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夏天,广西老家的荔枝红得早。

那年我十八岁,在县中读高三。

我叫周远,家在镇外的龙潭村。村后有座矮山,山上种着几十棵老荔枝树。那片树归生产队管,成熟的时候有人看着,平时谁也不许乱摘。

可越是不许,越惹人惦记。

那天下午,太阳晒得瓦片发白。我正趴在堂屋桌上抄英语单词,门口有人轻轻喊我。

“周远。”

我抬头一看,是我同桌陈秋兰。

她站在竹篱笆外,穿着一条浅蓝色的裙子,头发扎成一根辫子,手里拎着个旧书包。

她平时胆子不大,说话也细声细气。那天却像下了很大决心,眼睛亮亮地看着我。

“山上的荔枝熟了。”她说。

我装作没听懂:“熟了又怎么样?”

她把书包往身后藏了藏,小声说:“咱们去摘一点吧。就一点,不多摘。”

我愣了一下。

我和陈秋兰做了两年同桌。她字写得好,数学不好,常常拿笔杆敲我胳膊,让我给她讲题。我们比普通同学熟,可在那个年代,男生女生多说几句话都容易被人起哄。

我说:“被看山的抓住,明天全校都知道。”

她咬了咬嘴唇:“今天看山的是我二叔,他午后肯定去山脚棚子里睡觉。我知道路,从水渠那边绕过去。”

我看着她手里的书包,忽然明白,她连装荔枝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我嘴上说:“你胆子越来越大了。”

她瞪我一眼:“你到底去不去?”

我没再装。

“去。”

我们绕过晒谷场,从村后的小路上山。

那条路窄,两边全是半人高的草。六月底的广西闷热得厉害,草叶子上带着潮气,碰到腿上又湿又痒。

陈秋兰走在我后面,裙摆总被草勾住。

“你慢点。”她喊。

我停下来等她。

她额头上出了汗,鼻尖也红了,手里还紧紧抓着那个旧书包。我想笑她,又怕她生气,只好说:“早知道就别穿裙子。”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裙子,说:“我妈刚给我改好的,下午本来要去我外婆家。”

“那你还来摘荔枝?”

她小声说:“我想吃山上的。”

我心里忽然软了一下。

我们从水渠边绕到山腰。远远看见荔枝树一片深绿,枝头挂着红红的果子,像一串串小灯笼。

山脚棚子那边传来呼噜声。

陈秋兰冲我比了个噤声的手势,眼睛弯了一下。

那一笑,我到现在都记得。

我们猫着腰钻进林子。我爬到一棵低矮的树上,把伸出去的枝条压下来。陈秋兰站在下面,用书包接着。

“这串红。”她仰头说。

“接稳。”

我掰下一小串扔下去,她没接住,荔枝滚了一地。

她急得蹲下去捡:“你小声点。”

我笑:“明明是你笨。”

她抬头瞪我,却忍不住也笑。

那一会儿,我们都忘了怕。

书包装了半满,我从树上下来,手心被树皮磨得发热。陈秋兰把一颗荔枝递给我。

“先吃一颗。”

我剥开,汁水沾了满手。那荔枝甜得发腻,核又小,我一口咬下去,只觉得整个夏天都在嘴里。

她也吃了一颗,嘴角沾着一点汁。我想提醒她,又不好意思,只能看着别处。

就在这时候,山上忽然起了风。

那风来得很急,先是树冠哗啦一响,接着整片林子都动了起来。陈秋兰站在坡边,手里还拿着半颗荔枝,没来得及反应。

风从山坳里卷上来,把她的裙摆猛地掀起。

她惊叫一声,慌忙按住裙子。

我也吓住了,整个人僵在原地,眼睛不知道往哪里放。那一瞬间很短,却长得像过了一整年。

风停下后,树叶还在抖。

陈秋兰的脸一下白了,又很快红起来。她双手死死攥着裙角,眼眶立刻湿了。

“你看见了?”她声音发抖。

我张了张嘴:“我不是故意的。”

她盯着我,眼泪一下滚下来。

“你就是看见了。”

我急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真不是我故意看的,是风吹的,我刚才也没想到。”

她蹲到地上哭,肩膀一抽一抽的。

我从没见她那样哭过。

平时她被老师批评,最多低头不说话。可那天她哭得委屈,像是天塌了一样。

我蹲在旁边,小声说:“你别哭了,等会儿你二叔醒了。”

她抬起头,眼泪挂在下巴上:“周远,你要负责。”

我愣住:“负责?”

她哭着说:“你看见了,就要负责。”

我那时候也傻,根本不懂她嘴里的负责到底是什么。只知道她哭成那样,我心里像被树枝划了一道。

我点头:“好,我负责。”

她吸了吸鼻子:“你说真的?”

“真的。”

“你以后不许笑我,不许告诉别人,不许躲着我。”

她一口气说了三个“不许”,说完又哭。

我赶紧说:“我答应。谁问我都不说。以后你要是怕,我就送你回家。你数学不会,我还给你讲。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听你的。”

她看着我,像是在判断我是不是骗人。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慢慢站起来。

“你发誓。”

我举起右手:“我要是说出去,就让我一辈子考不上大学。”

她本来还哭着,听到这句,竟然愣了一下。

“你傻不傻?”她带着哭腔骂我。

我说:“我不说傻话,你又不信。”

她低下头,用袖子擦眼泪。

山风又轻轻吹过来。这一次,她往我身边站近了一点。

我们没再摘荔枝,匆匆下了山。

到了村口,她把书包里的荔枝分了一半给我。

“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她说。

我点头。

她走了几步,又回头看我:“周远,你刚才说负责,不能反悔。”

我说:“不反悔。”

那之后,我们之间就变了。

以前她喊我讲题,都是把本子往中间一推。后来她会小声问:“你今天送我回去吗?”

我说:“送。”

从学校到她家,要经过一段竹林。以前她总一个人走,后来我每天陪她走到竹林口。她不让我送到门口,说怕别人看见。

有一次下雨,我把自己的塑料雨衣给她,自己淋了一路。

第二天她塞给我两个热鸡蛋,用草纸包着。

“我妈煮多了。”她说。

我知道她撒谎。

她家里不宽裕。她父亲常年在外面修路,母亲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小弟。两个鸡蛋对她来说,不是随手就能拿出来的东西。

我没拆穿,只把鸡蛋放进书包,心里热得厉害。

秋天开学后,班里有人起哄。

“周远,你天天送陈秋兰,是不是定亲了?”

全班哄笑。

陈秋兰低着头,耳朵红透了。

我本来想装没听见,可一想到山上她哭着说“你要负责”,就站了起来。

“别乱说。”我说,“同学之间帮个忙,不丢人。”

教室一下安静了。

陈秋兰抬头看我,眼睛亮了一下。

那天放学,她在竹林边停住。

“你今天为什么替我说话?”

我说:“我答应过你。”

她低头踢着地上的小石子:“只是因为答应过?”

我一下说不出话。

她等了一会儿,没等到答案,转身要走。

我急了,脱口而出:“也因为我愿意。”

她脚步停住,背对着我站了很久。

然后她轻轻说:“那你要好好考。你考上大学,我也高兴。”

我问:“你呢?”

她笑了笑:“我不一定考得上。”

我急了:“我教你。”

从那天起,每天晚自习后,我们都会在教室多留半个小时。我给她讲函数,讲英语语法,她给我整理语文笔记。

我们没有说喜欢。

可那个年纪,有些话不用说。她把削好的铅笔递给我,我把多领的一张草稿纸放到她桌上,都像一场不能被别人发现的秘密。

冬天的时候,陈秋兰家里出了事。

她父亲修路时摔伤了腿,不能干活。家里没了进项,她母亲来学校找班主任,说要让她退学,去县城亲戚家的米粉店帮工。

那天她没进教室,站在走廊尽头哭。

我跑过去问她:“你真不读了?”

她摇头,眼泪直掉:“家里没办法。”

我说:“学费我帮你想办法。”

她急了:“你想什么办法?你家也不宽裕。”

我说不出话。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笑得比哭还难看。

“周远,你已经负责了。”

我心里一酸。

“我还没有。”

她轻轻摇头:“那天在山上,我是害怕,才叫你负责。后来我才知道,一个人肯守住一句话,就已经很难得了。”

我不服气:“可你要走了。”

她说:“所以你更要考出去。你替我看看外面的样子。”

两天后,她真的走了。

她没让我去车站送,只托邻居给我带来一个布包。

里面有一支钢笔,还有几颗晒干的荔枝核。

纸条上写着:那天的荔枝很甜,你别忘了。

我把那支钢笔用到了高考。

后来我考上了桂林的一所师范学校。拿到通知书那天,我第一个跑到镇上的米粉店找她。

可老板说,她早就不在那里了。

“家里带她去了柳州,听说在纺织厂做工。”

我写过几封信,都没有回音。

日子就这样往前走。

我毕业后当了老师,结婚,生子,送走父母,也慢慢老了。很多事情都被生活磨淡,唯独一到荔枝上市,我就会想起一九八七年那座山。

想起陈秋兰哭红的眼睛。

想起她说,周远,你要负责。

二零二三年夏天,我退休后回老家。

村里变化很大,水泥路修到了山脚,旧学校也拆了。那片荔枝树却还在,只是树更老了,枝干粗得两个人都抱不过来。

我在山腰遇见一个卖荔枝的女人。

她戴着草帽,正把刚摘下来的荔枝装进竹筐。她抬头看我,手里的剪刀忽然停住。

“周远?”

我胸口像被什么撞了一下。

她老了,眼角有纹,头发里有白色。可那双眼睛,我一眼就认出来。

“陈秋兰。”

她笑了一下,笑着笑着眼圈红了。

我们坐在荔枝树下,说了很多话。

她后来在柳州进了厂,结了婚,丈夫前几年病走了。她儿女都在外地,她一个人回村承包了几棵荔枝树,每年夏天回来卖果。

我问她:“当年为什么不回信?”

她低头剥着一颗荔枝:“收不到。搬了几次宿舍,信断了。后来想写,又不知道该写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从随身包里拿出那支旧钢笔。

笔帽已经旧了,可我一直留着。

她看见后,手明显抖了一下。

“你还留着?”

“嗯。”

她低声问:“那几颗荔枝核呢?”

“也在。”

她不说话了,眼泪慢慢涌出来。

风从山坳里吹上来,荔枝叶哗哗响。

我看着她,忽然说:“秋兰,一九八七年那天,我答应你负责。后来我想明白了,负责不是把谁绑住,也不是非要娶谁。负责是尊重你,不说出去,不轻看你,也不拿你的难堪当笑话。”

她抬头看我,眼泪挂在脸上。

我继续说:“那天是风的错,不是你的错。你哭,不是丢人。你让我负责,也不是傻。”

她捂住嘴,肩膀轻轻颤着。

过了很久,她才说:“周远,我那时候真的怕。怕你笑我,怕别人知道,怕自己以后抬不起头。”

我说:“所以我一直没说。”

她点点头,笑中带泪:“你这人,真守得住话。”

我也笑:“我怕考不上大学。”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出了声。

那一刻,我仿佛又看见了当年那个站在树下接荔枝的姑娘。

我们没有说如果。

到了这个年纪,很多路已经走完,很多话也不必再改命。

临下山时,她装了一袋荔枝给我。

我说:“我买。”

她摇头:“不用。这次算我还你的。”

“还什么?”

她看着我,认真地说:“还你那句负责。”

我接过荔枝,沉甸甸的。

走到山路口,我回头看她。她站在树下,裙角被风轻轻吹动。只是这一次,她没有慌,也没有哭。

她冲我摆摆手:“周远,回去吧。”

我点头,慢慢往山下走。

一九八七年的广西,那个男孩和女同桌上山摘荔枝,被一阵大风吹乱了整个青春。

她哭着要他负责。

他那时不懂,只会笨拙地点头。

几十年后我才明白,有些负责不是占有,不是承诺一辈子在一起,而是在她最害怕的时候,替她守住体面,也替自己守住良心。

那天带回家的荔枝很甜。

甜得像一场迟到很多年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