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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这句话写出来，脑子里已经有旋律了。
那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上甘岭》，主题曲请了好几位名家试唱，都不满意，最后找到郭兰英。
这一唱就是七十年，从广播电台唱到春晚舞台，从父辈的收音机唱到孙辈的手机。
"一条大河"成了一句全民旋律，不分年龄，不分地域，前奏一响，中国人就会跟着哼。
不止这一首。
《南泥湾》是她唱的，《人说山西好风光》是她唱的，《白毛女》里的喜儿是她演的。
这些名字，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把这些记忆留给中国人的人，走了。
1956年，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曾推出过一部纪录片《春节大联欢》，很多人把它视作最早的“春晚”。
片中华罗庚、钱学森、老舍、巴金、梅兰芳、新凤霞、袁雪芬等著名科学家、作家、表演艺术家欢聚一堂。
左起：范文澜、华罗庚、郭沫若
左起：孙谦、杜鹏程、周立波、巴金、老舍
镜头里，还有个年轻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那就是时年26岁的郭兰英。
她站在观众之中，演唱歌剧《刘胡兰》的著名唱段《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眼神里满是自信与坚毅。
“我既恨旧社会，也感激旧社会。”
她说这话的时候，那件事已经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了。
可你能懂那种感情吗？
有些东西，就是不论多久都无法释怀的。
1930年的冬天很冷。
香乐乡里有一户郭姓人家迎来了他们第6个孩子，取名心爱。
夫妻俩终于有了个女儿都很宝贝她，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
但爱终究还是挨不过现实。
他们一家8口只有两亩地，没人知道吃饱是个什么感觉。
母亲生完心爱坐月子期间，只有半个鸡蛋那么多的小米，用大锅熬一熬喝点儿米汤当饭。
母亲饿，没有奶水。
心爱也饿，哇哇直哭。
母亲抱着心爱，看着女儿沾满泪痕的小脸和愈渐虚弱的哭声，除了跟着流眼泪没有任何办法。
“实在不行就扔了吧，被豺狼吃掉也比死在怀里好。”
这个提议虽然残忍，但至少能让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
小小的心爱就这样被丢到了村外的野地上。
这事儿传到姑姑耳朵里，姑姑一下就急了。
她这儿刚经历了自家小孩的夭折，心碎难忍，兄弟家里却要把健康的小孩扔掉。
于是，姑姑连滚带爬地从炕上爬下来，根本顾不上严寒对坐月子的女人有多不好，赶紧跑到村口把心爱捡了回来。
心爱运气还挺好的。
大概长到了3岁，姑姑便将心爱送回到她爸妈身边，一家人短暂地享受了团圆的日子，可是没到一年，心爱又被送走了。
这次是因为家里的饭又不够吃了，为了活下来得去学戏才行。
还好心爱没跑太远，师父就是同村的老乡。
她吃住在师父家，每天睡觉都要枕着腿，半夜还会被师父拿木棍敲醒，换另一边的腿枕着才能继续睡。
可能是她年纪实在太小，学了一段时间师父就让她回家了。
为了活着，她得跟母亲去要饭。
童年是什么，她根本不知道。
要饭的时候，心爱经常听到同村家里条件不错的小孩抱着本三字经摇头晃脑地背，她偶尔听一耳朵，没多久就也就会背了。
只是没想到这股聪明劲儿，差点儿让她被抛弃第二次。
有人贩子看上心爱的水灵大方，就去游说她父母说，既然吃不起饭不如把孩子卖掉，卖给好人家至少不会饿死。
然后，人贩子塞给母亲8个钱，转身就要带走心爱。
8个钱啊，在当时鸡蛋都买不了几个，就想买个漂亮的小姑娘。
心爱死命抱着母亲，怎么也不肯放手。
“你已经扔过我一次了。”她撕心裂肺地冲母亲吼。
“别再把我扔了，我就算饿死也想死在家里头。”
她说这话时，也就不到6岁，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还没入学。
母亲听了这话，心疼得将心爱紧紧抱住，把人贩子打发走了。
但凡能活下去，谁又真舍得把疼爱的闺女给卖了呢。
母女俩抱着哭了好一阵子，抹抹眼泪，也该面对现实了。
家里是养不起这么多孩子的。
同村的亲戚见他们可怜，就建议母亲将心爱送到太原去学戏。
学一门本领好长大了养活自己，毕竟旧社会穷人家的姑娘日子不好过。
郭家这么一寻思，感觉是条路，于是就带着心爱跑到太原拜师去了。
《算粮登殿》郭兰英饰王宝钏（1944年14岁时演出）
学戏是讲规矩的。
花5个铜子买下这孩子五年的时间，学成了就自立门户赚钱去，学不成就继续无偿当学徒。
学戏期间不论发生什么事家里都不能插手，这孩子如果被打死就只能算他命薄。
但即便如此，签下这份“生死状”对心爱来说仍旧是活下来的唯一希望。
旧社会就是这样。
在太原的科班里，师父给心爱取名郭兰英。
后来她一直想改名，跟领导念叨了很多次，但总是因为种种原因搁置了。
她不想再跟旧社会扯上任何关系，所以格外不喜欢师父给的艺名。
奈何人好像永远无法摆脱他生长的那个时代。
戏班没什么好日子。
每天早上五点就得爬起来去喊嗓子亮声，喊到七点回来练功。
练功用现在的视角看，完全就是残忍的体罚。
郭兰英翻跟头，师父就拿着放羊用的皮鞭在旁边看着，出个错上来就是一鞭子抽到手上，瞬间掉层皮。
可怕的是，有时候没错师父也抽，跟外人说句话师父更是上手就揍。
在科班的所谓规矩，其实就是师父的心情。
饭虽然有，但肯定是吃不饱的。
一天就两顿，每顿只有三个饺子那么大的黑窝窝头，而且必须勒着束腰。
唱戏的需要身形好，可不能让你吃多了。
郭兰英委屈，可那会儿学戏的孩子没一个不委屈的。
他们有些人挨不住了想逃跑，被师父抓回来就是一顿更狠的毒打；有些人就干脆吃毒药自杀，一死了之。
这两件事儿郭兰英都做过，都没成。
可能老天知道她要成大事，舍不得她。
所以那时对郭兰英来说，唯一的盼头就是出名。
等你成了个角儿就能离开师父，不然一辈子都得受这个气。
终于功夫不负人，郭兰英11岁就唱出了点名气，可以赚一些钱了，然而她还是一分都没有，钱全进了师父的腰包。
有一回，戏班子准备了出叫《蝴蝶杯》的戏，原本的主演有事儿需要人临时顶替，师父让郭兰英上。
郭兰英之前没唱过这戏，需要在几天之内把长段的戏词背下来，挺难的。
准备了好久，结果一上台，还是不小心唱错了一句。
那会儿的戏迷可都是专业的，根本不允许你有失误，郭兰英引得嘘声一片。
她走下台，师父上来就是一脚将她踹倒在地。
这还没解气，郭兰英在卸妆，师父又抄起旁边唱戏的枪杆子，使劲儿往郭兰英的背上凿。
她就这么被师父拳打脚踢地揍到家，师父累了，便换成师娘继续。
师娘拿带着钉子的木板抡向郭兰英，也打累了就换师姐接着上。
《翠屏山》郭兰英饰潘巧云（左）
郭兰英不服气，她觉得自己那么短时间做的已经够好的了，所以拒不道歉。
师父就让她跪在搓衣板上，头顶着油灯，什么时候油灯烧完了，这事儿什么时候算完。
她的两个膝盖骨就卡在搓板里头，生生跪了一宿。
那是她第一次反抗师父。
1944年初夏，有人介绍师父去张家口接戏，师父觉着不错便带郭兰英去了。
到那儿之后，郭兰英得到了一身定做的新行头，扮上特好看。
再加上她嗓子好、咬字真、架子也美，引得台下叫好声连连，所到之处乡里乡亲都争先恐后去听。
这头一仗算是打响了，票价猛增，可同样的，郭兰英还是一分钱没落着。
我们现在有“上帝视角”，知道那会儿抗战马上就要胜利了，再坚持一年就解放了。
但彼时的郭兰英不知道。
她还没能离开师父，不知道未来究竟在哪儿，心里很不是滋味。
幸好母亲在这时候找到了她。
郭兰英的母亲一直没忘记自己这个小女儿，每天度日如年。
终于有一天她听人说女儿出息了，成了角儿了，心里特别高兴，立马就带上点钱去太原，可谁知道郭兰英早就不在那儿了。
《天河记》郭兰英饰织女（14岁时演出）
她一路打听一路找，从太原到北平，又从北平跑到张家口。
身上的钱不够了，她就一边要饭一边找，衣裳早就破得不成样子，蓬头垢面跟路边的乞丐无异。
这一路至少有680多公里。
如果不是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估计没几个人能坚持走下来。
到了张家口，母亲在戏院门口徘徊了好一阵子，看门人见她落魄没让她进。
“那是我孩子在唱戏。”母亲狗搂着腰求看门人放行，“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陪着我去。”
台上郭兰英正在唱《杀子报》，这戏讲的是一出母亲与僧人私通被亲生孩子发现后将其杀死的故事。
郭兰英扮孩子，正跪在那儿哭，喊着：“妈，妈你不能杀我呀！”
这么多年没见，门外的母亲还是一下就听出了郭兰英的声音。
她扶着看门人的手臂再次求对方：“你听，这就是我孩子在叫我呢！你们就让我进去吧！”
看门人心软了，扶着母亲颤颤巍巍地进了院子。
然后，整场戏母亲都在台下哭，哭到所有观众都以为这女人是疯子。
“那个时候我妈妈一手提着个破篮子，一手拄着木棍儿，披散着头发，瘦得皮包骨头，哆哆嗦嗦地叫我的小名。”
很多很多年后，郭兰英已经是全国备受尊重的歌唱家，她讲到这里几度哽咽，不停地擦着眼泪。
彼时的她比当年的母亲还要年长许多。
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收复张家口。
派来了工作队，对旧社会的艺人们特别好，给他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还帮他们识字、学文化。
在工作队的帮助下，郭兰英终于摆脱了给师傅做学徒的日子，有了间房屋，跟母亲两个人住下。
那是她从未体会过的安稳和自由。
郭兰英干了两件大事儿：一是给自己缝了套军装，二就是把嘴里那两颗金牙拔掉扔了。
旧社会的戏子都会镶金牙。
这样在台上一笑就能露出来，显得时髦又有身份。
但革命的队伍里大家都很朴素，郭兰英觉得自己身上带着旧社会的烙印，连笑都不敢笑。
终于有一天她下定决心，徒步走了15里路，到县城随便找了家牙科诊所就要拔牙。
牙医挺奇怪的：“怎么别人想镶金牙没的镶，你还偏要拔掉？”
郭兰英急了，说：“要你去掉你就去掉，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等拔了金牙，郭兰英从兜里掏出一大把钱，数都没数便扔在桌上，转身就跑。
牙医站在店门口喊她：“诶，你的金牙带走啊！”
郭兰英甩甩手：“我不要了，都给你吧。”
她还记得那天自己是一边唱歌、翻跟头，一边跑回去的。
她感觉整个人都轻松得快要飞起来。
那是属于她自己的第一次小小的革命。
她感到新生活是那么充满希望。
1947年，郭兰英进入华北联合大学戏剧系，边学习边参加秧歌剧《王大娘赶集》《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等剧目的演出。
那年她只有17岁，比现在的大一新生还小，却早已看尽生活最丑陋的一面。
但是她却说：“我对师傅从来没有怨恨，只有感激。”
那人差点要了她的命，却也教给了她赖以生存的能力。
大家都不过是旧社会的一个棋子罢了。
郭兰英成了大学生，也加入了华北联大文工团成了一名文艺兵。
她第一出惊艳到众人的戏就是《白毛女》。
那时喜儿是由我国著名女高音家王昆出演的，由于一些突发情况不得不让郭兰英临时顶替。
没想到这次，郭兰英不仅把词背得滚瓜烂熟，连曲调、对白、身段的细节都把控得十分出彩。
她演了自己最爱的戏，还火了。
日子好像终于待她温柔了些。
《白毛女》郭兰英饰喜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 郭兰英随部队去慰问士兵时，没有酒喝了就直接跟山西老乡干醋。
生活的磨砺并没让她畏畏缩缩，反而造就了一种豪爽的性子。
1956年12月，导演沙蒙拍摄了反映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英勇抗敌、热血奋战的经典影片《上甘岭》。
《上甘岭》海报
作品大部分拍摄完成后，沙蒙却突然喊停，原因是他还没找到适合这个故事的主题曲。
沙蒙请来了曲作家刘炽和词作家乔羽。
“沙蒙同志，你到底对这首歌有啥要求？”乔羽一到剧组就直接问道。
沙蒙想了想，说：“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以后我的电影没人看了，你这首歌也还照样有人唱。我就要这样的歌。”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乔羽花了两个礼拜就写下了这段歌词。
他想，大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大河”，也许如今看来那只是蜿蜒的小溪，但你年纪尚浅的时候就是会觉得那条小溪宽敞如“大河”。
每每想起属于你的河，就想起了家。
然后，等刘炽也谱完曲子，他们找了好些人来试唱，效果都不怎么样。
“全国会唱的我都请了，怎么都不行呢？”沙蒙导演忍不住抱怨。
“那全国就一个能唱的你不请，请谁也没用。”乔羽调侃他。
“那你说请谁？”
“你请郭兰英就完事儿了。”
乔羽和郭兰英都是华北联大的同学，他了解她的实力。
郭兰英受邀来，只唱了一遍就征服了所有人。
《我的祖国》就这样传唱大江南北。
沙蒙导演也确实谦虚了，他的《上甘岭》同样成了中国影史的经典之作。
“没有我的祖国，哪里有我郭兰英。”
她这一语双关用得巧，道尽了心里的话。
随着《我的祖国》的大获成功，郭兰英再次受到邀请为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演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同样流行至今。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照
然而还没安稳几年，命运就变卦了。
30岁那年，意外导致郭兰英脊椎受伤，她在部队一躺就是半年。
彼时医疗条件差，医生跟她说可能这辈子都起不了身了。
郭兰英心里几乎是绝望的。
开始她也想要一死了之，但总还有太多事放不下。
“我还没报答对我的恩情，我就这样，又对得起谁呢？”
然后，郭兰英下定决心，挺过了漫长、痛苦又熬人的复建，竟然终于站了起来。
要知道她现在的脊椎还是拧着个儿长的，坐久了还会酸痛，可想当年的疼有多揪心。
医生着实被吓了一跳：“真是奇了怪了，难道你比我们的药还厉害？”
郭兰英没说什么，只是不停地道谢。
其实，她不是什么争强好胜的人，也并非有多坚韧。
她只是不想辜负党和人民的栽培，想要用一生来报恩。
她再一次赢了所谓的“命”。
身体恢复后，郭兰英的歌剧《春雷》被拍成电影艺术片，讲述战争时期，湘江两岸如春雷一般震撼的农民运动。
1963年，郭兰英举办独唱音乐会。
她开创了民族声乐个人演唱会的先例，在歌剧唱法“土”“洋”之争的热潮中，另所有人心悦诚服。
周恩来总理还亲临现场观看了首场演出，并给予充分的鼓励和肯定。
然后，她有了参加《东方红》的机会。
196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5周年，北京、上海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七十多个单位的舞蹈工作者、诗人、作曲家、舞台美术工作者，以及工人、学生、少先队等业余合唱团总计三千余人，都参与到了这场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中。
郭兰英和周总理
在大联排的时候，总导演周恩来总理对《南泥湾》提出了异议。
这首歌讲的是原本荒芜一人的南泥湾被改造成万亩良田的故事，一向都是由美声唱法的团队合唱。
周总理希望这首歌能用民族唱法来演绎，并直接点名郭兰英。
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她匆忙赶回国内，离《东方红》的正式公演只剩不到十天。
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郭兰英还是编排了很多小细节。
比如表演时她走的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开始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更是将敬和爱完全表现了出来。
打那之后，《南泥湾》似乎比从前更火了，以至于不少年轻人都以为是郭兰英的原唱。
关于这事儿，郭兰英在后来的不少节目里头严肃澄清过。
“我唱《南泥湾》的时候，人家已经唱了好几年了！我只不过是有幸参加了伟大的《东方红》，被更多人认识了，就有人说是我首唱。”
郭兰英的语气急了起来：“这可不行啊！这可绝对不行的！”
她身上那股较真的劲儿，一刻都没消停过。
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
在纪念周总理的活动彩排中，郭兰英唱了一首传统民歌《绣金匾》。
原本的歌词是： “一绣毛主席，二绣总司令，三绣解放军......”
可是每每唱到第三段的时候，郭兰英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流，甚至让她罕见地忘了词。
“三绣周总理，三绣周总理......”
郭兰英默念着，最后还真的把歌词给改了。
她对歌词的改编，受到了现场观众的热烈回应。
一曲唱罢，她好像终于明白了12年前周总理在《东方红》后台对她说的那番话。
周总理曾说：“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能表演，但你有没有想过年纪大一些了怎么办？”
彼时郭兰英年纪轻轻一身的傲气，仰着头对周总理说：“到时候，革命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周总理只是笑笑，没有再说话。
原来周总理对她的期望，远远高于一个“歌剧表演艺术家”的头衔。
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决定告别舞台。
最后一场在天津进行。
“我从小就没了爹娘，一直把群众当父母。这场演出是女儿献给他们最后的礼物。”
站在舞台上的郭兰英，黯然神伤。
道别，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场演出，她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她要把最精彩的戏留在观众的记忆里。
倒数第二场是郭兰英的代表作《白毛女》中白毛女下山的《恨死高山愁似海》选段。
没想到年岁久远的地毯太滑了，郭兰英一个没注意就从“山上”摔了下来，当时就站不起来了。
观众一阵惊呼，看的人也能感觉到这一跤摔得不轻。
但郭兰英没管那些，咬牙接着唱。
接下来的压轴大戏《窦娥冤》同样一点没含糊，走圆场、转圈、蹲下、拜父这些复杂的高难度动作，她照做不误。
等最后的大幕拉起，郭兰英直接瘫在舞台上，动都动不了了。
到医院一检查，竟然是骶骨粉碎性骨折。
骶骨上连腰椎，下接尾椎，是非常重要的部分，粉碎性骨折放在一般人身上，几乎是无法行动的，郭兰英竟然完整地演完了一出戏。
“我真的是心都碎了。”
后来，搭档柳石明每每讲起这个故事，都眼含泪水。
郭兰英总是在一旁听着，脸上看不出任何脆弱的表情，只有眼神坚毅。
她好像觉得，她就应该那么做。
没什么可夸赞的。
“一切为了观众”， 让她坚持下来的理由，就是这么简单的6个字而已。
1986年，郭兰英与丈夫万兆元卖掉全部家产，南迁广州创办了郭兰英艺术学校。
随后，她便将生活的重心放在了教学上，为文化艺术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我好像不会做别的事，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把民族艺术传承下去，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
然后，郭兰英抬眼直视镜头，好像她想对话的人就坐在面前。
她说：“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嘱托吧。”
在学校里，郭兰英言传身教、亲力亲为，为祖国的歌唱事业培养出众多人才。
当有人开玩笑地问她，会不会也让自己的弟子们压着腿睡觉的时候，郭兰英赶紧摇摇头。
“那怎么会，我可舍不得。”
她说这话时表情异常严肃。
不知道这背后故事的人，还以为她是个开不了玩笑的“老顽固”。
曾经旧社会带来的痛，在她这里结束就够了。
1998年，郭兰英的丈夫万兆元去世。
两人相识时，郭兰英已经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
她的前夫方浦东，是我国著名的歌剧舞剧院笙笛演奏大师、首席演奏家。
跟方浦东结婚没多久郭兰英就怀孕了，她在孕期去慰问演出，因意外不幸滑到流产，导致无法生育，两人便离了婚。
在遇到万兆元之前，郭兰英一直是跟母亲相依为命。
万兆元是著名的国画家，代表作有《春曲图》《荷塘》《乌江雪山》等，作品曾在日本、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展出，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他不在意郭兰英是否能有小孩，只想与爱人天天生活在一起。
两人婚后过着简朴的生活，吃的菜大多是自己种的。
他们都喜欢安静，有时候什么也不用说，就一起画画或者听音乐就很好。
每每听到《梁祝》郭兰英都会很动情地对丈夫说：“真不敢想象，今后没有了你，我该怎么活。”
为了帮助妻子开办学校，万兆元曾跟郭兰英一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走了17个省市调查民歌的生命力，并最终决定放弃在京优越的生活，全身心致力于教书育人。
不少人替郭兰英唏嘘。
他们心疼她孤苦，说她膝下无子、老无所依。
但郭兰英却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过任何个人感情问题。
没人能看透她的内心，只能通过旁人讲的故事猜测一二。
反正旧社会的苦日子都挺过来了，不是么？
所谓的“命运”，好像总是她的手下败将。
失去爱人后，郭兰英一心投入到教育中。
郭兰英为2013中国少年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题词
办学校挺难的，据说后来为了为了修高速，学校有一半的用地被征收，硬件设施也拆了不少。
为了重新筹办学校，郭兰英连吃饭的钱都省，就想让孩子们能早点回来念书。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她必须要尽力。
她的这一生都是如此。
2019年9月17日，国家授予郭兰英“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同年，郭兰英获得“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的称号。
然而这些名号终究不过是身外之物，根本无法用来总结她的一生。
她的一生是什么？
没人能总结。
兴许乔羽乔老爷的话，最实在。
他说：“那郭兰英多会唱啊。”
这些旋律还会一代一代传下去。
前奏一响，中国人就会跟着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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