语，我听懂了，是“good job”。
后来混熟了，他开始跟翻译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些别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在美国留学，学工商管理，毕业以后回沙特接手家族的地产生意。他说他的美国同学都觉得中国人聪明、勤劳、守规矩，但他一直没有机会真正接触中国人，直到盖这栋房子。他说他之前对中国工人的印象就是“便宜”，现在他发现，“便宜”后面还有很多东西是他以前不知道的。
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工地上之前有一批印度工人，干活也可以，但一到点就走，一分钟都不多待。有一个周五下午，他临时需要把一批刚到货的瓷砖搬进库房，否则放在外面晚上被露水打了要坏。他去找印度工人，人家说今天礼拜，不是工作时间，给加班费也不干。他没办法，正发愁的时候，看见我们几个中国工人自己就过去搬了，没人招呼，也没人提加班费的事。
他说这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不是因为省钱，是因为那种“出了事有人顶上去”的感觉，他在很多地方的工人身上都没见过。
我说这没啥，我们农村盖房子都是互相帮忙，谁家上梁，全村出力，从来不算工钱。
他让翻译把我这句话翻了三遍，好像要确认自己没听错。
房子盖了八个多月，主体完工，开始做最后的收尾。阿卜杜勒带着他妻子和孩子来参观，他的小儿子大概七八岁，穿着一身迷你版的白袍，跟在他爸后面有模有样地走来走去。走到正在贴瓷砖的地方，小孩蹲下来看一个中国师傅贴砖，那师傅叫老赵，四川人，贴了大半辈子瓷砖，手艺好得能闭着眼睛把缝对齐。小孩看呆了，蹲在地上半天不起来，老赵冲他笑了笑，从兜里掏出一块糖递给他。
阿卜杜勒的妻子站在后面看着这一幕，黑袍底下的眼睛弯了一下，我猜她笑了。
交工前一天，阿卜杜勒又来了，这次是一个人，没带翻译。他把我叫到已经铺好地砖的客厅里，空荡荡的房间说话都有回音。他掏出一张纸条递给我，打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六个汉字，像是小学生描红描出来的：
“谢谢，你是好人。”
纸是普通的横格纸，字是用圆珠笔写的，笔画很僵硬，“谢”字的言字旁写成了走之底，“好”字的女字旁和子字连成了一个大疙瘩。但我看得鼻子一酸。
他说英语，我听不懂，但我听懂了“thank you”和“friend”，剩下的意思全靠表情猜。他指了指那六个汉字，又指了指我，竖了下大拇指。
我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里，使劲握了握他的手。
回国以后，那张纸条被我夹在一本厚书里，压在箱子底。我有时候翻出来看看，那几个歪扭的字还是当初的样子，墨迹已经有点褪色了。每次看见它，我就想起那个空荡荡的大客厅，一个穿白袍的沙特人用圆珠笔在一张破纸上描汉字的样子。
他描的时候一定很认真。
我猜他之前可能找翻译问了这句话的中文怎么写，然后在纸上练了很多遍，最后才誊到这张干净纸上。他大可以找翻译写，机器打印也行，但他选择了自己写。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写的才算数。
这些年总有人问我，你在沙特待了那么久，你觉得那些有钱的沙特人怎么看咱们中国人。
我说不好概括，每个地方的人都是各种各样的，有看不起你的，也有尊重你的。但我可以告诉你阿卜杜勒这个人怎么看。
在他眼里，中国人大概就是那个敢爬脚手架的人，是那个到点了不回家先把货搬完的人，是那个给陌生小孩递糖的人，是那个把库房收拾得比自家衣柜还整齐的人。
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形象，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堆出来的一个人。但恰恰是这些小事，让他一个跟我在文化、语言、宗教、阶层上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人，愿意坐下来一笔一画地描那六个汉字。
所以你说尊重这东西是怎么来的？不是要来的，不是谈条件谈出来的，也不是谁施舍的。是一件事一件事做出来，一个瞬间一个瞬间攒出来的。你把你手头那点事当成自己的事干，天长日久，别人不是瞎子，都看得见。
我走的那天，工地上的印度工人和埃及工人都过来跟我握手告别。那几个印度人英语说得磕磕绊绊，但“brother”这个词我听得真切。苏丹保安老头也来了，他平时查我口袋查得最勤，那天却攥着我的手不放，眼睛里亮晶晶的。
车开出工地大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们还站在原地。沙漠的风吹得他们的衣服猎猎响，身后的铁皮房子在太阳底下泛着白光。那一排板房，那个堆满水泥袋子的库房，那片我踩了八个多月的沙土地，一点一点变小，最后消失在热浪蒸腾的地平线里。
现在我在老家县城开了个建材店，日子过得不算富，但不欠债了。阿卜杜勒那栋房子盖好以后长什么样，我不知道，这辈子大概也没机会再回去看一眼了。但有时候晚上关了店门，我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会莫名其妙想起那个沙漠里的冬天——沙特的冬天白天也冷，风吹过来干冷干冷的，我们几个中国工人在板房后面捡了些废木料生火，围着火堆烤红薯吃。老马用手机放《走进新时代》，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但大家都跟着哼。
那个画面和那六个歪扭的汉字，是我从沙特带回来的全部家当。比钱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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